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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有容

    沈有容

    中文名:
    沈有容
    別名:
    沈士弘,沈寧海
    國籍:
    明朝
    人物簡介:

    沈有容(1557~1627),字士弘,號寧海,宣城市洪林鎮 (今屬安徽)人。少年時便立志從戎報國,萬歷七年(1579)中應天武試第四名,后北上投軍,先后在薊遼、閩浙、登萊等邊防或海防前哨服役。因屢立奇功,由旗牌官逐步擢升為都督同知。于天啟四年(1624)以67歲高齡還鄉。

    沈有容參與事件/話題
    中文名
    沈有容
    別名
    沈士弘,沈寧海
    國籍
    明朝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安徽
    出生日期
    1557年
    逝世日期
    1627年
    職業
    都督同知

    人物生平

    在沈有容一生四十余載的軍旅生涯中,有數十年是鎮守在福建沿海。正是在這期間,他曾率軍三次進入臺灣、澎湖列島,殲倭寇,驅荷蘭入侵者,成功地保衛了臺灣。

    第一次是在萬歷三十年(1602)冬,倭寇侵占東番(臺灣),四處殘害我福建商民與高山族同胞。沈有容冒臺風之險,率21艘戰艦拼死渡海,前往東番,全殲了這股倭寇,使福建商民與高山族同胞重見天日。

    第二次是在萬歷三十二年(1604),荷蘭東印度公司韋麻郎等擁三艘巨艦,趁明軍換防之際,占領了馬公島(澎湖島)。他們以互市為名,企圖向葡萄牙占領澳門一樣永遠占領澎湖列島。沈有容在福建八閩軍心思遁的危殆情勢下,經過嚴密部署,不顧自身安危,單舟馳往荷蘭艦船,指陳利害,嚴正曉諭,不費一槍一彈便迫使韋麻郎退兵。韋麻郎臨去之時,請畫師為其畫像,以示尊敬。

    第三次是在萬歷四十五年(1617),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命令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占領臺灣,沈有容先以威名制服明石道友一軍,然后率水師在東沙島(白犬島)合璧圍困,采取以倭制倭的辦法,迫使在該島頑抗的倭寇棄械投降。沈有容三次保衛臺灣,其功于國于臺,殊非淺顯。 

    應援朝鮮

    明萬歷二十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因平定島內戰國亂世局面,野心極度膨脹,悍然出兵侵略朝鮮,妄圖征服琉球、呂宋、朝鮮、大明與印度,獨霸東亞。

    日本對于朝鮮半島的野心由來已久,《日本書紀》更是直接指出朝鮮半島是上天賜予日本的禮物。早在公元一世左右,日本便侵占了朝鮮南方的任那為殖民地,但到四世紀末,高句麗幾次南征,驅逐了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以后日本歷代天皇皆以恢復任那為目標,到了公元600年,日本派兵一萬征討新羅,雖然暫時取勝,但未能實現其目的。兩年后,日本再度動員兵力二萬五千人,欲再征新羅,但因國內發生叛亂而未能成功。公元660年,唐與新羅聯合攻打百濟,百濟向日本求援,日本剛好借機出兵。663年二月,日軍二萬三千余人再入朝鮮。同年八月,日軍與唐新聯軍戰于白村江,“倭船千艘”的優勢兵力卻因遭到火攻而慘敗給了聯軍的“百七十艘(戰船)”。此役,日本元氣大傷,朝鮮卻完成了統一。再后來,日本天皇大權旁落,國內政局不穩,無暇外圖了。

    豐臣秀吉在1578年奉織田信長之命征討播磨國時就這樣說過:圖朝鮮,窺中華,乃臣之素志。當他完成日本內部的統一之后,果然將目光瞄向了朝鮮。在和平臣服朝鮮失敗之后,豐臣秀吉在準備充份的條件下,命令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率十五萬大軍于1592年5月23日開始進攻朝鮮。

    這時朝鮮的李朝已延續了近兩百年。在此期間,朝鮮政治,經濟,軍事都有所發展,但到了十五世紀末,王朝卻陷入了黨爭。先是士林派與勛舊派,再有東人黨與西人黨。無論哪一黨派當政,所考慮的都只是本集團的利益,置民族大義于不顧,導致王朝政治腐敗,國困民窮。當時的軍隊更是缺乏訓練,素質低下,裝備落后。這樣的軍隊如何能抵住日本在內戰之中鍛煉出來的虎狼之師?

    日軍侵入朝鮮之后,朝鮮立即向明朝請求援助。明朝有識之士指出:“關白之圖朝鮮,實意在中國。”但明廷認為日本不過彈丸鼠國,能有多大能耐?只命遼東撫鎮發精兵二支,應援朝鮮。七月十七日,明軍三千人進攻平壤,與裝備了鐵炮(日式火繩槍)的日軍展開巷戰,大敗,只剩下祖承訓率殘部退回國內。

    明軍初戰失利,日軍更加猖獗,朝鮮“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大明邊關岌岌可危。戰報傳來,明廷十分震驚,方覺日本實乃勁敵,不容小視。經廷議,制定了“援朝鮮,存屬國,以固門庭”的方針,決心派重兵應援朝鮮。

    明廷于八月任命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備倭總經略。宋應昌雖然在戰略上講得頭頭是道,一聽說讓自己上戰場去面對兇殘的日軍,這下可荒了神。他馬上上疏說什么自己帶兵講求“一字兵法”,即用兵一萬,造車三百六十輛,火炮七千余門,以及弓弩,弩箭,火銃之類,要兵部先備齊,方肯出征。御史郭實由是彈劾宋應昌擔任經略一職不當,宋應昌大喜,馬上順水推舟,要求辭職。神宗大怒,狠狠申飭了宋應昌一番,他才不得不出征。

    出征歸出征,可萬一有個閃失怎么辦?宋應昌想到了沈有容,于是,沈有容便“補本部院中軍”(中軍相當于副官)去往朝鮮。

    宋應昌雖然找了沈有容來護衛自己,但他仍舊不放心,還找了一個自謂可“驅使神兵”的術士張元陽。其時,這也沒什么,姑且不說秦皇漢武,就是本朝嘉靖皇帝不也是個中翹楚嗎?可是沈有容見到經略如此沉溺于方術,卻深不以為然,常竊笑之。宋應昌因此對他逐漸冷淡了起來。沈有容覺察了這個變化,便識趣的 “托疾乞歸”了。

    雖然殺倭立功的機會沒有了,但卻有了盡孝的機會。在接下來的三年中,沈有容在家中“朝夕菽水,承歡膝下”,為父母盡了人子的孝道。

    在這三年中,中日開始議和。但因明廷拒絕了豐臣秀吉的一系列無理要求,他又借故于1597年發動了第二次朝鮮戰爭。

    豐臣秀吉本擬南北雙線做戰,夾擊大明。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實行。但大明得到消息后卻不敢怠慢,在浙江與福建沿海集結了大量水師,嚴陣以待。

    福建巡撫金學曾上疏認為,不若動用這些兵力去攻擊日本本土,來迫使日本從朝鮮撤兵。他的這一條建議得到了明廷采納,調童元鎮來執行此事。但軍隊中缺少將才,金學曾開始著力搜求,沈有容就在其中。

    沈有容欣然接受了聘請,但等到了福州府衙,卻發現“同聘者多老疾”,與他們共事,能成大事?當下也不多言,將禮金原封不動的退還車太守,自行離去。

    金學曾得聞后,立即派了幕僚林守宇去追,在洪塘找到了正在等船的沈有容。沈有容見金學曾如此禮賢下士,便回到了福州,被授予海壇把總一職。

    因為當時明朝對日本知之甚少,所以沈有容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去日本偵察情況。金學曾派給沈有容一個叫劉思的助手,并從府庫中拿出一千兩白銀,讓他們扮成商人前去。沈有容卻將錢財之事全交給了劉思打理,自己不取分毫。

    正準備行動之時,僑民許儀從日本偷渡回來,帶來了豐臣秀吉死了的消息。金學曾即刻上疏,認為豐臣秀吉死后,日本又將陷入內亂,并說:“倘水陸交攻,殲此鯨鯢,或其時也。乞敕朝鮮經、督諸臣再加偵實,相機以彰天討--”此時日軍己開始撤退,又有露梁津大捷,明廷認為將倭寇趕下海的目的已經達到,不宜再行遠征了。此時的明帝國畢竟已入暮年,如時間換做明、清初年,那日本必在劫難逃。

    金學曾“用奇搗穴”的計劃取消了,那么沈有容也不用去日本了。一千兩的公款自然要歸還,只是劉思竟已把大部分揮霍了,落了個抄家的下場。金學曾見沈有容對錢財毫不染指,越器重他了。

    沈有容自此便在福建安頓下來,在今后的二十余年中與其結下了不解之緣。

    遼東功勛

    萬歷十三年(公元1585年),遼東巡撫顧養謙聽聞沈有容沖鋒破敵,發現這是個人才啊!馬上移咨上司,將沈有容調到自己麾下。由于遼東見薊鎮使用火器守備甚佳,便也開始配備火器,因沈有容是使用火器的專業人才,于是便授予他全遼東鎮的火器教練一職。

    遼東的邊患,比薊鎮更加嚴重。主要有土蠻、朵顏三衛與女真諸部。土蠻是蒙古的一支,而且名義上是元朝的正統。在宣德九年(1434),瓦剌順寧王脫懽,襲殺了韃靼可汗和寧王阿魯臺,同年又襲殺了瓦剌部的另兩個首領賢義王與安樂王,重新統一了蒙古。脫懽欲自立為可汗,但各部意見不一,只好立元帝后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認丞相,掌握實權。正統四年(1439),脫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越發桀驁,并于正統十四年(1449)發動“土木堡之圍”,俘虜了明英宗,直打到北京城下。賴于謙等人保住了北京,也先無所獲,只好放歸英宗。英宗被送回后,脫脫不花對明朝“修貢益勤”。也先恐其對己不利,遂攻殺之,自立為可汗。不久,也先被自己的部下阿剌知院所殺,韃靼部長孛來又攻滅了阿剌,立脫脫不花的兒子麻兒可兒,號小王子,后來蒙古內部權力斗爭不斷,混亂異常,直到弘治元年(1488),伯顏猛克為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汗,既后來人們說的達延汗,后來他在部下火篩的幫助下,日益強大,又一次統一了蒙古諸部,不斷內犯。伯顏猛克死后,因其長子阿爾倫早死,次子阿著成小王子。阿著死后,眾人卻擁立了阿爾倫的長子卜赤,又種下了分裂的種子。在此期間,阿著的兩個兒子吉囊與俺答也強大了起來,蒙古再也不像原來那樣統一了。吉囊與俺答表面上承認卜赤的統治地位,私下里卻各自為政。小王子卜赤倒也識趣,于嘉靖十一年(1532)徙牧東方,后改稱土蠻,兵力十余萬,構成對薊鎮與遼東的嚴重威脅。而且又因地近遼東,再加上遼東地勢平緩便于劫掠,土蠻便與朵顏三衛常年勾結入犯,使遼東歲無寧日。十年之間,殷尚志、楊照、王治道三位大將皆戰死。

    好在遼東還有一位寧遠伯李成梁,自他坐鎮遼東以來,滅王杲,誅阿臺,屢敗蒙古炒花,煖兔、拱兔、黃臺吉、把兔兒等酋,“先后秦捷大者十,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李成梁雖然擅戰,但遼東邊備修飭卻遠不如薊鎮,依舊戰亂不已,沒有和平。并且還種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后來建州女真崛起,和他也脫不了干系。

    到了萬歷十四年(1586)正月,土蠻部長依克灰正糾集朵顏三衛中的泰寧部把兔兒等,共三萬騎兵,欲赴遼陽,以武力逼迫朝廷增加歲賞。李成梁得知此情況后,決定用輕騎出塞的老招,殺敵人一個措手不及。于是,率領副將楊燮,參將李興等輕騎出了鎮邊堡。

    明軍晝伏夜行二百余力,直達可可毋林。這次老天也心向明軍,塞外刮起了大風,天際還不時傳來隱隱雷聲,擾亂了敵人的視聽,使之無從覺察明軍進軍路線及戰略意圖。當帳外喊殺四起,即便發矢如雨,倉促應戰的士蠻眾人也未能挽回敗勢。是役,明軍共獲首功九百,其中還有二十四位酋長的首級。

    沈有容雖然是火器教練,但依然參加了此次戰役,并同眾人一起沖鋒在前,親自斬敵四人,隨他在一起作戰的十幾位家丁也斬敵十四。沈有容自覺戰功頗多,不好專美于前,便把部分功績分給了一時未能立功的同事。如此一來,沈有容的賞銀便少了一些。銀子是拿命換來的,真是來之不易,但沈有容首先想到的卻是故友與窮交,將銀子分給了他們,后來,何喬遠曾經回憶說,他早年之所以能安意讀書,實在全靠沈有容資助。

    十五、十六年,蒙古諸部入侵仍勤,遼東依舊不得安寧。沈有容在雙方幾次摩擦中屢立戰功,但身上卻也添了不少箭瘡,功勛得來不易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蒙古諸部的問題還沒解決好,女真的葉赫部又開始欺凌哈達部,并多次騷擾明邊,讓明軍守將頭痛不已。

    女真人當時分為許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散居于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各部落之間征伐不斷,十分混亂。哈達部與葉赫部地屬呼倫國,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海西女真”。因為在嘉靖年間,哈達部長旺濟外蘭(王忠)殺了一再騷擾明邊的葉赫部長褚孔格,并奪其敕書與城寨,兩方結下世仇。到了褚孔格的孫子清佳努與揚吉努時,葉赫漸強,兩人各居一城,相距數里,清佳努居西城,揚吉努居東城,“皆稱貝勒”,又“能撫諸部”,為報殺祖之仇,一再進攻哈達,奪回被占之寨。明萬歷十五年(1583),揚吉努兄弟糾合蒙古恍惚太襲敗了哈達,后來又蹂躪哈達部室廬、田稼,搶奪其人口。并且還借蒙古恍惚太兩千騎馳往哈達部的貢市廣順關,攻下沙打亮寨,“挾兵邀貢 ”。這一下,惹怒了明王朝。明遼東巡撫李松與寧遠伯李成梁見葉赫勢大,決心除去“二努”,于是在萬歷十二年(1584),兩人設計,一方面派人招來揚吉努兄弟,謊稱“賜敕賞赍”,另一方面李成梁親率重兵,埋伏于中固城,病又在葉赫貢市鎮北關設伏。李松坐鎮鎮北關,并戒中軍說:“虜入圈,聽撫,則張幟,按甲勿動。不,則鳴炮,皆鼓行而前,急擊之勿失”。不過,揚吉努兄弟不識好歹,不僅帶了大批人馬前來鎮北關還要求明朝將賜予海西女真敕書全部給予葉赫,并要哈大部臣服于葉赫。名守將對其嚴厲斥責,揚吉努兄弟怒睜雙目,出言不遜。

    雙方爭斗,明軍鳴炮,伏軍盡起,斬殺了揚吉努與清佳努。李松領并處鎮北關,與李成梁軍會合,直抵葉赫。葉赫諸酋見抵擋不過,只好出寨清降,愿臣伏于哈達,刑白馬攢刀為誓。李成梁乃引兵還。明朝對于女真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方針,不許各部酋長自相殺戮,吞并他部,哈達又向來忠順明朝,若被葉赫侵占,那勢必會危及明朝對女真的統治,明庭怎會坐視不管呢?可惜,他們的繼任者卻依舊沒能認識到這一點。布寨與納林不祿繼為葉赫貝勒之后,收拾余部,勢力漸強,又謀“傾哈達,報世仇”,一再與蒙古恍惚太攻打哈達,擾亂明邊。

    萬歷十六年(1588)二月,遼東巡撫顧養謙與李成梁決心再度出兵葉赫。沈有容亦隨軍參戰,可是因冰雪未消,直到三月十三日到達葉赫。布寨見明軍勢大,馬上奔跑到納布林祿的東城,與其合兵一處。兩軍互殺一陣,葉赫見不能取勝,便退入城中拒守。此城以石為郭,城郭內外又有木柵,且建于絕峻之山峰上,易守難攻。明軍圍困攻打兩日,才只破城郭外面的木柵二重。而且城上木石,箭矢雜下,明軍損失也是不小。

    沈有容奉命攻打南門,所乘戰馬中箭而死,又換了兩次馬,皆被敵兵箭矢所傷。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傷勢十分嚴重,已經無法行動,又沒有戰馬,成了待宰的羔羊。可是葉赫的士兵因為見他盔鎧鮮亮,沒有殺他,用撓鉤將他鉤住,想要拖他入城,脫了鎧甲再把他殺了。女真素缺鎧甲,像努爾哈赤的父、祖也算一部之長,卻也僅留下遺甲十三副,沈有容是世家子弟,鎧甲當然是外觀又好,防護性能又強,自然為女真人所垂涎。在這生死一發之時,時任寧遠副將的祖成訓殺到,救了沈有容一命,總算有驚無險。

    李成梁見葉赫久攻不下,只好暫且收兵,商議對策。沈有容顧不得養傷,與士兵帶大將軍炮二架,對城施放,一枚炮彈炸碎了城角,另一枚炸壞了納林布祿的居所,砸死了他的老婆。明軍掩殺一陣,又欲用云梯架炮,直擊葉赫諸酋長所在之地。布寨,納林布祿見勢不好,出城乞降,請求與哈達分敕入貢。李成梁同意,大勝而還。葉赫此后勢力大減,終于不再反叛明朝。

    沈有容因破城居首功,再加上先前的功勛,應該能當上宣州指揮同知。但沈有容當時不知為何用的是沈有色這個名字,兵部認為并非他原本軍籍,僅賞了他四百兩銀子。沈有容無奈,只得加入廣寧中衛的軍籍,從普通軍士積功做了正千戶。

    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年)二月,沈有容晉升源圖欽總,守衛浮圖谷。在遼東這么多年的軍旅生涯中,沈有容發現在遼東兵制,訓練,守備等處皆有不少缺陷,升為欽總之后,認為應當負起責任,上書反映此事。提建議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明朝做為一員武將去提建議,那便有些不同。

    也許是鑒于唐朝藩鎮割據,明朝自宣德以后,重文輕武趨勢十分明顯。因為武將領兵作戰有時猶如賭博,這與文官施政的中庸之道本不相容。文官自視甚高,對于武將在戰陣中立下的汗馬功勞,認為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便克敵制勝,也只是暫時的、局部的成功而已。文官為了維護自身集團的統制,自然要打壓武將,認為武將只要聽從調派即可。武將上書言兵事。無疑是對文官集團權利的挑戰。譬如當年俞大猷守御金門之時,曾上書監司論用兵二弊二便。監司得書后竟然發怒說:“若武人何以書為!”杖責俞大猷,并奪其職。

    這次沈有容上書還算幸運,好像只得了上司的一頓申飭,但他已覺得有些灰心了,于八月份上述托疾乞歸。但他上司宋可泉置之不理,等待一年也沒有結果。后來,沈有容拆了舊公房來蓋公館,被一個與他有隙的同事揭發,才得以解甲歸田。不過,他的下一任官員還未到任,只能等待著交接。這時,狂風暴雨從東方吹來,沈有容又迎來了一次機遇。

    一戰成名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明代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去世了。他帶著平生的抱復,葬在江陵,身后卻是無限的恩怨與不盡的是非。

    十一年(1583年)三月,詔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封爵;再詔奪文忠公謚號,斥其子錦衣衛張簡修為民。十二年(1584年)四月,由于故遼王王妃上疏,詔令查抄張居正家產。司禮監內宮張誠,刑部右侍郎邱橓奉命前往。

    神宗皇帝貪婪的血液因為王妃所說的遼王府“金寶萬計,盡入張府。”的話語又活躍了起來。因為先前查抄司禮秉筆太監馮保家得了甜頭,再加上皇弟潞王大婚在即,便注定了張家被查抄的結果。這究竟是王妃的聰明,還是受了某位大臣的暗示?但不管如何,她畢竟在遼王與張居正多年的恩怨糾葛中,為遼王劃了一個勝利的句號。

    詔書下后,荊州府,江陵縣已將張宅封門,張家子女盡數躲在屋中不敢出來。直到了五月初五,邱橓等到了,打開宅門,張家已餓死十余口。

    接下來的搜檢與拷問,共得黃金萬余兩,白銀十萬余兩。但這離預期值仍差一大截,如何向好貨的神宗交代?只好再嚴刑逼供。

    張敬修因受刑不過而自殺,張懋修兩次自殺未遂,成了廢人。張敬修臨死之前寫的血書,轟動朝廷。首輔申時行與六部大臣紛紛上書請求從寬處分。神宗于是下令留空宅一座,田四十頃贍養張居正老母。張居易,張嗣修等成年張家子孫,俱令充軍。遼府一案,方告結束。

    神宗皇帝在張居正病危時曾經說過,“只看顧先生子孫便了”。但卻是這樣的看顧!伴君如伴虎。“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這句《尚書》的名言張居正不可能不明白吧!但他曾經說過,“念己既已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本著這種精神十年中他努力推行改革,其間得罪了多少人?張居正的身后之禍,也許早就在他自己的意料之中了。

    “倒張”風潮吹遍了整個大明朝,這種攻擊也牽連了張居正生前重視的將領戚繼光。“倒張”派們把戚繼光視為張居正的同黨,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有人誣陷戚繼光給張居正的信件說,“雖夜開中門遞進,意欲何為?莫非反狀乎?”在此等情況下,兵科給事中張鼎思認為戚繼光于閩浙有功,請朝廷把他調往南方。于是明廷于萬歷十一年(1583)二月,調戚繼光任廣東總兵官。

    這是薊鎮的塞外,由于戚繼光的離去,在一定程度上,北邊的蒙古諸部又活躍了起來。十一年(1583)六月,夷婦大嬖只趁古北口明軍放馬之機,以600多人搶馬171匹,殺尖夜家丁11名,擄去軍人17名。七月,小阿卜戶入犯黑谷關,殺知名氏者30人,明軍掩敗為勝。為此總督周詠與巡撫翟秀裳奪俸半年,而剛上任的總兵楊四畏則降一級。在戚繼光離開不久便發生了這種十幾年未曾見過的百姓被殺被擄,牲畜被搶,連軍人也被擄的慘象,真可謂自毀長城。

    萬歷十二年(公元1584年),新任薊遼總督張家胤為加強薊鎮守衛力量,調沈有容于薊鎮東路,任南兵后營千總,防守燕河,臺頭二路。僅過幾個月,到八月初一日,朵顏部首領長昂領兵三千余騎進犯劉家口。

    薊鎮的主要邊患,便是朵顏三衛。元順帝北逃之后,蒙古逐步分裂為韃靼,瓦剌與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歸附明朝,明太祖在今吉林一代設立了朵顏、福余、泰寧三個衛所,明廷封其族人衛都督等職,管衛事,每年與朝廷通貢,永樂時,三衛逐漸南下,到天順以后,已至長城腳下,成為明朝的外部屏障。他們時叛時附,有時還為韃靼,瓦剌做向導入犯。但他們與明廷一直維系隸屬關系,明人稱他們為“屬夷”。

    在正統年間也先入犯回撤時,曾順便大掠福余,泰寧二衛人畜,作為他們做“向導”的“報答”。二衛從此衰弱,朵顏部勢力強大了起來,于是也就日益不安份起來。到嘉靖二十七年(1575)影克襲職時后,進犯日益頻繁,直到影克在一次內犯時被明軍火銃擊斃。影克之子長昂襲職之后,仍不思悔改,繼續匯集部眾,連年進犯。

    不過明廷已于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調戚繼光來防守薊鎮,長昂數年間進犯,皆被打退,沒占到多大便宜。尤其到了萬歷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長昂攜其叔董狐貍共同逼迫長禿(董狐貍弟)內犯,進攻董家口。戚繼光命令軍隊自榆木和董家口兩關出塞追擊,至聶門一帶,去邊150里,活捉了長禿。長昂見狀不妙,轉移會州,不敢靠近邊墻。二月,長禿的親屬部族紛紛表示永遠效順朝廷,不再內犯,三月初一日,長昂同董狐貍等率部240多人到喜峰口請罪。初三,戚繼光同當時的副總兵史宸親臨喜峰口受降。長昂等相繼羅拜,呈上認罪表文,送還被扣明軍偵察兵7人,綁送擾邊鬧事的2人,并獻貢馬7匹,請求釋放長禿,恢復扶賞。戚繼光見他們已經認罪,便放了長禿。初四,讓長昂入關,分別接受扶賞。長昂等深感愧疚,當時對天盟誓,世世代代永遠內附,不再進犯。這一役,朵顏部的酋長們是徹底服了,他們在戚繼光在的日子里,再也不曾內犯。

    不過這一次,戚繼光已遠調廣東了。“戚老虎去,吾又何懼?”小阿卜戶等人的入犯不正是暴露薊鎮已出現了防御漏洞嗎?早先犯遼東沒有得到多少油水,長昂把視線瞄上了薊鎮。于是在八月率三千余騎入犯,果然發現薊鎮防御果然漏洞百出,都進入長城好幾里地到了劉家口了,仍然未見明軍組織什么像樣的抵抗。

    但劉家口卻恰恰是沈有容的駐扎之地,這下長昂遇到了克星。由于原來戚繼光的防守方針是“謹烽火,遠斥侯”。沈有容當夜二更時分聞得警報,僅帶家丁及跟役共29人迎敵。

    劉家口也是薊鎮的一個重要關口,按戚繼光當時的規定,關口的城墻上每五十垛構筑一個雉,就是戰臺,對應每一雉建一窩鋪或騎墻鋪,雉與窩鋪相結合,大體與長城上同為戚繼光設計的空心敵臺相似,既便于守城者休息,更便于擊敵。

    沈有容當時應該就與家丁等人住在窩鋪之中,身為千總,還親自守城,真做到了與士卒同甘苦。聞警后,身邊雖僅有這29人,但也得迎敵啊!“一出臺而射死七十余”,可見,沈有容是使用火器的高手。

    從元朝開始,中國便有筒形發射式火器,稱之為火銃、突火槍,但性能并不是太好。到了嘉慶二十七年(1548年),在朱紈領導的“雙嶼大捷”中,明軍打敗了葡萄牙人與倭寇聯軍,并俘獲了一些善于制造火繩槍的日本人及槍支。后有馬憲、李槐等人學習制造火槍的方法,并加以研究和改進,終于在十年后造出了 “鳥嘴銃”,簡稱為鳥銃。

    鳥銃槍管用熟鐵打造,長約112~150厘米,重約5~6公斤,有準星、照門,安裝木托之上。銃口長出木托二寸,托后七寸向下彎曲,通條一根別再托上,重三兩,另有火繩。每次發射時裝火藥三錢,鉛彈重三錢。它的口徑在9~13毫米之間,射程可達300米左右,鳥銃與同時期其他火槍相比,有身管長、口徑小、重量輕,便于使用等特點。并且由于槍管長且直,所以較易打準;前手拿銃腹,所以發射時火藥不會奪手;雙手俱托銃身,所以瞄準精確;并且使用龍頭類火繩發火機,所以不用考慮火繩是否熄滅。

    戚繼光到達薊鎮之后,發現薊鎮武器樣樣不行,“不知較量異用之術”,敵人用弓箭,自己也學著用弓箭。但蒙古騎兵自幼學習騎射,弓長矢重,明軍豈是對手?所以戚繼光開始改善武器裝備,用優于敵人的火器對付敵人弓箭,薊鎮駐軍大量配備鳥銃等火器。

    但鳥銃是前膛裝彈的老式火槍,使用極為繁雜,沈有容以及他的家丁能在夜間使用鳥銃瞬間擊斃七十余敵人,實在是很不容易了,沒有極為熟練的操作技巧,是鐵定做不到的。

    朵顏部的人還擊了,箭矢如雨。這二十九位健卒們都負了箭傷,沈有容也身中二矢。但他們不顧傷勢,奮力沖入敵陣,拼死砍殺。有六人登時了帳。朵顏長昂因黑夜不辨明軍人數,又因上一次大敗的余悸,下令撤退了。

    當時兵部說:“薊鎮修筑臺墻,原以匹馬不入為功。賊夷拆墻進邊,守臺官軍若罔聞,防守何在?”為嚴肅軍紀,主兵把總李養性及傳烽守臺官兵周養珠等十人皆被梟首傳示,還有八人受軍棍不過而亡。唯獨沈有容以首功得到了賞賜及對兵部的推薦,沈有容“由是知名”,這一戰,才是他軍旅生涯的真正開始。

    擒倭東沙

    在萬歷三十四年(1606),在福建沿海辛勞奔馳十多年的沈有容終于得以調往浙江升任參將。福建巡撫想要沈有容留下,福建的百姓們也說:“吾儕得再借將軍高枕矣。”但沈有容因為十余年沒有回家看望老邁的母親,想要借去浙江任職的機會順便回鄉,就謝絕了。

    沈有容在浙江任職兩年,于萬歷三十六年(1608)得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十分傷心,當天便棄官而去,也沒等上司批準他“丁憂”。自古忠孝兩難全啊!沈有容自以為這樣做勢必會被追究,但此時左府游兵的將領卻得了背疽而亡,浙江政府就讓沈有容去補缺。沈有容想要為母親守孝三年,屢屢推辭,但浙江催督益勤,不得以,只好在次年五月履任。不久,又調沈有容率步兵防守昌國衛所(今浙江象山東南)。此時,倭寇、海盜交相為害,寧波、紹興、臺州、溫州都受到了嚴重破壞。寧波、溫州兩處參將都被降級、提問,只有沈有容因為在路上堵截得了首功題敘,所以秋天調任天津海防游擊。浙江巡撫高舉見到邸報后,將沈有容留在溫、處,沒有去成。沈有容在此地履任四年,溫海晏然。

    萬歷三十九年(1611)六月二十三日,有三只船進入沈有容防守的鳳凰洋,因言語不通,沈有容通過寫漢字來問,才知道是安南(今越南)商人裴光袍的商隊,遇到風暴,飄至此地。但沈有容手下數十人卻想將這一百二十九人當作倭寇殺了報功,并跪下求沈有容允許。沈有容堅持不允,并下令:“殺一夷者,即戮以徇”,眾將士才稍稍安定下來。沈有容將此事上報朝廷,安南商隊等候上諭的九個多月,衣食全都是沈有容供給的。考慮到陸行遲緩,特別派了三艘兵船護送他們到了廣東,然后交接給廣西巡撫送回安南。事后,沈有容認為此事“逾于平生辛苦戰功十倍”。但不久,就有人誣告沈有容納賄,沈有容無奈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正月乞歸,一年八請,才得以在次年二月還鄉。

    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日本“村山艦隊”入侵臺灣。由于日本當時并沒有實力大舉入侵明朝,所以就轉向侵略朝鮮、琉球。在朝鮮的軍事行動雖然失敗,但日本卻在萬歷三十七年(1609)控制了琉球,并想繼續南進,吞并臺灣。日本對于臺灣年的野心也是由來已久,早在萬歷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豐臣秀吉派遣出使呂宋的使者原田孫七郎在返回途中經過臺灣時,就發出“招諭書”,威逼利誘臺灣土著民向日本稱臣納貢,但沒有成功。又想派欽門墩率船二百艘以武力侵略臺灣,由于明政府已有防范,所以沒有實行。后來,山田長政與有馬晴信分別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三十九年(1611)入侵臺灣,但都遭到了臺灣土著民的堅決抵抗。

    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在萬歷四十一年(1613)通過琉球致書明朝,要求恢復貿易,否則——“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于大明,大明數十州鄰于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日本大樹將軍意。”但也許琉球并未將此等無禮的文件傳達,所以明廷對此未做反應。剛巧此時村山等安因為信奉天主教,所以岡本大八事件好像也波及了他,為了防止像有馬晴信一樣被賜死,自薦去侵占臺灣以立功贖罪。德川家康認為這是打破明朝對日本貿易禁運的好方法,便給村山等安頒發了“高砂國渡航船朱印狀”(當時日本稱臺灣為高砂國),并派給他三千士兵,委任他經略臺灣。

    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兒子秋安率領著十一艘戰船從長崎出發,但艦隊在途中遭遇風暴,船隊飄散。一部分騷擾閩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貿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雖然到達了臺灣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倭兵倉促登陸,被臺灣土著民圍攻,被迫全體自殺。明石道友率領另兩艘船流竄至福建海面,燒殺搶掠。并于五月進泊東涌島。當時,“內地不知多寡,大家爭奔入省城;城門晝閉,無一敢出偵者”,福建巡撫黃承玄出厚賞募董伯起前去偵察。董伯起雖然化妝成漁人,但明石道友十分精明,看穿了他,并“持刀詰問”。董伯起騙他說:“我軍門知汝來侵,已造五百只船以待——我兵船即至矣!”明石道友有些害怕了,他撤退的同時將董伯起扣押,試圖將其作為與福建談判的籌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村山等安的命令是攻占臺灣,因此其他被打散的倭寇不敢回去,洗劫了福建的料羅、大金衛所。這時,在家告歸的董應舉看不下去了,上書福建官員“閩海事,非參將沈有容不能了!”雖然董應舉因為在京做官,沒見過沈有容,但久聞其威名,所以大力推薦。于是黃承玄親筆寫信邀請沈有容,這時浙江也希望

    沈有容復職,沈有容一時沒有決定。后來,黃承玄派太寧道林茂槐親自到沈有容家聘請他,沈有容認為黃承玄大度,可以任人,所以在萬歷四十五年(1617)重新回到福建,黃承玄當即任命他為水標參軍。

    萬歷四十六年(1618)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為名,攜帶禮物及上明朝表章一道,停泊在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復通商。黃承玄命沈有容出撫,明石道友與董伯起、通事高子美前來。明石道友當時未曾佩刀,沈有容問:“汝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親自取來一把太刀給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欲死,因為佩刀畢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呈上表文,沈有容因不合體制而卻之,只帶著董伯起與其他幾名一起送歸的人回到福建。后來,福建海道副使韓仲雍在接待明石道友之時,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了嚴厲的責問,并警告日本“汝若戀住東蕃,則我寸板不許過海,寸絲難過蕃”。明確指出不許日本涉足臺灣。

    明石道友還未離開,桃煙門又率領三艘戰船、倭寇百余人進犯浙江,打破了浙江的一艘兵船,殺了十幾名浙兵;又流竄到福建沿海,擄掠了二十余人。他們在駛進東沙白犬澳時,觸礁擱淺,只好在此地“搭寮樓住”,欲奪船歸。黃承玄得到消息后,將此事全權交給了沈有容負責。沈有容三路圍困,用大炮仰攻,焚毀了倭寇的房舍與積聚,但倭寇依然“揮刃裝銃,意在拼死突圍”。把總何承亮欲要進攻,沈有容說:“困獸難迫,且多礁石,易損舟。彼藏礁石間待我,必大損兵,不如誘而擒之便。”于是派遣精通日語的王居華前往曉諭:“汝輩命在須臾;若未有犯唐罪過,分剖明白,或尚可覬一線生路!”并說明石道友已經受撫。桃煙門頗為意動,正在猶豫。次日,有倭寇率大烏船一只、漁船兩只前來救援,沈有容“麾率官兵奮力沖攻,戈船飆集、火器雷震”,三船立沉。桃煙門見突圍無望,就說:“有道友書來,即從。”明石道友“亦丑其類”,寫了書信交給了沈有容,桃煙門等人見了明石道友的書信,便投降了,但有部分頑固分子選擇了自殺。沈有容擒獲六十九人,斬了其中兩名漢奸,然后分屬于諸將報功,此役未傷一名明軍。董應舉聽聞后,嘆息道:“東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見有此不傷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糧、不曠時日,去如振葉、歸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難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當首肯矣。”并在今連江縣東莒島西南隅的山崖旁親自為沈有容書寫了題名碑,原文為“萬歷強梧大荒落(丁巳,四十五年,1617。前文1618或誤),地臘(五月五日)后挾日(十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六十九名于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此。”

    但此時,那些嫉妒沈有容大功的人又跳了出來,認為計擒倭寇是不對的,容易引起倭人的報復。朝廷竟然認為桃煙門不過是過境商人,并未將他們當作倭寇處理。沈有容他們不僅沒有得到獎賞,反而又冒功之嫌,黃承玄竟也因此事而移鎮。沈有容于是拂衣而歸。后來,這些倭寇又行作亂,沈有容之功才得以大白,但那已是沈有容回鄉幾個月之后的事了。

    平定臺灣

    沈有容在海壇待了一小段時間后,金學曾把他調到了浯銅。浯銅此地乃“吃空額”的淵蔽,沈有容赴任后,“痛洗夙弊,鼓舞士卒”,革除了此弊,提升了士卒的士氣。正因為如此,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福建各個水寨巡邏兵船多有被倭寇劫掠的,只有沈有容一軍在四月初七日生擒倭寇十八名,斬首十二級。

    所謂倭寇,簡單說是指入侵的日本人。如果非要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的話,則是指對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侵擾劫掠中國與朝鮮沿海由日本武士、浪人與奸商組成的,并得到日本各地大名支持與慫恿的“海賊眾”的稱謂。中國關于日本海盜入侵的最早記載是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8年),使用倭寇一詞最早是在明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自洪武二年之后,倭寇的入侵已經相當的頻繁與嚴重了。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由于日本進入戰國亂世,倭寇的入侵更是達到了頂峰。后來,明軍在戚繼光、俞大猷等愛國將領的領導下,經過一系列艱苦的斗爭,終于基本上平定了倭患。但在這以后,沿海時常還會有小股倭寇的騷擾。

    為了防止又有所抬頭的倭患,福建興泉道的王岵云提議招募巡邏兵800人,商船24只分為二哨,令沈有容統帥其中之一。沈有容得到這股生力軍后,馬上出海巡邏,直到與廣東交界的地方。在五月十七日與一股倭寇相遇,“斬首三十二級,奪回南澳捕盜張京兵船一只”,立了大功。但有官員因為沈有容沒將此船物歸原主,所以陷害他說:這艘船上,那些所謂被倭寇殺的士卒,都是沈有容為了報功自己殺的。如果此罪坐實,那沈有容就不僅是革職查辦的問題了。好在金學曾明察,洗刷了沈有容的冤屈。但因為此事的影響,沈有容前五年等于白干了,沒能得到升遷。

    到了同年十二月,朱運昌調任福建巡撫,將沈有容調往浯嶼(即中左衛所,今廈門)。太守程達認為此地距崇武衛所、料羅衛所都很遠,無法相互照應;而且廈門也自有水軍,所以建議移水寨于石湖。此提議得到了時任巡海道的徐學聚的認同,膽石湖的老百姓卻不樂意,他們認為如此一來“兵害恐其無已”。太守程達只好對老百姓說,徙鎮此地的是沈有容,老百姓這才平靜下來。因為沈有容治軍嚴整,而且他曾為民請命,請當時的稅監高寀停止了征收運糧船的稅費。福建靠海且多山,糧食產量甚少,多靠從廣東進口,糧價本來就很貴,如果再征收重稅,那么福建的民生勢必會受到致命的影響,所以百姓們都很感激沈有容,還為他立了生祠。沈有容來帶兵,自然不會侵犯百姓的利益。

    上下達成一致,改建石湖水寨得以進行,沈有容沒向政府要一分錢,用的錢全是靠賣掉舊水寨材料與往年立功得到的賞金。費時約一年,水寨得以建成。期間,沈有容還組織士卒為石湖沿海修了一段石筑的長堤,有效地防止了土壤鹽堿化的加劇。水寨建成后不久,有7只倭船橫行在浙、閩、粵沿海,沿海將士卻不能“以一矢相加遺”。到了萬歷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日,這股倭寇由浙江流竄到福建萬安衛所,攻打城池,焚燒船只,劫掠了許多民眾,并且在西寨停泊了十余日。沈有容得到消息后,率水軍在崇武衛所嚴陣以待。倭寇不敢前來,從烏邱出澎湖列島,逃亡東蕃(今臺灣)。

    臺灣自古以來就與我國大陸有著密切的聯系:三國時東吳大帝孫權在230年就曾派將軍衛溫到過臺灣;隋煬帝曾三次派人到達臺灣;南宋時,已在澎湖列島駐軍;元世祖忽必烈曾兩次派人到達臺灣,并于1335年設置了澎湖巡檢司,管理臺澎;在明朝,鄭和下西洋時到達臺灣;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國大陸人民的足跡遍布臺灣南北,已經開始了開發臺灣的進程。

    這股倭寇到達臺灣后,在大員(今臺南安平)建立了據點,四處劫掠。并向東南沿海前往臺灣的商人、漁民收取“報水”(即所謂“保護費”)。連臺灣土著民也深受其害,不敢再在沿海平原打獵,只好遷往內地山區躲避。朱運昌對此十分頭痛,“安得豪杰,為我蕩寇分憂者?”當然,只有沈有容。因為沈有容 “梟捷善戰,每臨敵先登,意氣閑暇;兩舟相隔丈許,提刀飛身過之,立斬數人,一舟披靡,而后眾將士從之。又加以沉毅多謀,料敵出奇無窮”。這樣智勇雙全的將領上哪兒去找?

    沈有容得到朱運昌的密令之后,先派遣漁民郭延前往偵察,并秘密備戰。在郭延偵知這股倭寇的確切消息后,沈有容于十二月十一日下令出征。但“時臘月,非出海候,諸將及舵師皆有難色”,沈有容將朱運昌的密令下達,但為了防止奸細告密,他只說:“吾近往耳,聊以懼竊竊通我分地者。”擺出了一副只是例行巡邏的姿態。于是,沈有容統戰船24只前往征剿,可惜天公不作美,船隊在過澎湖時遇上了颶風,船隊飄散。因為當時天色已晚,沈有容不得不冒險停泊在地勢險峻,船不得并行的丁嶼門。在這里等候了三天,飄散的船只才歸隊,但只剩下了14只船。沈有容認為倭船不過7只,我軍是他們的一倍,破之足矣,于是又再向臺灣前進。到了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八日與倭寇相遇,“將軍率諸將士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大敗,盡出輜重投之于海令我軍拾,而姑少緩師。我軍無一人取其秋毫,戰益力,斬馘火攻,須臾而盡。”是役,“斬級十五,而投水焚溺無算,救回漳泉漁民三百余人”,“倭遂去東蕃,海上息肩者十年”。在明軍登陸修整的時候,臺灣土著民的一個酋長大彌勒“扶老攜幼,競以壺漿、生鹿來犒王師,咸以手加額,德我軍之掃蕩安輯之也”,并邀請沈有容去它們的寨子做客。隨行的學者陳第將一路見聞記載下來,整理成《東蕃記》,是現存最早的臺灣史料。沈有容此次軍事行動是明廷在臺灣顯示主權的一次重要行動。但是,當時福建官府因決策失誤未能在臺灣開府設縣,也沒有留下駐軍。

    沈有容立此大功返回福建,等待他的卻是“總府方索寶,而本將又復忌功”,要沒有朱運昌在上面給他頂著,恐怕又不免得咎。但最后的結果竟是“捷聞,文武將吏悉敘功,有容赍白金而已”,只得了六兩賞金。

    這時,朱運昌卻因病去世了,沈有容十分傷心,七次具文乞歸。但新任巡撫徐學聚堅持不允,沈有容只好繼續在福建沿海,奔馳于危濤之間。

    澎湖危機

    17世紀是荷蘭人的世紀,他們奪取了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貿易體系,屢次沖擊中國沿海。荷蘭人深知,若要在東方從事貿易,就必須在中國本土或附近的島嶼建立一個據點。澳門,這個連接著大陸的小島無疑是最理想的,但葡萄牙人去早已占據此地多時了。在荷蘭人對澳門的軍事行動失敗后,他們只好另想辦法。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派韋麻郎(Wijbrant Van Waarwick,今譯作華威克)率領一支艦隊前往中國。他們的艦隊首先停泊在大泥(今泰國南部北大年),本來想與暹羅國王的朝貢使團一同去中國碰碰運氣。但沒想到朝貢使團還未出發,暹羅國王卻死了。但韋麻郎卻在此地結識了李錦、潘秀、郭震三名中國奸商,也不算沒有收獲。

    李錦得知韋麻郎的意圖之后,獻計說:“若欲通貢事,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事不難成也。”韋麻郎問他:“守臣不許,奈何?”李錦告訴他:“稅使高宷嗜金銀甚,若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于是李錦偽造了大泥國王書,讓潘秀、郭震帶回國。漳州守將陶拱圣得到潘秀送來的求貢的文書后,因書中言語多悖慢,并有武力要挾之嫌,大為驚駭,馬上向上司報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獄。郭震見潘秀被抓,就不敢再去他處送“國書”了。福建的官員對此事看法不一,但大多數還是認為,這就像當年葡萄牙的通市一樣,利一而百害,萬萬不能允許。

    當初,潘秀與韋麻郎相約,若通商事成,會派人去通知他。但韋麻郎等的不耐煩了,帶領千人架著三艘大戰艦直往澎湖,他們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抵達。因為當時明軍守衛澎湖分春、冬二汛,這時正好是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明軍已經撤回大陸,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強行占領了澎湖馬公島,并役使當地人民“伐木筑舍,為久居計”。李錦這時也潛入漳州查探通商之事,并謊稱自己是被抓后逃回來的,但福建的官員早已把他的底細查的明明白白了,把他與郭震抓獲,讓他們與潘秀一起勸韋麻郎離開來贖罪。但他們三人害怕丟臉,見到韋麻郎只說:“我國尚依違未定”。

    福建政府又派遣了詹獻忠等人去讓韋麻郎歸國,但他們因為貪圖荷蘭人的錢財,竟帶了許多貨物去賣,并且沿海也有許多商人私自去做生意。荷蘭人得到了好處,通商的愿望更加迫切了。所以韋麻郎又派通事林玉去賄賂稅監高宷。

    明朝萬歷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財的皇帝,他在御宇中期派宦官為稅監,到各省去開礦收稅,以增加皇室收入。萬歷二十九年(1598),宦官高宷來到福建,他和他手下的一批鷹犬,整日巧取豪奪,對民眾造成了極大的災難。后來他居于福州,廣建亭臺樓閣,更是掠民財富無所不至。因為他有皇帝撐腰,各級官員都拿他無法,只好任其胡作非為,成為福州一霸。

    林玉雖被福建官府抓獲了,但高宷已經得到了消息,就派遣了心腹周之范去見韋麻郎“說以三萬金與宷,即許貢市”,韋麻郎“贈餉甚侈”,同意了高宷的要求,并派遣通事與頭目九人要去福州與高宷詳細商談,但因為風候不對,未能成行。高宷還與他的死黨福建總兵朱文達密謀說:“市幸而成,為利不貲。第諸司佐佑,唯公圖之!”朱文達于是對福建巡撫徐學聚說:“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攖其鋒,不如許之。”但徐學聚頭腦清醒,堅持不許,將驅逐荷蘭的事交給了參將施德政與都司沈有容。

    沈有容聽說荷蘭強占澎湖,要求通市時,就說:“夷意豈在市?不過懸重賂餌我,幸而售,將鼾睡臥側,踵香山澳故事,睥睨中土爾。”力主不可通市。受命之后,沈有容認為對待荷蘭這件事“剿而得勝,徒殺無罪,不足明中國廣大;不勝,則輕罷百姓力,貽朝廷羞,不如諭之”。所以他先釋放了林玉,想要用為反間,然后架一艘小船直接去了澎湖。

    沈有容見到韋麻郎后,說:“天朝體統甚肅,上有撫、按二臺,中有藩、臬諸司,外有將領、郡邑百執事,綱紀相承,凡事非商定不敢以聞。若欲求互市于閩,互市事至鉅,孰敢主之?若等皆良商,獨不識此乎?”韋麻郎說:“來者俱言市成,將軍言不成,何也?”并說高宷的使者已經來了。沈有容又說:“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為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韋麻郎嘆服,“從來不聞此言。”但他的一個手下卻在這時拔出戰刀來說:“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有容厲聲說道:“中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為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斗,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睹天朝兵威耶?”荷蘭人語塞。韋麻郎一方面答應說馬上回去,并招待沈有容留下;另一方面將給與周之范的錢財索回,只讓他帶給高宷玻璃器具等物,讓高宷將乞市文書帶奏,天子準許后再說三萬金的事。

    但沈有容等了幾天,韋麻郎依舊沒有走的意思。于是沈有容假意說要離開,韋麻郎立刻趕來相留。沈有容厲聲對他說道:“郎不去,恃汝舟大與?壑可藏、力可負、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聞沈將軍破倭奴東海上,海水盡赤?吾不忍若頸之續其后,故諭而歸,汝郎不從吾言,吾去矣,郎請后勿見我,毋貽空自悔也!”林玉也在一旁幫忙勸說。在這時,施德政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羅衛所集結了五十艘戰船,并做好了火攻的準備。福建政府又下了嚴令:“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斷了荷蘭人的妄想。韋麻郎審時度勢,只好于十月二十五日離開了澎湖。當時荷蘭的戰艦“舟長二十余丈、高數丈,雙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錮之。四桅,桅三接”,“左右兩檣列銃,銃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丸,重數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戰能力十分強。而這時福建水師的戰船卻多是商船與漁船改造的,雖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穩操勝券。所以沈有容能諭退荷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韋麻郎離開之前,特別找了畫師為沈有容畫像,并用銅銃及銃彈與一些特產贈送,以示敬仰。沈有容只收下了銅銃及銃彈,可能已經有師夷長技的思想了。韋麻郎離開后,三位漢奸皆被斬首。沈有容回廈之后,與友人陳第登臨南普陀后山,留下了“騁望極天,徘徊竟日”的題名石刻。

    然而這時,高宷竟然已經上疏為荷蘭人請求互市,聽聞韋麻郎離開這事后,頓足說:“德政乃敗吾事!”后來此疏雖被萬歷皇帝駁回,但高宷已經嫉恨上了施德政與沈有容。徐學聚本想立即為沈有容表功,但因為“宷黨”朱文達等人的阻撓而未能成功。但澎湖的百姓們卻沒有忘記沈有容的大功,為其樹“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的碑刻,是公認的“澎湖第一碑”。

    登州歲月

    沈有容還鄉未及一年,福建政府派遣使者十次去請沈有容復任,沈有容堅持不許,而且這次連林茂槐的面子也沒買。但是,福建的崔御史卻也給他寫了信。原先沈有容在浙江時崔御史曾經在他離任后,私下里舉薦過他,沈有容激于知己,于是復任。但沒想到,部分將士因為沈有容先前的功勛而嫉恨他,不與他合作。沈有容十分后悔,又動了回鄉的念頭。這時,福建巡撫王士昌將水軍參府的創建工作交給了他。先前,黃承玄創立了“專統水軍,彈壓要地,隨勢排蕩”的福建水標參軍,并讓沈有容擔任此職。王士昌更是要在原來的定海衛所建設一軍署,以便更好的防衛海疆。沈有容想到此銜是黃承玄為自己特別設置的,所以就又留了下來。

    萬歷四十七年(1619)五月,袁八老率其黨三千余人流劫福建沿海,后又逃往廣東。王士昌將平定海盜的任務交給了沈有容,但此時福建水師已經衰落,戰船很少,無法追捕,沈有容只好進行招撫。袁八老“幸聽命”,但這時卻有人散布圍剿的流言,沈有容只好冒險“躬架小舟,抵其船而受降”,招撫才得以順利進行。

    泰昌元年(1620),遼東后金國進犯加劇,于是明廷設置了山東副總兵,駐登州,統領水師,以為陸上策應。沈有容因為以往功勛,“為當世名公所知”,被任命了此職。天啟元年(1621),沈陽、遼陽相繼陷落,后金占領了遼東半島及部分沿海島嶼,對明朝造成了嚴重威脅。因為遼東半島就像楔子插入海中,直逼天津于山東登萊,如后金從海上進攻,那后果不堪設想。

    于是遼東經略熊廷弼從全局出發,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條就是“以登萊渡海為奇兵”,并推薦陶朗先為登萊巡撫,駐登州。沈有容也被提升為總兵、都督僉事,“登萊遂為重鎮”。據稱,當時登萊有水陸兵員共五萬人,馬萬余匹,甲杖火器二百余萬,戰船兩千余艘。

    天啟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遼東巡撫王化貞派毛文龍率兵二百余人,從海上突襲鎮江。鎮江原中軍陳良策等從中策應,生擒了后金游擊佟永真及其子佟來年等六十余人,鎮江“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者絡繹不絕”,捷音傳入京師,“報聞之日,縉紳慶于朝,庶民慶于野”。熹宗立即下令登萊與天津水師開赴鎮江策應。沈有容未被此等小勝沖昏頭腦,嘆道:“率一旅之師,當方張之敵,吾知其不克濟也。”熊廷弼也對此舉持否定態度。此時,努爾哈赤已經派皇太極與阿敏率三千兵馬趕到鎮江,毛文龍不堪后金軍圍攻,鎮江得而復失,所以水師也沒有出發。

    天啟二年(1622),由于遼東“經撫不和”,致使廣寧失陷,遼東的民眾紛紛逃入沿海的島嶼,日夜盼望明朝水師的救援。但此時陶朗先卻不知出于何等考慮,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斬”。沈有容立即上書爭之,并派數十艘船前往救渡,獲濟的遼東民眾共達三萬四千余人。后陶朗先因貪贓被視為熊廷弼的黨羽入獄,絕食而死,明廷以袁可立代之。

    沈有容還在登州結識了戚繼光的長子戚柞國,當時戚柞國四兄弟正在編輯《戚少保年譜耆編》,它以戚繼光的活動為主線,比較全面、真實的記載了戚繼光的一生。但年譜完成后,戚柞國等無力將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資助,才得以在天啟二年(1621)問世。戚柞國對此十分感激,特地在此書沈有容題的序言后加以附記記載此事:“會我大都督宣城寧海沈老公祖開府東牟,悵門客之澆漓,憐屋烏之幽獨,知不肖輩食貧有日,嘆先少保功業失傳,慨捐資費,為不肖輩成此一書,以傳世世。”沈有容的一次義舉,為后人了解與研究戚繼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天啟三年(1623)二月,后金國駐守在復州的副將劉興祚(劉愛塔)遣生員金應魁持一封密信交給沈有容,稱“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劉興祚本來是不滿明朝官將的欺壓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卻因為在任上秉公

    審斷女真人與漢人的糾紛,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發現自己無法保護漢人的合法權益,于是決心脫離后金。沈有容將這一情況向登萊巡撫袁可立作了回報,袁可立接受了劉興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應。劉興祚開始積極準備,決定于當年七月起事。袁可立為此向朝廷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當此時也,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宣川擁鮮眾而應,恢復之功似有可圖者。但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是又當慎圖之耳” (《明熹宗實錄》卷三十六) 。但因為叛徒王丙的出賣,劉興祚遭擒,差一點被斬首。后來由于閹黨迫害導致袁可立的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一意歸降,最終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并戰死疆場,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因為劉興祚的反叛,努爾哈赤將遼東半島的民眾遷往內地。這時明廷有人就建議據守遼東半島的金州,沈有容上言,“金州孤懸海外,登州、皮島俱遠隔大洋,聲援不及,不可守。”但毛文龍依然派張盤進駐金州,但不久便被后金軍擊敗。后金為了防止明軍再度前來,焚毀了金州城的城垛與角樓。

    孫承宗督遼時,袁可立曾下令讓沈有容進軍廣鹿島。孫承宗欲在天啟四年春防之時親自前往登萊,和袁可立商討水軍進攻的方略。但明廷始終局限地認為沿海的水軍不過只起到了牽制的作用,不同意這個方案,所以孫承宗始終沒有能前往登萊面見袁可立,但兩人的書信來往不斷。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復臺灣及抗清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此次東征為老將出山,正于國家危難之際,登萊巡撫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總兵沈有容并不滿于東江總兵毛文龍依仗閹黨勢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撫(袁可立)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天啟四年,魏忠賢當權,一批清流高官相繼遭罷,袁可立也于此時再次遭貶。袁可立去,沈大將軍無所依,決然隨去。不久,沈有容得重病,連起居都“步履顛危”,于是“以年老乞骸骨”,于天啟四年(1624)以67歲高齡還鄉,三年后,卒于家中。明廷念其功勛,追贈都督同知,并賜祭葬。

    沈有容有八個兒子,有詳細記載的有三個:六子沈壽崇襲其職,在崇禎十六年(1643)在北京近郊被李自成部所殺;八子沈壽峣(山字旁應在上)在順治二年(1645)響應金聲號召,組織義軍抗清,兵敗被殺;四子沈壽岳因積極支持鄭成功與張煌言抗清,在順治十八年(1661)被斬首。真是將門出忠烈呀,沈有容上司袁可立的兒子袁樞也在清軍攻陷南京后拒不降清憂憤絕食而死。

    沈有容詩云:

    “攜尊登眺興偏濃,景物清恬日色溶。

    波浪千層翻地軸,風云八卦結天沖。

    塔邊殘壘空芳草,泉上懸崖有老松。

    把劍專從飛將后,壯心直欲掃妖兇。”

    “把劍專從飛將后,壯心直欲掃妖兇。”此句正是沈有容的理想與其一生寫照。其實,在整個中國,并非只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時,都會發現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竊感于祖先的偉大與光榮,因此中國在今日更是需要統一。希望每一位中華民族的兒女為之努力吧!

    八人:

    四子沈壽岳,積極支持鄭成功與張煌言抗清,于南明永歷十六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被斬首。

    六子沈壽崇,襲職,崇禎十六年(1643年)在北京近郊被李自成部所殺。

    八子沈壽峣(山字旁在上),于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響應金聲桓號召,組織義軍抗清,兵敗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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