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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法護

    竺法護

    (敦煌菩薩)
    本名:
    竺法護
    別稱:
    曇摩羅剎
    所處時代:
    西晉
    人物簡介:

    鳩摩羅什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即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譯出,而流布于世。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師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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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名
    竺法護
    別稱
    曇摩羅剎
    所處時代
    西晉
    出生地
    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出生時間
    231
    去世時間
    308
    主要成就
    人稱“敦煌菩薩”

    簡介

    竺法護,又稱曇摩羅剎(梵 Dharmaraksa ,意為法護), 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當時中原地區雖然禮拜寺廟、佛像,然而大乘經典未備,法護立志西行,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遍通西域三十六國語文。泰始元年,攜帶大批經典返回東土,居于長安、洛陽,專事譯經,精勤行道,廣布德化,時稱月支菩薩、敦煌菩薩。 

    基本資料

    姓名:竺法護

    西域

    性別:男

    梵名:曇摩羅剎

    時代:西晉

    生卒:231-308

    描述:晉代高僧、翻譯家

    籍貫: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譯作:《正法華經》、《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

    榮譽:人稱“敦煌菩薩”

    生平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部的經典還在西域,尚未能傳布于中國。竺法護發憤立志弘法,隨師游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于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于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

    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后,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贊般若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他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一位偉大的譯經家。?

    人生經歷

    竺法護梵名達磨羅察(察,一作剎),是世居敦煌的月支僑民,原來以支為姓,八歲依竺高座出家,以后從師姓竺。他博學強記,刻苦踐行,深感當時(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視寺廟圖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經典的傳譯,因此決心宏法,隨師西游。他通曉西域各國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經典原本,回到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譯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經論。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隱居山中,隨后在長安青門外立寺修行,聲名遠揚,各地僧俗從學的達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隨處譯經。晚年,行蹤不詳。據說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去世。法護因原居敦煌,化洽各處,時人

    又稱他為敦煌菩薩。后來孫綽作《道賢論》,盛贊他‘德居物宗’,并將護和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當時存在的寫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現經重新對勘,實系法護翻譯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經典。另有十種法護譯本已認為散失了的,現經判明仍然存在,但誤題為別人所譯。這十種是:《無量清凈平等覺經》二卷、《般若三昧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婁迦讖譯)、《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溫室浴洗眾僧經》一卷、《迦葉結經》一卷、《楏女耆域因緣經》一卷、《大六向拜經》一卷(上五種舊題為安世高譯)、《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游四衢經》一卷(舊題康孟祥譯)、《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上兩種舊題支謙譯)。

    法護的譯本有《般若》經類,有《華嚴》經類,有《寶積》經類。有《大集》經類,有《涅槃》《法華》經類,有大乘經集類,有大乘律類,有本生經類,又有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具備了當時西域流行的要籍,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道安說:‘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法護)所出,真眾生之冥梯’(見《漸備經敘》)。僧佑也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見《出三藏記集·法護傳》)。至于法護的譯風,忠實于原本而不厭詳盡,一改從前譯家隨意刪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譯本形式上是‘言準天竺,事不加飾’,而給人以‘辭質勝文’的印象。用作對照異譯的資料,對理解經義的幫助很大。道安稱贊他譯的《光贊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補益’、‘所悟實多’(見《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又說他譯的《漸備經》‘說事委悉’、《興顯經》‘辭敘美瞻’、更出《首楞嚴》‘委于先者’(均見《漸備經敘》),都對義理研求有相互啟發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護譯本《維摩經》、《首楞嚴經》分別對照舊譯,編成‘合本’,便利于學者的兼通)。另外,法護譯出《正法華經》,為《法華》最初的全譯本,經印度沙門竺力和龜茲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訂,又由法護向一些學徒‘口校詁訓,講出深義’,并還在檀施大會中日夜講說(見《正法華經后記》)。他這樣熱心弘揚《法華》,對于其后鳩摩羅什新譯本的流通,創造了條件。法護其他譯本有影響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護的譯經工作中,有許多助手為他執筆、詳校。其中著名的是聶承遠和他的兒子道真,法護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張玄伯、孫休達、陳士倫、孫百虎、虞世雅等。聶承遠父子對法護譯事幫助最大,他們承旨筆受而外,并還常常參正文句。像法護所譯《超日明三昧經》,原稿文句繁重,聶承遠即曾加以整理刪改。又法護譯缺本中有《刪維摩詰經》,似乎也是承遠所刪的。承遠的兒子道真通達梵語,并擅長文學。他參加法護的譯事,積累了經驗,在法護死后更獨自翻譯了一些小部經典。他又將法護的譯籍編成目錄,即后世所稱《聶道真錄》(有時也稱《竺法護錄》)。據長房錄轉印的資料看,此錄記載法護的存缺譯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譯《方等泥洹經》),其時或者是道真參加譯事之始。

    法護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無幾。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護為沙彌,富于悟解。太康年間,他筆受《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等,后來在敦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對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學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隱居山林、講究實踐而知名于當世。還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間筆受《圣法印經》。

    主要譯經

    關于法護的譯經,梁《高僧傳》卷一說他“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漢)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數量之大,可謂空前。但歷代各家《經錄》,對法護譯經的記載,出入頗大。茲舉三《錄》為例。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說法護譯經一百五十四部(實為一盲六十一部),三百0九卷(其中九十五部有經,六十四部有名無經)。

    《大唐內典錄》說法護譯經是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開元釋教錄》則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誰的記錄正確年代久遠,無法考訂。不過近代佛教學者呂澄還是作過一些努力。他說:“竺法護翻譯的經典,據梁僧《出三藏記集》的記錄,有一百五十九部。其后各家目錄,續有增加。唐代《開元錄》刊定法護譯本在存的凡九十一部,二百0八卷(現重新對勘,實系法護譯的

    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呂先生所說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尚存于《藏經》中的經典。法護的譯經,相當一部分只有經名,經書巳不復存在。茲據《開元錄》卷二,將法護的譯經名稱抄錄如下:

    法護是羅什以前譯經最多的大譯師,這是歷史事實。他的譯經,涉及到《般若》、《華嚴》、《寶積》、《大集》、《涅槃》、《法華》等各方面的經典,舉凡當時流傳于西域各國的要典,他都作了介紹,這就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廣泛流傳和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東晉道安稱贊他的譯經說:“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梁僧佑亦稱贊說:“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法護不僅譯經多,而且道德修養好,經常追隨他的門徒,竟達數千之多。故晉代文人孫綽作《道賢論》,他與竹林七賢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論。他說:“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法護因世居敦煌,德化遐邇,故時人尊他為敦煌菩薩

    成就影響

    由于竺法護譯出大量重要經典,也由于他把譯經與講經密切結合,他自然而然成為一時佛學界巨擘,生前享有廣大的信眾,死后長為后學宗仰。東晉高僧道安曾說:“護公,菩薩人也。尋其余音遺跡,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法護受到如此高的評價,在兩晉之際的佛教界罕有其匹。另外,法護又是佛教玄學的開風氣之人,他譯出的那些大乘經典,特別是般若類經論,成為佛學與玄學相結合的橋梁,而他本人又“研幾極玄”

    ,所以又深受玄學名士的推崇。東晉孫綽寫的《道賢論》,舉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擬玄學名士竹林七賢。其中把法護比山濤,論曰:“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可見在魏晉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護又處于佛教玄學之首的地位。

    一些學者考證出竺法護在晉惠帝之后譯經的具體名稱、時間、地點,對于竺法護西奔敦煌避亂的推測以有力的支持。另外還有兩條間接的證據:一、道安曾說法護譯出的《光贊般若經》在涼州沉睡了幾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原。對此,合理的解釋是法護晚年回到涼州,把所譯的經卷也帶回涼州,故《光贊經》長期藏于那里。

    僧傳說“護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敦煌菩薩也。”這也可能是由于法護死于敦煌,當地人民敬仰他獻身佛法,救拔眾生,而送給他“敦煌菩薩”的美稱。“菩薩”是指立志成佛而修習大乘的眾生,修菩薩行必須自覺覺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還要使無窮盡的眾生統歸于解脫。從竺法護一生的行事來看,特別是從他晚年在避亂過程的艱苦環境(無論是東奔還是西歸涼州)下仍不倦地譯經、說法來看,“敦煌菩薩”這一榮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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