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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拭

    張拭

    本名:
    張栻
    別稱:
    南軒先生,張宣公
    字號:
    字敬夫,號南軒
    人物簡介:

    張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后避諱改字欽夫,又字樂齋,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后世又稱張宣公。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市)人,右相張浚之子。南宋初期學者、教育家。

    生于南宋高宗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主管岳麓書院教事,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遷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祐觀。其學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從祀孔廟,后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朱熹、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宋朝名人推薦
    本名
    張栻
    別稱
    南軒先生,張宣公
    字號
    字敬夫,號南軒
    所處時代
    南宋
    民族族群
    出生地
    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
    出生時間
    1133年9月15日
    去世時間
    1180年3月22日
    主要作品
    《張南軒公全集》《南軒文集》
    主要成就
    創辦城南書院,與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

    人物生平

    受學父長

    張栻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其一世祖張九皋,是唐朝宰相張九齡之弟,曾任唐嶺南節度使,由韶州曲江(今屬廣東)遷長安。傳至八世祖張璘,任國子祭酒,隨唐僖宗入蜀,由長安徙成都。十世祖張文矩,封沂國公,即為張栻高祖,早逝,夫人楊氏攜子由成都徙綿竹,張家遂為綿竹人。曾祖張弦,封冀國公,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祖張咸,封雍國公,任宣德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父張浚。傳至張栻為十四代。 

    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張栻出生于四川閬中。時張浚在紹興元年(1131年)率吳玠、吳璘大敗金軍于和尚原之后,于第二年(1132年)奏迎太夫人即張浚母由綿竹家鄉來閬中軍中奉養,其妻也隨太夫人前往,紹興三年(1133年)張栻即降生于閬中。

    紹興七年(1137年)張浚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紹興八年(1138年)二月,張栻六歲,隨父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張栻在答友人陳平甫的信中自述說:“我從小跟著父親來南方,輾轉三十多年,因此雖然是蜀人但沒有與蜀地的人相處過”(《南軒文集》卷二十六)。張栻從小在家庭受到張浚親自教授孔子儒家忠孝仁義的教育。

    紹興十六(1146年),張栻十四歲,張浚謫居連州(今廣東連縣),張栻隨父居連州,從王大寶游學。王大寶,字元龜,潮州海陽(今廣東潮安)人,曾知連州,后召為禮部尚書。張浚貶官至連州居住時,即令張栻從之學。此時,張浚又親自教授張栻《周易》。

    紹興二十年(1150年)至紹興三十年(1160年),張栻十八至二十八歲,隨父移居永州。這段時間,張栻主要是從父學習儒家仁義之道,并受到二程理學思想的薰陶。其間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張栻祖母逝世,張栻隨張浚護喪歸葬于四川綿竹故里。后返永州。 

    拜師胡宏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張栻二十七歲,輯錄孔子大弟子顏淵的言行作《希顏錄》上下篇,圖以顏淵為楷模,致知力行,求得孔子之道。并于是年聞五峰先生胡宏在衡山傳程顥、程頤之學,遂去信求教質疑。

    胡宏(1105年--1161年)字仁仲,崇安(今屬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學家,師事二程門人楊時及侯仲良,是二程的再傳弟子。以父(胡安國)蔭補右承務郎。力主抗金,不與秦檜交往,隱居湖南衡山二十余年。是宋代理學中“開湖湘之學統”的人物。其哲學以性、道為最高范疇。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等。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張栻二十九歲,前往衡山拜見胡宏為師,問河南程氏學。張栻后來說:“開始時聽到五峰先生的名字后,看到他的講話而真的是心悅誠服,經常寫信求教答疑。辛巳年(1161年)才利用機會見到先生。先生看著我愚笨而教的,之所以長善救失,大概有在語言之外的人。但是只得到一次相見,之后先生便去世。”(《南軒文集》卷二十六,《答陳平甫》)胡宏接受張栻為弟子后,即向他傳授孔子仁義之旨和二程的理學思想,并對張栻的學問十分欣賞。他在給孫正孺的信中說:“敬夫(張栻)特意來訪,(我們)一見面就好像舊交相見,說話語氣契合,真是天下的英才啊。(我)看到他心中有正氣,日進不息,而且不可以用淺氣量的。(我們)學派之門,后繼有人,真是幸事啊"(《五峰集》卷二)張栻拜胡宏為師,時間雖較短,但胡宏對張栻理學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胡宏在接納張栻為弟子的當年即去世。是年張浚奉旨自便,于是到潭州(今湖南長沙),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張栻這時亦隨父居潭州城南之妙高峰,筑城南書院,以教來學者。 

    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張栻三十一歲,以蔭補官,避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這時孝宗新即位,張浚被任為樞密使,開府治戎,率師北伐。張栻以年少周旋于幕府之中,內贊密謀,以參庶務。在此之前,張栻始見得宋孝宗。他曾進言說:“陛下上念及國家的仇恨和恥辱,下憐憫中原之地遭受涂炭,心中警驚想著有所振作。我認為這種心思的萌發就是因為天理的存在。希望陛下更進一步內省俯察研習古事親近賢人來自相輔助,不要使它稍有止息。那么當今的功業一定能夠成就而因循守舊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左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這是宣傳理學的思想,企圖對皇帝有所影響,孝宗對張栻的見解感到驚嘆,于是始定君臣之契。這也是張栻從政的開始。同年,張栻與朱熹首次相見。 

    隆興二年(1164年),張栻三十二歲,張浚因北伐失利被免職,行至江西余干去世。朝廷內主和派又占上風。張浚乃上疏反對罷兵言和,主張專務自強,雖折不撓,堅持抗戰,恢復中原。結果上疏沒有承到皇帝面前,不報。張浚逝世后,張栻護喪歸潭州,乘舟行至豫章(今江西南昌),朱熹登舟哭之,從豫章上船,送至豐城下船,朱熹與張栻作三日談。這是兩位理學家的第二次會面。朱熹后來回憶說:“九月二十日到豫章,等到張魏公(張浚)的船來而上船吊唁,從豫章送到豐城,船上與張栻聊了三天,他天資很聰穎,對學問的認識很正確。”(《朱文公續集》卷五,《答羅參議》)兩的重晤,張栻給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兩人不斷書信往來,交流學術,相互之間的書信,收入兩人文集的,就達一百數十件之多。是年十一月,張栻葬其父張浚于衡山下寧鄉溈山。 

    發展理學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張栻三十三歲,居父喪。這年湖南郴州爆發了李金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連破郴州、桂陽兩城,南宋朝廷為之驚慌。立即從前線調兵,并派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前往清剿。劉珙向張栻問破起義軍之策,張栻為之出謀,輔佐劉珙鎮壓了這次農民起義。

    乾道二年(1166年),張栻三十四歲。劉珙在鎮壓李金起義之后,即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于乾道二年完全建成。劉珙對張栻的學問一向敬佩,請張栻主教岳麓書院。張栻對劉珙重修書院之舉極為稱贊,作《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至此,張栻來往于湘江兩岸的城南、岳麓兩書院講學授徒,傳道授業。書院辦學的宗旨是宣傳理學的思想、反對功名利祿之學,并在繼承胡宏學統的同時,開展學術交流和探討,從而形成和確立了具有自己學術特點的湖湘學派。張栻辦學的規模已遠遠超過當年胡宏主持的碧泉書院,這樣,湖南學派的重心從衡山轉移到了長沙。張栻講學授徒的活動與宋初以來,社會矛盾尖銳突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提倡儒學,宣揚三鋼五常思想分不開。當時書院林立,人才輩出,各理學大師都創辦或主持書院講學,促進了宋學的發展和理學各派的形成。南宋時期,湖南文化發展,人才之盛,實與張栻講學于岳麓、城南兩書院分不開。黃宗羲評價說:“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宋元學案·南軒學案》)這說明張栻講學授徒,確立湖湘學派的影響之大。同年,張栻著《諸葛忠武侯傳》成。 

    乾道三年(1167年),張栻三十五歲,主講岳麓、城南兩書院。著名理學家、閩學代表人物朱熹聞張栻得衡山胡宏之學,并在長沙講學授徒。由其弟子范念德、林用中陪同,從福建崇安啟程來到長沙,與張栻“會友講學”,并展開學術辯論。這是兩人的第三次會面。朱熹抵達長沙時,受到張栻的熱情款待。朱,張兩人在一起討論了《中庸》的已發、未發和察識、涵養之序以及太極、仁等理學的重大理論問題,相互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宋代理學中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和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學術觀點的辯論。朱、張兩人的學術觀點產生某些分歧,以至展開較大的爭論。這次辯學,以朱熹大體上接受張栻的觀點而告結束。但事后不久,朱熹又提出新的疑問,否定了張栻的觀點。兩人的辯學和相互影響,開創了書院自由講學的新風,對于加強各學派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學術思想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次張栻、朱熹的“潭州嘉會”共兩個月的時間,兩人相與講學于岳麓、城南書院,附近的學者聞風而至,聽者甚眾,一時盛況空前,成為岳麓書院史上的大事。同年張栻作《經世紀年》脫稿。

    乾道四年(1168年),張栻三十六歲,講學于城南家塾,即城南書院。張栻作《講義發題》,以此作為書院的教材,后被編入《孟子說》為序。并為劉珙作《敬齋銘》,提出敬是存心的關鍵、孔子學說的淵源。這是從周敦頤的主靜說而來。又為魏元履作《艮齋銘》。朱熹對張栻在《艮齋銘》中提出的先察識后存養,即先在自己的思想中尋找和發現善的苗頭,然后對此良心發見處加以培養擴充,體認性之大本的修養方法作了肯定。但不久朱熹又認為張栻先察識、后存養的方法不妥,其失在于超越次第,流于虛談。此后,朱喜與張栻圍繞著致察、操存之序,未發、已發等中和之義,通過書信往返展開了討論。同年張栻又作《郴州學記》。 

    思想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張栻三十七歲,與朱熹繼續就未發、已發和省察、涵養之序的問題展開討論。同年由劉珙薦舉,張栻除知撫州,未上,改知嚴州(今浙江建德)。南宋另一著名理學家、“東南三賢”之一的呂祖謙(1137年——1181年)也于當年出任嚴州教授。兩人關系密切,相與論學。呂祖謙從經傳中輯錄關于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道的內容,編為《閫范》一書,張栻為之作序,稱此書行于世,家中應收藏,世人應該學習。以此宣傳理學的人道思想。張栻在知嚴州任上,問民疾苦,以丁鹽絹錢太重,報表朝廷,得以蠲免當年賦稅的一半。其治以儒家教化為先務,不嚴苛而有威信,不突然但傳達很快。是年,張栻作《桂陽軍學記》。

    乾道六年(1170年),張栻三十八歲。朱熹將周敦頤的《太極圖》與《通書》合為一篇,題為《太極通書》。張栻為之題跋,并將《太極通書》刻于嚴州學宮以教學者。當年奉旨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后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在張栻還朝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被孝宗召對六、七次。張栻所言,大都為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幸、屏讒諛之類,并反復推明抗金復仇之義。宰相虞允文對張栻不滿,孝宗周圍的近臣尤其不悅,于是起而把張栻排斥離朝。是年,張栻作《靜江府學記》。

    乾道七年(1171年),張栻三十九歲,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這年冬,歸長沙故居。是年,張栻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張栻的《主一箴》直接影響到朱熹,后來朱熹根據張栻的《主一箴》作《敬齋箴》,闡發自己的持敬理論。

    乾道八年(1172年),張栻四十歲。這年劉珙復知潭州,再次整修了岳麓書院。張栻復往來于長沙岳麓、城南兩書院主持教事,教授學者。

    乾道九年(1173年),張栻四十一歲,仍主持岳麓書院,教授后學。抄有《南軒書說》。同年先后改定了自己的代表著作《南軒論語解》和《南軒孟子說》。為兩部書的寫作延續多年,它們的完成標志著張栻理學思想的最后確立和趨于成熟。 

    教化西南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張栻四十二歲,居長沙。作《江陵府松滋縣學記》、《邵州復舊學記》。這時張栻已退居長沙三年,“上復念公”,乃詔除舊職,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淳熙二年(1175年),張栻四十三歲,赴靜江府任。張栻到任后,精簡州兵,汰冗補闕。并傳令各酋長不得相互虜掠,仇殺生事。頓時廣西境內清平,方外柔服,社會治安得到治理。張栻還于此年在靜江學宮明倫堂旁立周敦頤、二程“三先生祠”,以示紀念。是年,張栻作《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記》、《無倦齋記》。 

    淳熙三年(1176年),張栻四十四歲,知靜江府任上。胡大時輯其父胡宏的詩文為《五峰集》,張栻為之作序。張栻送其弟子游九言赴官九江,游九言在張栻幕下相從一年。胡大時、游九言均為張栻高足門生。

    淳熙四年(1177年),張栻四十五歲,知靜江府任上。作《雷州學記》。張栻的曾祖張弦曾于至和元年以殿中丞知雷州。淳熙四年,知雷州李茆重修州學宮,張栻為之作記。又作《欽州學記》。

    淳熙五年(1178年),張栻四十六歲。孝宗聞張栻治理靜江有方,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撫本路。張栻到任后,整頓軍政,一天去除貪吏十四人,把放縱賊匪的首要官員全部彈劾。

    這一年秋八月,張栻因事來到江西宜春,其弟張杓正在此地知袁州。張杓新建成袁州州學。受袁州教授李中之請,張栻為之作《袁州學記》。又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淳熙六年(1179年),張栻四十七歲,知江陵府任上。

    淳頤七年(1180年)二月六日,詔張栻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詔書未到,張栻卻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終年四十八歲。張栻死后,其弟張杓護喪歸葬于其父張浚墓側。 

    主要成就

    教育思想

    辦學思想

    張栻詩集岳麓書院重建時,張栻撰寫了《岳麓書院記》,奠定了岳麓的辦學方針和指導思想,張栻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其辦學指導思想。他指出,所以要重建書院,“讓學子們在此輕松交談,為考試利祿計劃嗎?難道讓他們學習是語言文字的工夫而已嗎?要想成人才,以傳道而拯救百姓的。”這既是張栻為岳麓書院制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制度以后,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為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為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為非。張栻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為了科舉,不能“為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為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為教,而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為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 

    教學程序

    在教學程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小學”、“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煉,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弦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后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范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教學內容

    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為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為岳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為莫先于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于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于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為依托,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于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訓導諸生“先于明義利之辨”。 

    具體方法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主張循序漸進、學思并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于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于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系上,張主張“學恩并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并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圣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教育目的

    張栻在教育上還強調“明人倫”。他在《靜江府學記》、《袁州學記》、《桂陽軍學記》諸篇中反復闡述,他認為辦學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倫”。使人們懂得如何做人。他說:“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也”。何謂人倫,即指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行為準則。張栻把明人之五倫作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在教育中貫徹儒家的倫理思想,把教育納入道德教化的軌道。由此,他反對那種只顧追求功名利祿,不明人倫,不講仁義道德的求學態度,批評不以儒家人倫教民,而去講求文辭華麗的做法。

    在教學上,他倡導培養經世濟民之才,強調人格教育和道德踐履,對岳麓書院務實學風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為此后辦學樹立了楷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知行關系

    在知與行的關系方面,主張“知行并發”。張栻認為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人的實踐活動開始都是依據他所認知的事物,實踐越深入則認知越深入,認知越深入則實踐越廣博,行知必至始至終相互隨行。”“這樣可以使實踐更廣博而認知更精髓”,知行屬于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為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栻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后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為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其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為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于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理學思想

    張栻繼承了二程的理本體思想,提出天、性、心三者,名異實同,皆同體于理。
      他認為,天下萬物皆生于理,理是萬物賴以生存的根據。他說:"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他以太極為理,太極變化便產生陰陽二氣,二氣交感便有萬物化生,稱"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這樣他就重申了二程關于天下只有一個理的思想。
      他又討論心性問題,使之同居理的地位。他說:"理之自然謂之天,命于人為性,主于性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則異而體則同。"即是說,天、性、心三者均為天理的直接體現,都具有天理的形而上品質。這里,張栻突出了心的地位,走出程朱在性情中論心的局限,使心具有本體性質。他說道:"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心是萬物主宰,是萬理統攝。這便由同體于理,發展到心直接為本體。這就把程顥心即理之說,提到新的理論高度。
      張栻從二程格物致知說出發,提出窮理在于居敬,居敬在于存心。
      他把認識論歸止于心本體,從程頤的"主一無適"以持敬開始,歸結到程顥在心上誠敬存養的理論,提出:"心也者,萬事之宗也。"認為一切從心上做,便可以"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這就是以本心為基礎,從心上體驗天理,排除了格物窮理的必要性。
      他運用"性也,天理"的觀點,發揮張載的變化氣質的思想,構成其人性修養論。他認為,人的本然之性是純粹至善的,只是氣稟和習染的原因,才產生賊害仁義的異端。因此,他主張"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如何復本性之善?張栻仍從其萬事之宗的心上體認。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系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岳麓書院,并先后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游九功、游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巨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于程朱而又異于陸學。

    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岳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于岳麓,傳道于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門生們的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湘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歷代評價

    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

    “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于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

    黃宗羲曾評價張栻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 

    全祖望則云:“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游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岳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于朱子乎!”(《湘學略·岳麓學略第五》) 

    個人著作


    主要著作

    《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或稱《癸巳論語解》,《論語張宣公解》

    《南軒先生孟子說》七卷,或稱《癸巳孟子說》,現存《南軒稱生孟子說》七卷。

    《南地易說》有三卷本和五卷本,五卷本或稱《南軒先生張侍講是易說》,以上均存。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由朱熹編定并作序,但朱熹對張栻早年的著述有所未收。《南軒先生文集》又稱《南軒集》四十四卷、《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

    《張宣公全集》三種六十一卷,存。 

    其他著作

    《諸葛忠武侯傳》一卷,存。有《四部叢刊·續編·史部》本、《宛委別藏》本。

    《南岳倡酬集》一卷,張栻、朱熹、林用中著,存。有明弘治刻本和《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本。

    《書說》,佚。

    《經世紀年》地卷,佚。

    《希顏錄》上下篇,佚。

    《洙泗言仁說》,佚。

    《太極圖說》,佚。 

    后世紀念

    雕塑作品

    四川德陽《名人園》濱河公園位于四川省德陽市旌陽區市內,峨眉山北路沿河景觀公園走廊地帶(濱河景觀東大橋至黃河大橋沿線段),《名人園》內共有雕塑組雕、圓雕、浮雕14組,全部使用德陽本地的紅、

    《名人園》二張父子雕塑黃兩種砂巖雕刻而成,運用多種雕塑藝術形式表現了德陽市歷史上的眾多歷史名人。德陽《名人園》設計者為四川著名雕塑藝術家——羅平(二級美術師,德陽石刻藝術墻《中華魂》設計者)獨立設計完成。

    為紀念德陽歷史文化名人張浚、張栻兩父子,為其父子在公園內樹立了一座單體雕塑。

    張浚,張栻墓

    張栻墓,位于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巷子口鎮官山鄉官山村羅帶山。石料為花崗巖。

    2013年5月3日,國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位于湖南寧鄉縣的張栻墓(含張浚墓)等湖南123處文物入選,成功晉升為“國保”單位。

    張栻墓為南宋理學大儒張栻與其父宋朝名相張浚的墓園,位于寧鄉縣官山村,張栻墓與張浚墓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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