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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翊鈞

    朱翊鈞

    (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本名:
    朱翊鈞
    別稱:
    萬歷帝
    所處時代:
    明朝
    人物簡介: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歷,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朱翊鈞在位初之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后,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范,開創了“萬歷中興”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征”,鞏固了漢家疆土。 執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強征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崩,終年56歲,廟號神宗謚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朱翊鈞參與事件/話題
    本名
    朱翊鈞
    別稱
    萬歷帝
    所處時代
    明朝
    民族族群
    漢人
    出生地
    北京裕王府
    出生時間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9月4日
    去世時間
    1620年8(萬歷四十八年)月18日
    主要成就
    萬歷中興;平定寧夏、播州叛亂;萬歷援朝戰爭;征收礦稅銀等
    年號
    萬歷
    廟號
    神宗
    謚號
    顯皇帝
    陵寢
    明定陵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镠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彩,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于這個皇孫的出世并不高興,而是產生一種憤恨的心理。因此,關于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圣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萬歷帝是穆宗的獨子,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萬歷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后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萬歷帝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輦以出”。由于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萬歷帝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后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沖齡即位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后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托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托之后,掩淚而出。第二天,隆慶帝即崩于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歷

    即位之后,在讀書方面,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歷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于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后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圣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只千古矣”。 

    內閣爭紛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這個問題,以后變得更為激烈。按照隆慶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系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薦了陳洪、孟沖,就是不愿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松地通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沖,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斗爭勢必不免,斗爭中,沖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系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里以后,高拱即“扼階不遺余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系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于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歷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太岳輔政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后,神宗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臺(即后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于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歷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系。后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歷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后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萬歷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 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于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于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至萬歷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 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范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歷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萬頃。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萬歷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志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歷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神宗從此開始親政。 這次改革,始于萬歷元年(1573年),至萬歷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范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后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萬歷怠政

    朱翊鈞親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歷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后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征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征結束后,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歷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 )。后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歷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歷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鈞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 至于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搜括民財。 

    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評朱翊鈞荒于政事,親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以至于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歷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于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 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歷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歷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執政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體虛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歷三大征”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征結束之后,朱翊鈞對于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復,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朱翊鈞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愿意上朝聽政;后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復,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愿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時朱翊鈞委頓于上,百官黨爭于下,這就是萬歷朝后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的。 

    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由于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歷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并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并特地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與世長辭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后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權正式建國,終于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后,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余萬兩, 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歷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歷皇帝朱翊鈞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歷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朱翊鈞的兒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萬歷一朝應當足足是48年,即從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駕崩。大臣們當時建議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為泰昌元年,以紀念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萬歷紀元未滿48年。

    為政舉措

    政治

    官吏考核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歷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后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制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于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早朝制度

    隆慶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關于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圣賢經傳。這一規定執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后來,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掃,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規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于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御前陳奏也已流于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清算張居正

    從萬歷九年(1581年)到萬歷十年(1582年)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尸走肉而已”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謚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 然而,兩年之后的萬歷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尸,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于張府,餓死十余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是他長久處于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泄,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軍事

    平定哱拜

    萬歷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總兵。他的兒子叫哱承恩,承襲父爵,做了指揮使),朱翊鈞果斷決定平叛。派去平叛的軍隊攻打了幾次都沒有取勝,萬歷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李如松派人決黃河水灌城,城外積滿了水,城被沖開一個口子;李如松乘勢下令攻城,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 

    援朝抗倭

    從萬歷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鮮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僅靠近明朝邊境義州一帶尚存。 朝鮮危急,請求明朝援助,“請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絡繹不絕”。朱翊鈞鑒于唇亡則齒寒,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爭時斷時續,前后進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明軍戰勝而歸。 

    勘定播州

    萬歷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宣慰司使楊應龍發動叛亂,朱翊鈞派兵平叛。這場戰爭時斷時續,一直到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結局是明軍八路進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楊應龍之亂。 

    用兵女真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后金政權。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余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筑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經濟

    資本主義萌芽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明朝的經濟處于當時世界經濟主導地位,其經濟力量強于英國。而當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已經出現,并且擁有了比較強大的力量,為不久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下了基礎。當一種社會制度適合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時,就會促進社會發展,相反地,就會阻礙社會發展。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就是因為封建制度已經阻礙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

    而當時明朝的經濟強于英國,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封建制度更加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之所以中國沒有爆發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資產階級力量過于弱小;第二,國家暴力機器過于強大。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是處在被抑制的狀態中。而正是由于萬歷皇帝的罷朝導致了政府的監管力度減弱,使處于被抑制狀態的中國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的春天,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征收礦稅銀

    自張居正死后,萬歷開始通過向各地征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在此以前,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并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礦稅銀除補貼內帑用于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于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如萬歷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內帑,朱翊鈞批復同意。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神宗撥內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并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帑也用于國家救災,如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于賑災。 

    而清人則多不了解詳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論評論該事,并拔高為明代一大惡政,甚至就此寫入《明史》。后人則更多將此附會,并假想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余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余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余萬兩,黃金一千多兩。”。 

    文化

    文化

    萬歷年間不單單經濟得到了發展,文化同樣也得到了飛躍的發展。因為沒有了政府的監管,所以百姓的言論自由也空前高漲,只要是大眾喜歡的、有市場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關部門的審核,各種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筍般拔出地面,可謂是“百家爭鳴”。

    學校制度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系”。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歷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并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成為后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思想

    在思想方面出現了思想家文學家李贄,他對男尊女卑、社會腐敗、假道學等都大加批判,可見當時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對社會現象的審視程度不遜當今。

    科技著作

    李時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綱目》也是出版于萬歷年間,由于它的科學性,系統性,科學性流傳至今,為現代醫學所認可采用,可見當時中醫藥學原理、實踐之發達程度了。

    著名科學家宋應星編撰的《天工開物》詳細敘述了當時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工藝、生產設備等,以及宋應星自己的組織生產經驗和科學見解,此書傳到日本后,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

    戲曲藝術

    明代著名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1550—1616年)創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生死離合的愛情故事,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觀和強烈的要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湯顯祖被稱為當“東方的莎士比亞”。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萬歷前十年(1573-1583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神宗處理政事,更張祖制,社會經濟發展較好。20歲時,張居正逝世,朱翊鈞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主持“萬歷三大征”,鞏固了漢家疆土。后期罷朝近30年。在這一時期內,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全國和經濟總量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爭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萬歷帝曾作為一代英主,在張居正的輔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他也曾窮奢極欲,橫征暴斂,背負了千古罵名,在他五十八歲的這一年,他終于回到了天上,他終于可以擺脫心中善與惡的斗爭了。 

    史書評價

    《明史》:①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于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②“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不過有專家學者提出爭議。因為明亡的因素是:第一、黨爭,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間的斗爭一直持續到南明滅亡才停止。第二、閹人專政,明朝先后出過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等著名的專權太監。皇帝對他們的偏聽偏信對朝廷風氣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第三、萬歷十年(1583年)起,中國進入了小冰河時期,極大摧殘了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農業經濟,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受到極大沖擊,必然造成上層建筑的變化。第四、內憂外患,明王朝后期滿洲與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對大明王朝的倒塌也起了極大的作用。所以僅僅將其歸結于萬歷皇帝朱翊鈞一人是不負責任的。 

    《明史》中記載朱翊鈞在位期間長期不理朝政的事情。萬歷十五年(1588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歷宣布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許多人認為朱翊鈞長年“不朝”,是萬歷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歷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萬歷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朱翊鈞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并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名人評價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萬歷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 

    白壽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后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范文瀾:神宗親政以后,獨攬大權,怠于政事而耽于享樂,日益揮霍侈靡,不知遏止。 

    黃仁宇:總的來說,萬歷即位以后的第一個十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 

    當年明月:剛滿二十歲的他躊躇滿志,雖然他不喜歡張居正,卻繼承了這位老師的志向。自從正式執政以來,一直勤奮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動證明,憑著自己的努力,也能夠治理好這個國家,至少比那個人強。 

    許文繼、陳時龍: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統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他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后,他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財氣,醉生夢死。 

    家族成員

    家世

    高祖父:憲宗純皇帝朱見深

    高祖母:(追尊)孝惠皇后邵氏

    曾祖父:(追尊)睿宗獻皇帝朱祐杬

    曾祖母:(追尊)慈孝獻皇后蔣氏

    祖父:世宗肅皇帝朱厚熜

    祖母:(追尊)孝恪皇后杜氏

    父親:明穆宗朱載垕

    生母:李貴妃,李彩鳳,隆慶元年三月封貴妃,神宗即位,尊稱慈圣皇太后。死后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圣皇太后”,居慈寧宮。既是(孝定圣皇后)。

    后妃

    皇后

    孝端顯皇后王氏(1564年—1620年):神宗原配,名王喜姐,謚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圣顯皇后,合葬定陵年,祔廟。

    孝靖皇后王氏(1565年—1611年):謚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明熹宗登極,追謚祖母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圣皇太后,遷葬定陵。

    皇貴妃

    鄭貴妃(1565—1630年),大興(今北京大興)人。萬歷十年(1582年)冊選的“九嬪”之一,封淑嬪。是神宗最寵愛的妃子,崇禎三年七月薨,謚曰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崇禎十七年秋七月戊子,明安宗追尊皇祖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圣太皇太后。

    李貴妃(?—1597年),即李敬妃,神宗后宮寵遇僅次于鄭氏的妃子。萬歷二十二年冊封敬妃,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十日生皇七子,同月二十一日因病而薨。明朝滅亡后她的孫子朱由榔登基為南明永歷皇帝,追尊“孝敬恭順榮莊瑞靖敬天光圣太皇太后”

    劉昭妃(1557年—1642年),萬歷六年選美入宮的三人之一,冊為昭妃,無子無寵。天啟、崇禎時封宣懿太妃,居慈寧宮,掌太后璽印,年86歲去世,謚宣懿康昭。

    楊宜妃(?—1581年),萬歷六年選美入宮的三人之一,冊為宜妃,無子女。八年十二月薨。

    周端妃,萬歷十年(1582年)選美入宮的“九嬪”之一,封端嬪。萬歷二十二年十一月冊封為端妃,1644年六月,張獻忠攻占四川,殺了瑞王朱常浩全家和所有下屬官吏。明朝滅亡后,周端妃回娘家居住,至順治年間尚存,壽已八十余歲,卒年不詳。

    榮妃王氏(?—1591年),萬歷十年(1582年)選美入宮的“九嬪”之一,初封安嬪,萬歷十二年六月生皇三女靜樂公主朱軒媯,晉封為榮妃。次年,靜樂公主夭折。萬歷十九年正月,榮妃去世。年約20多歲,謚號端靖

    順妃常氏(?—1594年),原是宮女,萬歷十一年封順妃,十三年生皇二子邠哀王朱常溆,但朱常溆立即夭折,可能是死胎。萬歷二十二年去世,謚號溫靜。

    順妃李氏(?—1623年),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冊封順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臺公主朱軒媺(皆早夭,次序不詳)。天啟三年薨逝,謚號清惠。

    德妃許氏(?—1602年),萬歷十四年冊封為德妃,無出。萬歷三十年八月薨。謚號莊靖。

    王僖妃(?—1589年),本為低級妃嬪,無出。萬歷十七年薨,追封僖妃。事見《國榷》。

    李德嬪(1567年—1628年)“九嬪”之一。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生有四位公主,但終其一生未得晉封。生于隆慶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時,萬歷九年選入內庭,十年三月冊封為德嬪,崇禎元年八月十八日寅時薨逝,二年六月二十日葬于金山之原。

    魏慎嬪(1567年—1606年)“九嬪”之一。大名府魏縣人,父錦衣衛正千戶魏承志,母喬氏。生于隆慶元年十月初二,萬歷九年遴選入侍,十年三月冊封為慎嬪,萬歷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薨,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邵敬嬪(?—1606年)“九嬪”之一。直隸揚州府泰州人,父錦衣衛正千戶邵名,母齊氏。萬歷九年秋當選,十年三月冊封為敬嬪,萬歷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薨逝。五月十七日葬于金山之原。

    張順嬪(1567年—1588年)“九嬪”之一。河南開封府大康縣人,父張榛授錦衣衛正千戶,母王氏。生于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酉時,萬歷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選入內庭,十年三月六日冊封為順嬪,薨于萬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皇帝輟朝一日,兩宮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萬歷十七年七月四日葬于金山之原。

    梁和嬪(1562年—1643年)“九嬪”之一。河南歸德府人,父錦衣衛正千戶梁慎,母潘氏。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亥時,萬歷九年九月選入內庭,十年三月冊封為和嬪,薨于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寅時,七月十八日葬于金山之原。

    李榮嬪(1568年—1626年)“九嬪”之一。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父李山授錦衣衛衣左所正千戶,母呂氏。生于隆慶二年八月十七日子時,薨于天啟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辰時,同年閏六月十二日葬于金山之原。

    耿悼嬪(1568年—1589年)估計是宮女進封的。直隸保定府安肅縣人,父耿大享,母王氏。生于隆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酉時。萬歷十一年五月十五日選為偉嬪,無出。十七年六月初四日未時薨逝,年二十有一,皇帝憫之,特賜號悼嬪,輟朝一日,兩宮太后及皇后以下皆致祭,同年八月初九日葬于金山之原。

    子女

    長子朱常洛,明光宗,母孝靖皇后王氏。

    次子朱常溆,邠哀王,母鄭皇貴妃(一說為常順妃),甫生即死。

    三子朱常洵,福忠王,母鄭皇貴妃。

    四子朱常治,沅懷王,母鄭皇貴妃,早夭。

    五子朱常浩,瑞王,母周端妃。

    六子朱常潤,惠王,母李皇貴妃。

    七子朱常瀛,桂端王,母李皇貴妃。

    八子朱常溥,永思王,母李順妃,早夭。

    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神宗第一女,母孝端皇后王喜姐,萬歷九年十二月生。萬歷二十四年下嫁楊春元。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次女云和公主朱軒姝,神宗第二女,母鄭皇貴妃,生于萬歷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七歲病薨。

    三女靜樂公主朱軒媯,神宗第三女,母榮妃,兩歲夭折。

    四女云夢公主朱軒嫄,神宗第四女,母孝靖皇后王氏,明光宗同母妹,四歲病薨。

    五女仙居公主朱軒姞,神宗第五女,母李德嬪,萬歷十二年薨,年不足半歲。

    六女靈丘公主朱軒姚,神宗第六女,母鄭皇貴妃(一說為李德嬪),生于萬歷十六年八月甲午,萬歷十七年五月庚申薨。

    七女壽寧公主朱軒媁,神宗第七女,母鄭皇貴妃,二十七年下嫁冉興讓。主為神宗所愛,命五日一來朝,恩澤異他主。崇禎十六年薨,年六十。崇禎時,洛陽失守,毅宗命興讓同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往慰福世子于河北。都城陷,興讓死于賊。

    八女泰順公主朱軒姬,神宗第八女,母李德嬪。早夭。

    九女香山公主朱軒嬁,神宗第九女,母李德嬪,萬歷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賜名軒,六月庚寅即薨,年不逾歲。

    十女天臺公主朱軒媺,神宗第十女,母李順妃。早夭。

    軼事典故

    少時聰穎

    萬歷登極之初,就以他高貴的儀表給了臣僚們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聲音發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裊裊。從各種跡象看來,他確實是一個早熟的君主。他自己說過他在5歲時就能夠讀書,按中國舊時的計算方法,那時他的實足年齡僅在3歲至4歲之間。巴力盡管如此,在他御字之初,由于年齡太小,臨朝時還需要在衣袖里抽出一張別人事先為他書寫好的紙片,邊看邊答復各個官員的呈奏請示。他自然不能完全明白紙片上所寫答語的含義,而只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兒童在簡單地履行皇帝的職責。 

    交好大伴

    慈圣皇太后與太監馮保都喜歡書法。所以,朱

    翊鈞很小的時候書法就極為工整。馮保在宮中,被皇帝稱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對于馮保非常畏懼。每次小皇帝與小太監玩的時候,看到馮保來了,就正襟危坐說:“大伴來了。”馮保的職責不但是對皇帝實行 一般的教育,有時還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與張居正之間的聯系要緊密一些。實際上,正因為內有馮保,外有張居正,萬歷初年的新政才能順利地推行。張居正對于朱翊鈞的輔導和關懷無微不至,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 

    喜愛讀書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后,萬歷脫出了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預他的生活。但是,皇帝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胡鬧,他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史書記載

    清朝張廷玉所寫的《明史·卷二十·本紀第二十》、《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記載了明神宗的一生。還有《明實錄神宗卷》,

    陵寢墓地

    明定陵位于北京昌平區,地面建筑的總布局,呈前方后圓形,含有中國古代哲學觀念“天圓地方”的象征意義。定陵早在萬歷帝生前就開始營建,萬歷十二年(1584年)開工,歷時6年方完成,耗銀八百萬兩。陵墓建成時皇帝只有28歲,直到1620年才正式啟用,該陵墓整整閑置達30年之久。

    定陵成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園之一。它的地面建筑共占18萬平方米,前有寬闊院落三進,后有高大寶城一座。陵正門前方是三卒漢白玉石橋。過了橋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圍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監等建筑物300多間。再往后就是陵園最外面的圍墻—外羅城(圍墻外的圍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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