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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愷

    宇文愷

    中文名:
    宇文愷
    別名:
    字安樂
    國籍:
    隋朝
    人物簡介:

    宇文愷(555年~612年),中國隋代城市規劃和建筑工程專家。字安樂,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陜西靖邊縣境內)人,后徙居長安。出身于武將功臣世家,自幼博覽群書,精熟歷代典章制度和多種工藝技能。官至工部尚書。

    宇文愷參與事件/話題
    中文名
    宇文愷
    別名
    字安樂
    國籍
    隋朝
    民族
    漢化鮮卑人
    出生地
    長安(今陜西西安)
    出生日期
    西魏恭帝二年(555年)
    逝世日期
    大業八年(612年)十月
    職業
    建筑學家、工部尚書
    信仰
    科學
    主要成就
    設計建設多個歷史名城

    簡介

    宇文愷(555~612)隋代建筑家。字安樂。祖先是鮮卑族,西魏以來漢化。父親宇文貴,西魏十二大將軍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時名將,隋時官至右領軍大將軍。宇文愷為武將世家,父兄皆以弓馬顯名,他獨好學,擅長工藝,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參預。大業八年(612)十月,宇文愷卒于工部尚書之位,謚曰康。

    個人經歷

    出生顯赫

    蜚聲中外的唐代都城長安,以及東都洛陽,實際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創建這兩座歷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學家宇文愷。宇文愷,字安樂,鮮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生于長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個顯赫的豪門。其父宇文貴。據《周書》本傳說,“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后來從軍,屢建軍功,地位也扶搖直上。北魏時,即爵封革融縣侯,官拜武衛將軍,閤內大都督。西魏時,進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興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時,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封許國公,歷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職。卒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卒,贈太傅,謚曰穆。宇文愷的長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時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上柱國。二兄宇文忻,十七歲時即以軍功被北周政權賜爵興國縣公,拜儀同三司,后又因戰功進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國,進爵英國公。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的宇文愷,二歲時就被贈爵雙泉縣伯,六歲時襲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將門的宇文愷卻不好弓馬,而喜好讀書。《隋書》本傳說“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并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這段記載可窺知他為學的大致情況。

    初露鋒芒

    北周末,宇文愷累遷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二年(580年),楊堅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愷又被任命為上開府、匠師中大夫。據《唐六典》卷二三“將作都水監”記載:“后周有匠師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宮室之制及諸器物度量。”又據考證,北周設有“匠師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當時年輕的宇文愷已經在建筑科學和工程管理方面嶄露鋒芒。

    建仁壽宮

    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詔營建新都大興城(今陜西西安),以愷為營新都副監,時高颎雖為大監,不過總領大綱,而規模計劃皆出自宇文愷。開皇三年,新都建成,而倉廩尚虛,需要大量轉運關東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運。四年,下詔興建漕渠,令宇文愷率領水工鑿渠,引渭水通黃河,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余里,名叫廣通渠。渠成后,轉運便利,隋唐關中的富庶頗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殺事件的牽連,一度罷官居家。開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陜西鳳翔)建仁壽宮,經右仆射楊素推薦,文帝任命愷為檢校將作大匠,后又拜為仁壽宮監、將作少監。在楊素主持

    下,仁壽宮建造得非常華麗,成為隋文帝經常臨幸的別宮。

    隋煬帝楊廣即位后,要營建洛陽,又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后遷將作大匠。宇文愷把東都建筑得極其壯麗,因此被升為工部尚書。他曾經建造大帳,帳下可以容納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殿上可以容納侍衛數百人,行殿下裝輪軸,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議按古制建筑明堂,“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雖然沒有興建,卻表現了他的巧思和學識的淵博。大業八年(612年)宇文愷卒。

    歷史貢獻

    大興城的營建

    大興城(今西安城)

    581年,楊堅建立隋朝,是為隋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大肆誅殺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殘余勢力。宇文愷原也被定入誅殺之列,由于宇文愷家族與北周宗室有別,二兄宇文忻又擁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華深得隋文帝的賞識,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廟”,宇文愷被起用,任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負責宗廟的興修事務。宗廟建成后,被加封為甑山縣公,邑千戶,隨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興城的營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時,仍承襲北周以長安城為京都。長安城始建于漢代,已有近八百年的歷史,城市已顯得過于狹小,宮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嚴重不暢,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嚴重污染,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通直散騎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咸鹵,不甚宜人。”于是決定另建新都。

    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詔:“此城從漢,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于是“詔左仆射高颎、將作大匠劉龍、巨鹿郡公賀婁子干、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由于楊堅在北周時曾被封為大興公,故新都命名為大興城。

    大興城的營建,史稱“制度多出于颎”,“高颎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于愷”。宋代的宋敏求在《長安志》中也說在隋大興城興建時,“命左仆射高颎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將作大匠劉

    龍、工部尚書巨鹿郡公賀樓(婁)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龍義并充使營建”。可見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總的制度,并負責總的施建方針,而具體的規劃、設計則是由宇文愷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協助負責施工和材料管理諸事務。

    大興城的興建,不是在舊有基礎上進行改建、擴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時間內按周密規劃興建而成的嶄新城市。全城由宮城、皇城和郭城組成,先建宮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開皇二年(582年)六月開始興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興城,次年三月即正式遷入使用,前后僅九個月,其建設速度之快實令人驚嘆。整個工程的規劃、設計、人力、物力的組織和管理都應是相當精細和嚴謹的。在規劃設計和建設施工中,還得考慮地形、水源、交通、軍事防御、環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場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為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的特點等諸多方面的因素,解決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因此大興城的興建標志著當時的中國所達到的經濟和科學技術水平。

    有人曾列舉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積進行比較:(1)隋大興城(唐長安城),583 年建,面積84.1 平方公里;(2)北魏洛陽城,493 年建,面積約73 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1421—1553 年建,面積60.2 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 年建,面積50 平方公里;(5)隋唐東京(洛陽城),605 年建,面積45.2 平方公里;(6)明南京,1366 年建,面積43 平方公里;(7)漢長安(內城),建于公元前202 年,面積35 平方公里;(8)巴格達,800 年建,面積30.44 平方公里;(9)羅馬,300 年建,面積13.68 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 年建,面積11.99 平方公里。從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國古代都市的規模之大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而大興城則更是位列榜首,堪稱世界第一城。

    大興城的規劃吸取了曹魏鄴城(故址在今河北臨漳鄴鎮東)、北魏洛陽城的經驗,在方整對稱的原則下,沿著南北中軸線,將宮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則圍繞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面。分區整齊明確,象征著皇權的威嚴,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京都規劃和布局的獨特風格,反映了統治者專制集權的思想和要求。特別是把宮室、官署區與居住區嚴格分開,是一大創新。北宋呂大防在《隋都城圖》題記中,曾稱贊大興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說:“自兩漢以后,至于晉、齊、梁、陳,并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宮城位于南北中軸線的北部,“東西四里(不含掖庭宮),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實測東西長2820.3 米(含掖庭宮),南北寬1492.1 米。城內有墻把宮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興宮,由大興殿等數十座殿臺樓閣組成,是皇帝起居、聽政的場所。東部為東宮,專供太子居住和辦理政務。西部為掖庭宮,是安置宮女學習技藝的地方。

    皇城(又稱子城)在宮城南面,由一條橫街與宮城相隔,“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

    步”,實測東西長與宮城相同,南北寬為1843.6 米。皇城是軍政機構和宗廟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左宗廟,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間,凡省六,寺九,臺一,監四,衛十有八。東宮官屬,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又稱羅城、京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實測東西長9721 米,南北寬8651.7 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劃分為一百零八個里坊和兩個商市,形成棋盤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既形象又貼切地描繪了大興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寬。通向城門的街道之寬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寬的是界于宮城和皇城之間的橫街,寬達220 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軸線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寬150 米;不通城門的街道寬42—68 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墻內側的順城街,寬25 米。里坊都筑有坊墻,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開四個坊門,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開東西二門,有一條橫街。這些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一個交通網絡,井然有序。各大街的兩側都開有排水溝,街道兩旁植以榆、槐為主的行道樹,株行距整齊劃一,使道路成為寬廣筆直的林蔭大道,為城市增添了風采。

    在大興城的規劃和興建中,對于環境美化和給排水問題,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整個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灃河,東依灞水、浐水,南對終南山。根據其地理環境和河道情況,開鑿了三條水渠引水入城。城南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東為龍首渠,龍首渠又分出兩條支渠。三條水渠都分別流經宮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決給排水問題,而且可以進行生活物資的運輸。水渠兩岸種植有柳樹,形成了“渠柳條條水面齊”的宜人景色。城東南還開辟有曲江“芙蓉園”,其“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游賞盛于中秋節。江側菰蒲蔥翠,柳蔭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是全城的風景區和旅游區。

    在大興城的規劃、設計中,也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沒有很好地考慮當時社會發展的需求,城市規模過大,超越了時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經過隋唐兩代三百多年的時間,始終沒有多少住戶,非常冷落荒涼。正如宋敏求所說:“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其二是大興城的道路雖然很寬,但全是土路,雨雪時泥濘不堪,難以通行,有時連上朝都得停止。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間較高,兩側有寬、深各兩米多的水溝,但由于城內地形起伏較大,排水仍有困難,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墻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發生。

    其三是在漕運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問題。有時漕運不通,即造成糧食供應匱乏。為此,終于釀成了都城的東遷。

    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科技條件下,大興城有如此規模的建設和成就,是值得人們贊頌的。大興城的設計和布局思想,不但對中國后世的都市建設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日本、朝鮮的都市建設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興城的布局特點而建造的。平城京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齊有序的棋盤狀。宮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貴族邸第圍繞,明顯地體現著大興城的特征。

    東京洛陽城的營建

    開鑿廣通渠工程

    營建東京是宇文愷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另一個重大成就。開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愷又受命負責開鑿廣通渠工程。據記載:“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余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其后,宇文愷出任萊州(今山東掖縣)刺史,“甚有能名”。

    開皇六年閏八月,宇文愷之二兄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因謀反被誅,宇文愷也受株連而解職,“除名于家,久不得調”。

    仁壽宮工程的籌劃和設計

    開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楊素在岐州(今陜西鳳翔)北營造仁壽宮。楊素以宇文愷有巧思,“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負責仁壽宮工程的籌劃和設計。“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整個宮殿區“制度壯麗”,是一組極其雄偉的宮殿建筑群。開皇十五年三月,仁壽宮建成,宇文愷被任命為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接著又被任命為將作少監。

    仁壽二年(602年)八月,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卒。閏十月,楊素和宇文愷受命營造皇陵太陵。獨孤皇后葬

    后,宇文愷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

    洛陽故都建新城

    仁壽四年七月,隋煬帝楊廣繼位。鑒于大興城位置偏西,又水陸交通不便,也為了更進一步加強對河北、山東以及江淮地區的控制,決定在洛陽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為東京。十一月癸丑,隋煬帝在巡幸洛陽時下詔說,洛陽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今可于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

    建成大型城市

    據《隋書·煬帝紀》記載,大業元年(605年)三月丁未,隋煬帝“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又據《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大業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其營建過程前后僅歷十個月,是又一座在短時間內經周密規劃、設計、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營建東京時,宇文愷“揣帝心在宏侈,于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故此宇文愷博得隋煬帝的歡心,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其間,宇文愷還受命在河南郡壽安縣(今河南宜陽)營造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為此,曾“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

    政治、經濟和交通的中心

    東京一名東都,又謂“新都”。它位于漢魏洛陽城之西約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對龍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正如李吉甫所說:“北據邙山,南直伊闕之口,洛水貫之,有河漢之象,東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陸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為陪都,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和交通的中心。

    東京的營建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據《隋書·食貨志》記載:“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大業雜記》中記載:“初衛尉劉權、秘書丞韋萬頃總監筑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余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萬人。”唐初張玄素曾對唐太宗言及他所見營建東都的情況,說:“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今江西境)采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若用木輪,便即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赍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余費又過于此。”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狀況。建造大興城的用工狀況,雖缺乏史料記載,但參照有關東京的記載,當與東京的用工數量相當。

    東京規模

    東京規模略小于大興城。據勘探,它的東城墻長7312 米,南城墻長7290米,北城墻長6138 米,西城墻長6776 米,總計周長27516 米,合55 里。平面呈南寬北窄的不規則長方形。全城亦是由宮城、皇城、郭城所構成。洛水由西而東穿城而過,把城分為南北二區。由于地形的關系,東京不似大興城那樣強調南北中軸線和完全對稱的布局方式,其宮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個規劃力求方正、整齊,仍與大興城相似。

    宮城名紫禁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衛。城中隔城二,在東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圓璧城,次南曜儀城”。宮城內有乾陽殿、大業殿等數十座殿、閣、堂、院,極其富麗堂皇。李吉甫稱:“(東京)宮室臺殿,皆宇文愷所創也。愷巧思絕倫,因此制造頗窮奢麗,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陽殿最為奢華,是皇帝舉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國使團的地方。“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房脊兩端的獸)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掍鏤檻,欒櫨百重,楶拱千構,云楣繡柱,華榱璧珰,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宮城正門則天門,“門上飛觀相夾,門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淵令人焚毀另建。

    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宮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會通苑,在今洛陽澗西一帶。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繞龍鱗溝。”苑內引澗河匯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臺觀殿閣布置在山上,風景非常壯觀。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堂殿樓觀,極為華麗。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愷還修筑了月陂。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記載:“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彌漫東流,宇文愷筑斜堤束令東北流。當水沖,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陂。”

    國家糧倉

    宮城的東北面為含嘉城,城里為含嘉倉,是一座貯藏糧食的大型國家糧倉。據《大業雜記》記載:“大業元年,煬帝建東都洛陽,在宮城東建含嘉倉。”據1969 年以來的考古發掘,含嘉城的總面積約43 萬平方米,四面有城墻,城墻為挖槽夯筑而成。在倉城的東北和偏南地區,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圓形或橢圓形的地下糧窖287 座,估計全城的地下糧窖應在400 座以上。由于東京漕運方便,又在含嘉城內儲藏了大量糧食,避免了大興城發生糧荒的問題,使其糧食供應得到了保障。

    皇城

    皇城名太微城,亦稱南城、寶城,“東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宮垣”。城中有五條南北向街道,四條東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衛、社、廟等建筑。

    郭城

    郭城稱羅郭城,隋時僅筑有短垣,“東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實測南北最長處7312 米,東西最寬處7290 米。全城縱橫大街各十條,一般寬41 米,把全城劃分為“里一百三,市三”。這些里坊

    分布在北區的東部和整個南區,其中南區的里坊與街道最整齊。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長方形,面積比大興城的里坊略小,坊內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臨街開門的住宅隨之增多,這樣就使城內各部分的關系顯得比較緊湊。

    大興宮的建造布局天人合一,從六坡的高度看,地勢從北到南漸次降低。那么宮城所處的位置則相對較低。不把宮城設置在最高處另有原委。根據天上星宿的位置,最為尊貴的紫薇宮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極為中樞,東、西兩藩共有十五顆星環抱著它。紫薇宮即皇宮的意思,皇帝貴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應該相對應,應此,只能把皇宮布置在北邊中央位置。而且北有渭河相倚,從防衛角度看,也具安全性。

    設計缺陷

    但是這種追求理念的設計似乎也有缺陷。隋代的皇宮——大興宮到唐朝繼續沿用,只是改名太極宮。而太極宮很快就被大明宮所取代,究其原因,就是應為太極宮地勢較低,而長安城盛夏氣溫很高,使得住在太極宮有“湫濕感”。為此從秦至唐,每逢夏季,統治者都要到夏宮去避暑。唐太宗選定長安城北禁苑中龍首高地,營造大明宮,為太上皇消夏的夏宮。后來唐高宗李治又接著以為完成的大明宮為基礎,進行大規模的再建工程。大明宮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宮聽政。此后二百余年,大明宮都是唐代主要的朝會之所,成為唐王朝的統治中心和國家象征。

    史書記載

    《隋書·宇文愷列傳》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并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于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后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颎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于愷。后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后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于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仆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檢校將作大匠。歲余,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

    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于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

    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

    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后賞賚,不可勝紀。

    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云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寧,盡妙思于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減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兇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樸。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浚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谷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樸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核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并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并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并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云:“復廟,重屋也。”

    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

    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

    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并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太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

    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

    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

    《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鶉尾,其圓墻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余雜碎,一皆除之。”

    臣愷案,天垂象,圣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后魏于北臺城南造圓墻,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后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后元叉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范,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

    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后,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余,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余,闊四尺許,兩兩相并。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后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于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長安布局

    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84平方公里的面積,百萬人口,唐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大壯麗的都市,全城幾乎為方形,以坐落在城北的宮城為中心主體,宮城,皇城,郭城,漸次展開。一條寬達150米縱貫南北中央的朱雀門街為中軸線

    ,將都城劃分兩邊:街東街西各有55坊。坊里的數目、位置的排列,面積的大小,形制,都左右對應。格局猶如棋盤,白居易為此生動地描繪為:千百家似圍棋局 十二街如種菜畦。”長安城這種布局可以說是中國封建

    左祖右社

    王朝權利高度集中的體現。長安城每面城墻都開三門,沿襲漢制。布局既巧妙又暗和古禮:皇城東南角有太廟,西南角立太社,正是“左祖右社”。皇城兩側兩側有南北縱列13坊,象征著一年有閏,正南則是東西4排坊。意味著一年有四季,南北9排坊,取自《周禮》九逵之制。而里坊的管理更是以嚴格控制為思路:坊里的四周以圍墻封閉,每面僅開一扇門,而皇城南邊4列36坊只開東西兩門,有人說是怕開了門沖泄了王氣,其更真實的原因是為了保證皇城的安全。城門和坊門早晚都要定時開閉,以擊鼓為準,并實行宵禁制,犯禁還要遭到拘禁鞭撻。唐玄宗時,才下詔規定每年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可以開夜市,以慶祝上元節。作為古代東方最偉大的城市,長安城以規模宏大、設計周詳、制度嚴謹、布局井然,成為都城建筑歷史上的典范。磅礴壯麗的長安是中華古典文明的極致。

    晚年活動

    大業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愷跟隨隋煬帝北巡。在此期間,他奉命修筑長城,創制了三項活動性的建筑物。

    關于宇文愷修筑長城事,有的論著僅引述《隋書》本傳的記載:“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未指明修長城時間,所修是哪段長城。查史籍記載,隋煬帝在位時修長城有兩次。第一次修長城在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榆林郡系大業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及黃河東岸托克托、和林格爾一帶。紫河在定襄郡大利縣,《隋書·地理志》中記載:“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南部清水河縣境。紫河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山西省西北長城外之渾河,蒙古語名為烏蘭穆倫河。第二次修長城在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萬筑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可見該役已結束。據《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此榆谷當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長城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據《隋書》本傳記載,宇文愷規度長城事是在“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之后,而據《隋書·煬帝紀》上記載,宇文愷拜工部尚書是在大業四年,因而其所修長城似應為第二次。實際上此記載有誤,因宇文愷大業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業三年隨隋煬帝北巡時,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書》本傳長城役記載之后,也說“時帝北巡”,宇文愷在此期間造大帳和觀風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愷規度長城之役為煬帝時的第一次修長城,即大業三年七月,所修長城為榆林至紫河一段。

    活動筑物

    大帳

    造于七月。《隋書》本傳記載:“時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資治通鑒》卷一八零也記載:“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千人。甲寅(15 日)帝于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北史·煬帝紀》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觀風行殿

    造于八月。據《隋書》本傳記載:“又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又《資治通鑒》卷一八零也記載:“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

    行城

    造于八月。《資治通鑒》卷一八零記載:“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干,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其中,大帳當是大型帳篷。觀風行殿應是一種活動性建筑,上面為宮殿式木構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裝;下面設置輪軸機械,可以推移,惜其具體形制和結構史無明言,難以詳悉。行城應是一種板裝并附有布屏的圍城,《資治通鑒》雖未明言系宇文愷所作,但其記述緊接在造觀風行殿之后,當亦是宇文愷負責制作的。

    另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一記載,大業五年(609年)六月,隋煬帝西巡,至張掖(今甘肅張掖)時,亦“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余國”。此觀風行殿是否即是大業三年宇文愷所造的,抑或是重造,錄以備考。

    這些大型的活動性建筑,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在機械制造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

    明堂設計

    除了規劃、設計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愷還在明堂設計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傳說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為中國古代舉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會及祭祀、慶典、選士、教學等大典,都在其中舉行。也可以說,明堂象征著帝王的權威,即所謂“天子坐明堂”。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對明堂制度非常重視,但具體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樣子,則僅憑臆測,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因而各代雖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舉,卻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陳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議事日程。開皇十三年(593年),詔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定明堂制度,當時任檢校將作大匠的宇文愷曾獻上明堂本樣。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復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宇文愷所獻的明堂木樣受到隋文帝的贊賞,但由于諸儒異議,久不能決,而作罷。“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內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隋煬帝繼立之后,宇文愷又上“明堂議”及明堂木樣。關于宇文愷所上明堂議及木樣事的具體時間,據《隋書·禮儀志》一記載:“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則似應該是在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都開始之前,即大業元年一、二月間。但此時隋煬帝剛登位不久,忙于鞏固其統治地位,又欲興建東都,宇文愷是很會揣測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時奏上“明堂議”及木樣。而此記載也僅言大業中,若是在大業元年初,當會指明是大業初,而不會稱“大業中”的。據《隋書·宇文愷傳》記載:“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資治通鑒》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說:“會遼東之役,不果行。”隋煬帝征遼東之役,是大業七年著手進行準備,第二年發兵的,則宇文愷所上的奏議和木樣當在大業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間,這應是比較可信的。

    宇文愷所上的《明堂議表》除引經據典,考證明堂制度外,還附有建筑設計圖和立體木制建筑模型。為完

    成此一工作,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他“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建筑考古學文獻。雖說其所議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說,無能定論,但從他所繪制的建筑圖和據此制作的木制立體模型,卻可以推斷他已經使用了比例尺。這種利用比例關系繪制建筑圖和制作立體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國建筑史上是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大業八年三月,隋煬帝征伐遼東(今遼寧遼陽)時,宇文愷亦隨行。為了渡過遼水(今遼寧大凌河),“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于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宇文愷所造浮橋雖因測量河寬不準確而未能成功,但卻為何稠的接橋工作奠定了基礎。為此,他“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大業八年(612)十月,五十七歲的宇文愷卒于工部尚書之位,謚曰康。

    史載著作

    宇文愷在建筑學方面的著述有《東都圖記》20 卷,《明堂圖議》2 卷,《釋疑》1 卷,均見行于世。但除《明堂圖議》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來都亡佚了,這實是建筑學史上的一大損失。

    個人評價

    宇文愷的一生,主要是擔任營造方面的高級官員,主持過許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著相當于工程總指揮、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在他設計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開鑿廣通渠,客觀上有利于國計民生外,其余大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宮殿建筑,不顧勞民傷財,取悅帝王。如營造仁壽宮時,“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除之”。營建東京時,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今河南滎陽),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于道”。長城之役,“死者十五六”。建仁壽宮和東京的工程,宇文愷雖掛的是副職,但他是實際的負責者,因此功過與他都有直接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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