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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四大家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歷來都有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代書法四大家分別指的是:蘇東坡、黃庭堅、米芾和蔡襄。人們稱為“蘇黃米蔡”。蘇軾天然,黃庭堅勁健,米芾縱逸,蔡襄蘊藉,各具儀態,堪稱精品。宋四家廣汲晉唐遺蘊,銳意革新,各具所長。


    蘇軾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這兩人正銳意詩文革新,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被貶黃州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東山再起

    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筑建蘇堤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臺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干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20余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并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筑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6橋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蘇堤在春天的清晨,煙柳籠紗,波光樹影,鳥鳴鶯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蘇堤春曉”。

    “東坡處處筑蘇堤”,蘇軾一生筑過三條長堤。蘇軾被貶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并筑堤。紹圣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年近6旬的蘇軾,日夜奔馳,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條長堤。為此,“父老喜云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村西雞”,人們歡慶不已。如今,這條蘇堤在惠州西湖入口處,像一條綠帶,橫穿湖心,把湖一分為二,右邊是平湖,左邊是豐湖。 

    流落儋州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圣元年(1094年)六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紹圣四年(1097年),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里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最后結局

    徽宗即位后,蘇軾被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屬江蘇)。葬于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五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贈蘇軾為太師,謚為“文忠”。 

    主要成就

    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于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后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范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范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后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全文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藝術成就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后“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論》、《范增論》、《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東坡志林》、《隨記集》、《刑賞忠厚之至論》、《石鐘山記》、《記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論》、《進策》、《天石硯銘(并序)》、《策別課百官》六篇、《策別安萬民》六篇、《策別厚貨財》二篇、《策別訓兵旅》三篇、《策斷》四篇、《黠鼠賦》、《記游定惠院》(一作《記游定慧院》

    詩歌

    《赤壁賦》《后赤壁賦》《東欄梨花》《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澠池懷舊》《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蒼舒醉墨堂》《書李世南所畫秋景》《游金山寺》《題西林壁》《望海樓晚景》《雪后北臺書壁》《飲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贈劉景文》《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詞作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南鄉子·送述古》《永遇樂·長憶別時》《減字木蘭花·空床響琢》《蝶戀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洞仙歌·江南臘盡》《陽關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紅暖見魚》《浣溪沙·旋抹紅妝看使君》《浣溪沙·麻葉層層苘葉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浣溪沙·軟草平莎過雨新》《永遇樂·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塊青青麥未蘇》《浣溪沙·醉夢昏昏曉未蘇》《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哨遍·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嬌·赤壁懷古》《南鄉子·霜降水痕收》《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滿庭芳·三十三年》《水調歌頭·落日繡簾卷》《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墻》《浣溪沙·細雨斜風作小寒》《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青玉案·三年枕上吳中路》《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浣溪沙·門外東風雪灑裾》《行香子·過七里灘》《點絳唇·不用悲秋》《滿江紅·寄鄂州朱使君壽昌》《念奴嬌·中秋》《水龍吟·雁》《醉翁操·瑯然》 

    書法作品

    蘇軾部分書法作品《中山松醪賦》《洞庭春色賦》《人來得書帖》《答謝民師論文帖》《赤壁賦》《江上帖》《黃州寒食詩帖》《李白仙詩帖》《次韻秦太虛詩帖》《渡海帖》《祭黃幾道文卷》《梅花詩帖》《新歲展慶帖》《寶月帖》《令子帖》《東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辯才韻詩》《一夜帖》《宸奎閣碑》《致若虛總管尺牘》《懷素自序》《近人帖》《與范子豐》 

    繪畫作品

    《瀟湘竹石圖》 《小雞啄米圖》《枯木怪石圖》《偃松圖卷》

    人物評價

    總評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局限于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著宋代的文化精神。從文學史的范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于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當然,這種范式更適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后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后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范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的存在。這種范式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為后人開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為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錯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于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范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于詩,秦觀長于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并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后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高麗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后歷代翻刻不絕。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啟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后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歷代評價

    《宋史》: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圣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于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趙禎: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

    劉安世: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 

    黃庭堅:①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筆皆超逸絕塵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 ③真神仙中人。 

    蘇轍:其于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于世,然終不以為恨。 

    晁無咎: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王直方: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王灼:東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趙昚: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

    陸游:①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律。晁以道謂:“紹圣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曲。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

    陳洵: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

    徐度:(柳永)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

    胡寅: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 

    王若虛:是直以公為不及于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閑及于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艷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于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劉辰翁: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元好問: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后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圣人手,以與六經并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圣處,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王士禎:漢魏以來,二千余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于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

    王士禛: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 

    周濟: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 

    劉熙載: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為近。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后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東坡《定風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曾國藩: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后,罕見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 

    蔡嵩云: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其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

    王鵬運: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擬得其仿佛。唯蘇文忠之清雄,夐乎軼塵絕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恒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并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沈曾植:東坡以詩為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談叢語也。然考蔡絳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則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然則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為本色乎? 

    夏敬觀: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即稼軒亦然。東坡《永遇樂》詞云:“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云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此數語,可作東坡自道圣處。 

    王國維: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歷十子之流。 

    林語堂: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于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溫文。 

    錢穆:①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里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并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后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②他們(蘇氏兄弟)的學術因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彩,所以他們對于世務,認為并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并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辭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于古代縱橫的策士。 

    軼事典故

    相關成語

    姓名(稱謂)

    簡介

    家世


    蘇序(祖父)

    暫無

    蘇洵(父親)

    蘇洵,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作《名二子說》說明替兒子命名的來由。

    程氏(母親)

    眉山富豪程文應之女,十八歲時嫁時年十九歲的蘇洵。婚后相夫教子、操持家務。蘇軾一生思想深受母親影響。

    兄弟姐妹(史書記載蘇洵與程氏共有三子三女,然長子蘇景先與長女、次女早夭)


    蘇八娘(姐姐)

    亦稱蘇小妹,蘇軾之姐,長蘇軾一歲,成年后嫁表兄,婚后不得志,抑郁而終。

    蘇轍(弟弟)

    蘇軾之弟,唐宋八大家之一。

    妻妾


    王弗(妻)

    蘇軾之妻,十六歲時與年方十九的蘇軾成婚,婚后二人恩愛甜蜜。結婚十一年因病逝世,得年二十七。蘇軾四十歲時曾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悼念亡妻。

    王閏之(妻)

    王弗堂妹,王弗逝去三年后嫁給蘇軾。蘇軾五十八歲時逝世,得年四十六。

    王朝云(妾)

    原為歌妓。三十八歲時的蘇軾贖十二歲的朝云,后收為侍妾。陪伴蘇軾度過仕途不順的歲月。后卒于紹圣三年,得年三十四。

    子女


    蘇邁

    妻王弗所生

    蘇迨

    妻王閏之所生

    蘇過

    妻王閏之所生

    蘇遁

    妾朝云所生,未滿周歲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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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庭堅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黃庭堅,字魯直,生于宋慶歷五年六月十二日(公元1045年7月28日),為洪州分寧(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縣)人。

    幼年便聰穎過人,讀書數遍就能背誦。他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書問他,他沒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為他是千里之才。

    宋皇祐三年(1051年),七歲,作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宋皇祐四年(1052年),八歲,作詩送人赴舉:“萬里云程著祖鞭,送君歸去玉階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供職京師

    宋治平四年(1067年),黃庭堅考中進士,任汝州葉縣縣尉。熙寧初參加四京學官的考試。由于應試的文章最優秀,擔任了國子監教授,留守文彥博認為他有才能,留他繼續任教。蘇軾有一次看到他的詩文,以為他的詩文超凡絕塵,卓然獨立于千萬詩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沒有這樣的佳作。由此,他的名聲開始震動四方。黃庭堅擔任太和縣知縣,以平易治理該縣。當時課頒鹽焚,其他縣都爭著占多數,太和縣獨不這樣,縣吏們不高興,可是該縣的老百姓都喜歡。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京師。五月黃相出生,后任神宗實錄檢討官,著作佐郎。

    宋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召黃庭堅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

    宋元祐二年(1087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神宗實錄》修成后,提拔為起居舍人。遭母喪。黃庭堅性情至孝,母親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顏色,衣不解帶,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傷成疾幾乎喪命。喪服解除后,任秘書丞,提點明道官,兼國史編修官。

    流寓江漢

    宋紹圣初,黃庭堅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敦、蔡卞與其黨羽認為《神宗實錄》多誣陷不實之辭,使前修史官都分別居于京城附近各處以備盤問,摘錄了千余條內容宣示他們,說這些沒有驗證。不久,經院受考察審閱,卻都有事實根據,所剩下的只有三十二件事。黃庭堅在《神宗實錄》中寫有“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的話,于是首先盤問他。黃庭堅回答道:“庭堅當時在北都做官,曾親眼看到這件事,當時的確如同兒戲。”凡是有所查問,他都照實回答,毫無顧忌,聽到的人都稱贊他膽氣豪壯。黃庭堅因此被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攻擊他的人還認為他去的是好地方,誣他枉法。后因避親屬之嫌,于是移至戎州。黃庭堅對此像沒事一樣,毫不以貶謫介意。四川的士子都仰幕他,柔意和他親近。他講學不倦,凡經他指點的文章都有可觀之處。 

    暮年余暉

    宋元符元年(1100年),徽宗即位,起任黃庭堅為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舒州知州,又以受部員外郎召用,他都推辭不就,請求為郡官,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罷免,主管玉龍觀。黃庭堅在河北時與趙挺之有些不和,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秉承他的意向,呈上黃庭堅寫的《荊南承天院記》,指斥他對災禍慶幸,黃庭堅再一次被除名,送到宜州管制。

    宋崇寧二年(1103年),以幸災謗國之罪除名羈管宜州。

    崇寧四年(1105年), 轉到永州,黃庭堅未聽宣布命令就客死在宜州(廣西宜山縣)貶所,終年六十歲。 

    大觀三年(1109年)二月,門人蘇伯固、蔣湋護其喪歸葬雙井祖塋之西,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高宗中興,贈直龍圖閣,德祐元年乙亥(1275年)太常寺議謚“文節”。

    主要成就

    文學

    江西詩派是北宋后期形成了一個以杜甫為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宗(即“一祖三宗”)的詩歌流派。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派宗師和領袖。該流派崇尚黃庭堅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說。且詩派成員大多受黃庭堅的影響,作詩風格以吟詠書齋生活為主,重視文字的推敲技巧。 

    黃庭堅的詩以唐詩的集大成者杜甫為學習對象,構建并提出了“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等詩學理論,成為江西詩派作詩的理論綱領和創作原則,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宋代大詩人之一,黃庭堅對宋詩的影響甚至超過了一代大文豪蘇軾。蘇軾作詩以氣運筆、放筆縱意、縱橫馳騁、大開大闔、變化莫測、結構復雜,無跡可求,所以蘇詩成就雖高,師之者極少,未能形成流派。黃庭堅的創作思路有跡可尋,甚講法度,便于學習,所以其追隨者很多。黃庭堅的詩,法度嚴謹,說理細密,代表了宋詩的特點。可以說,黃庭堅詩是最具宋詩藝術特色的,受黃庭堅影響形成的江西詩派,也影響了南宋一代詩風,并對后世造成深遠影響。蘇軾做侍從官時,曾舉薦黃庭堅代替自己,推薦詞中有“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句,可見推舉之重。 

    黃庭堅作詩一是注重用字。用字“要字字有來處”。時人評黃庭堅作詩“一字一句,必月鍛季煉,未嘗輕發”。黃庭堅還提出詩的 “句中眼” ,所謂“句中眼”即后人所說的“詩眼”,就是注重對關鍵字詞的錘煉,如“春風又綠江南岸”之“綠”字,即是錘煉而來,可謂“置一字如關門之鍵”。二是重視句法。黃庭堅《送顧子敦赴河東》詩:“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何謂“句法”,從這句詩里可以看出,黃庭堅論詩的句法尚簡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在 《與王觀復第二書》中說:“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齒鑿痕,乃為佳耳。”三是講究章法。黃庭堅講章法命意言論甚多,如:“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后下筆。譬如巧女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把章法結構喻為“錦機”。又如“山谷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后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又如:“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渾,方是出場。”綜合起來看,黃庭堅所謂章法是講求詩的結構的曲折變化,而這些曲折變化是通過學習前人作品揣摩出來的。黃庭堅雖講詩法,但他并不固守詩法,而是要求最終超越詩法,達到 “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 

    書法

    行書

    黃庭堅擅長行書、草書,楷書也自成一家。學書尤為推崇王羲之《蘭亭序》。其有一首贊頌楊凝式的詩可以說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會之深:“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這其中不能沒有其對王羲之書法學習的深悟。

    黃庭堅在上溯晉唐、學習前人經典書法時,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蘇軾,可以說黃庭堅的手札小行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學蘇軾的。黃庭堅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不能不受蘇軾書風的影響。在黃庭堅書論中,評東坡書頗多,且多為推崇備至者。蘇東坡不僅是黃庭堅文學上的老師和提攜者,而且也是其書法的學榜樣。在黃庭堅題跋中,即反映出黃庭堅從蘇軾處學習書法的一些消息,如“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業”,又如“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于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黃庭堅與蘇軾相差八歲。二人交誼師友之間。從黃庭堅流傳至今的行幫手札墨跡看,其撇捺開張、字形扁闊、字勢向右上揚等,都明顯表現出蘇軾書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張強調,唯嫌生澀,未有蘇書圃熟也。而黃庭堅以禪悟書當與蘇軾互為影響。如蘇軾《禱雨帖》,筆意極似黃庭堅,特別是其末尾數字,從容嫻雅,行筆松緩,幾若黃庭堅代筆。

    黃庭堅行楷大字書風的形成當為其于京口見斷崖《瘞鶴銘》之后并不斷師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黃庭堅師《瘞鶴銘》有一個誤會,即他把《瘞鶴銘》看做右軍所書,且深信不疑,故而傾力揣摩師習。不過也算是歪打正著,這倒促進了黃庭堅長槍大戟、綿勁遲澀書風的形成。從客觀上看,黃庭堅與蘇東坡是中國書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書風的籠罩而遠溯先唐碑版或者說進行碑帖結合的書家。對于蘇軾書風形成的淵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詩帖》與洛陽《龍門二十品》做一比較,即可得出明確答案。黃庭堅則明確標榜師法《瘞鶴銘》。

    草書

    黃庭堅的草書是學時人周越的 。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庭堅后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后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于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入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黃庭堅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主要作品

    散文《書幽芳亭》《答洪駒父書》《贈高子勉》《苦筍賦》《毀璧賦》《跛奚移文》
    詩歌《博士王揚休碾密云龍同事十三人飲之戲作》《題王居士所藏王友畫桃杏花二首》《題鄭防畫夾》《牧童詩》《新喻道中寄元明》《病起荊江亭即事》《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云龍》《登快閣》《寄黃幾復》《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弈棋二首呈任漸》《喜太守畢朝散致政》《晚樓閑坐》《清明》《新竹》《題竹石牧牛》《春近四絕句》《登快閣》
    《定風波·次高左藏使君韻》《阮郎歸·效福唐獨木橋體作茶詞》《謁金門·示知命弟》《謁金門·示知命弟》《漁家傲·三十年來無孔竅》《菩薩蠻·半煙半雨溪橋畔》《驀山溪·贈衡陽妓陳湘》《醉蓬萊·對朝云叆叇》《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清平樂·春歸何處》《念奴嬌·斷虹霽雨》《滿庭芳·茶》《鷓鴣天·人生莫放酒杯干》《虞美人·宜州見梅作》《南歌子·槐綠低窗暗》《西江月·老夫既戒酒不飲》《南鄉子·諸將說封侯》《品令·茶詞》《木蘭花令·當涂解印后一日》《千秋歲·少游得謫》《望江東·江水西頭隔煙樹》《訴衷情·小桃灼灼柳鬖鬖》
    書法《嬰香方》《王長者墓志稿》《瀘南詩老史翊正墓志稿》《蘇軾黃州寒食詩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風閣詩帖》《李白憶舊游詩卷》《諸上座帖》《伯夷叔齊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詩》《龍王廟記》《題中興頌后》《經伏波神祠詩》《狄梁公碑》《書贈李方叔真跡卷》《荊州帖》

    人物評價

    蘇東坡:①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②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③蘇軾稱其詩超軼絕塵 ,獨立萬物之表 。

    宋音韻學家袁文:字之從水者,篆文作此字,蓋水字也。至隸書不作*字,乃更為三點,亦是水字,然三點之中,最下一點挑起,本無義,乃字之體耳;若不挑起,則似不美觀。本朝獨黃太史三點多不作挑起,其體更道麗,信一代奇書也。

    宋施宜生:行行當行止當止,錯亂中間有條理。意溢毫搖手不知,心自書空不書紙。

    趙秉文: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黃山谷詞,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辦。惟故以生字、俚語侮弄世俗,若為金、元曲家濫觴。 

    馮煦:后山以秦七、黃九并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為得之。蓋其得也,則柳詞明媚,黃詞疏宕,而褻諢之作,所失亦均。 

    鄭永曉:黃庭堅一生,歷盡滄桑,幾經政海波瀾,從未顯位執掌大權,他不茍附進,淡泊名利,批評時政,屢遭厄境。在冤屈貶謫生涯中度生,其高風亮節為眾敬仰,豐績萬年。 

    史籍記載

    《宋史·黃庭堅傳》 

    《豫章黃先生文集》卷末(嘉靖本) 

    軼事典故

    與黃光和尚

    黃庭堅在衡州,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地方是花光寺。 

    花光寺住持仲仁,字超然,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北宋元祐年間(1086—1093)來到衡州,因住在花光寺,故人稱花光和尚。仲仁酷愛梅花,每值春暖花開,他就終日坐臥花間,吟誦賞玩。曾于月夜見梅影映窗,疏影搖曳,悄然可愛,于是欣然提筆摹寫。此后,他的梅花畫技大進,將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橫斜的神韻,表現得淋漓盡致,成為墨梅畫法的始祖。黃庭堅對仲仁畫作稱嘆不已,夸他所畫梅花“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

    在花光寺,仲仁拿出秦觀和蘇軾留下的詩卷給黃庭堅觀賞,并且畫梅數枝及煙外遠山相贈。蘇、秦都是黃庭堅在京城的至交摯友,但兩人均先他而逝。在長沙,黃庭堅遇到了秦觀的兒子和女婿。窮困潦倒的他們,正護送秦觀靈柩北上。黃庭堅見到兩位晚輩,竟握著他們的手失聲痛哭,隨即贈銀二十兩作辦喪事之用。此時此地,又見亡友遺作,想起官路飄零,盛年不再,不禁悲思洶涌,作《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二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嘆因花光為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

    快閣名聞天下

    中國南方樓臺亭閣甚多,但快閣算得上是中國聞名的古閣樓建筑之一。快閣雄踞在泰和縣城東側的泰和中學校園內。這座閣樓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快閣名聞天下,始于宋代大詩人黃庭堅的名詩《登快閣》。黃庭堅任泰和知縣時,也常登閣游憩,并于元豐五年(1082年)賦下膾炙人口的《登快閣》詩。此后,“閣名遂大著”。史載:“迨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名聞天下”。

    為母親洗滌

    史載:黃庭堅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溺器(便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

    與舅舅斗對

    有一天,李常來到黃庭堅家,見黃庭堅正伏案攻讀,便想試一試外甥的才學。進書房時,李常見院內有一棵桑樹,便以桑、蠶、繭、絲、錦緞之間的關系為題,吟頂真上聯道:

    桑養蠶,蠶結繭,繭抽絲,絲織錦繡。

    見舅父又來考試,黃庭堅非常高興,才思益發敏捷。他從手中握的那管毛筆得到啟發,立即答對出下聯:

    草藏兔,兔生毫,毫扎筆,筆寫文章。

    李常見外甥小小年紀便能對出這樣難度較大的聯句,從此對黃庭堅更加器重、愛護,著意精心栽培,使之進步更快。 

    收藏中華震旦角石

    在南京古生物博物館“遠古時代的動物

    明星——頭足類”展覽上,一塊曾經由黃庭堅收藏的珍貴化石當之無愧成為“鎮展之寶”。它是一塊距今4.6億年的“中華震旦角石”,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左側保留了黃庭堅的真跡。長度達到19厘米、寬11.4厘米、高度2.5厘米,表面很光滑。左側很清晰地刻有四句詩:南崖新婦石,霹靂壓筍出。勺水潤其根,成竹知何日。并署名“庭堅”,下方還有章。該詩文是黃庭堅早期之作。而化石很可能是黃庭堅在1079年,也就是被罷免國子監教授之后其前往江西太和縣任知縣期間所得。這塊“中華震旦角石”并不算大,但由于刻有黃庭堅的詩文,它應該是世界上第一塊被人類所收藏的化石標本。 

    家族成員

    姓名關系備注
    黃綺三十二世孫 
    黃君后裔主編《黃庭堅書法全集》
    黃摩崖后裔著《頭顱中國》多次提到黃庭堅

    后世紀念

    黃庭堅紀念館

    黃庭堅紀念館位于修水縣城南,為江西省十大名人紀念館之一,江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建成開館。館內有“九曲回廊”,廊長31.89米,寬2.76米,鑲嵌黃庭堅書法碑刻29通,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2009年,修水縣對紀念館進行了大規模改建和維修,新館占地面積45.29畝,主要建筑有濂山書院、黃庭堅書法碑廊、當代名人書黃庭堅詩詞碑廊、景觀橋、愛蓮池、觀景廓等。 

    理和堂

    在浦江縣浦陽鎮城東街柏樹里,有一個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名為“理和堂”,是1985年5月公布的。理和堂為三間兩進,左右廂房五間組成。它是宋朝著名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的祖居之地,是黃氏宗親重大慶宴和聚會的場所。經歷了近千年的風風雨雨,至今還保留著三間一進,是浦江最古老的房屋。首進正廳三間于上世紀60年代

    倒塌,左右廂房及附房雖在,但也已經陳舊不堪。

    墓園

    黃庭堅墓坐落在雙井村西南,自宋以來多次對墓園進行維修。1982年,江西省人民政府進行了全面維修,修復后的墓園占地面積600平方米,牌坊式門樓,進門為碑刻式屏風,中為黃庭堅自題小像,兩側為“看黃庭有味,笑白發無閑”對聯。黃庭堅墓坐北朝南,封土高1.92米,直徑2.76米。墓前有4柱3碑,中刻“宋謚黃文節公之墓”,兩旁刻其傳略。1959年,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衣冠冢

    黃庭堅衣冠冢位于重慶市彭水縣三連鄉中井村,橢圓形封土長4.5米,寬2.85米,高1.3米。

    北宋紹圣二年(1095年)正月,因前一年修史獲罪,黃庭堅被貶為涪州(今涪陵)別駕,遣黔州(今彭水)安置。出開封,入夔門,在巴東棄舟登岸,經鄂西、黔江,沿中井河谷,農歷四月底,黃庭堅抵達彭水,在此一住就是三年多。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黃庭堅逝世,訃聞傳到黔州,郁山市民無不悲痛,尋他在彭水時的舊衣物數件,用棺木收斂,在中井河北岸玉屏山麓建衣冠冢。彭水官民在縣城插旗山下建“三賢祠”,將他與漢朝伏波將軍馬援、唐朝太傅長孫無忌一起供奉。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冬月,郁山巡檢許承之以磚封舊冢,重立石碑名“宋史官黃文節公之墓”。1983年3月,彭水自治縣人民政府將冢列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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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芾

    人物生平

    宋仁宗皇祐辛卯三年(1051年),米芾出生。 米芾是七、八歲時開始學習書法、啟蒙老師是襄陽書家羅讓。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米芾年十歲,寫碑刻,臨周越、蘇軾字帖,人謂有李邕筆法。

    宋治平四年(1067年),米芾隨從母親閻氏離鄉來到京都汴梁侍奉英宗高皇后。

    治平六年(1069年),宋神宗繼位,因不忘米芾母親閻氏的乳褓舊情,恩賜米芾為秘書省校字郎,負責當時校對,訂正訛誤。

    宋神宗熙寧三年庚戌(1070年),由秘書省校書郎改臨桂尉。 神宗熙寧八年乙卯(1075年)十月,上半年任臨桂縣、含光縣尉,十月后任職長沙,至宋神宗元豐五年壬戌(1082年)。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三月,米芾來黃州訪蘇軾。“米芾、董鉞、綿竹道士楊世昌等來訪雪堂。” 這年,米芾潛心魏晉,以晉人書風為指歸,尋訪了不少晉人法帖,連其書齋也取名為“寶晉齋”。今傳王獻之墨跡《中秋帖》,據說就是他的臨本,形神精妙至極。米芾一生轉益多師,在晚年所書《自敘》中也有這樣記載 。米芾以書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來自后天的苦練。米芾每天臨池不輟,史料記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

    米芾蘇州石刻像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鐘(繇)、索(靖)也,可永勉之。”米芾作書十分認真,自己說:“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 。

    元豐八年乙丑(1085年),官任杭州從事。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蘇軾六月任登州知州,十月以禮部郎中召回京城,十二月二十日到京。 

    元祐二年(1087年),遷居鎮江丹徒。米芾詩《題子敬范新婦唐摹帖三首》,六月或七月,蘇軾等十六人于王晉卿西園晏集。李伯時繪《西園雅集圖》,米芾作《西園雅集圖記》。

    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在揚州。時年五十四歲的蘇軾,四月出京,六月往揚州訪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東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鐘山硯銘》一首。 

    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任雍丘知道縣。  

    元祐九年甲戌(通常稱為紹圣元年,1094年),由雍丘縣令改監中岳祠(嵩山)。 

    宋哲宗紹圣四年丁丑(1097年),任職漣水軍使。

    宋元符二年乙卯(1099年),由漣水軍使改任蔡河撥發運。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在江淮間,任發運司屬官。同年,蘇軾生病,米芾多次拜訪并送“麥門冬飲子”于北沙東園。東坡有詩《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八月中秋,蘇軾去世,米芾作《蘇東坡挽詩》五首。 

    崇寧二年癸未(1103年),由發運司屬官改任太常博士、書學博士。

    崇寧三年甲申(1104年)仲春,任書學博士,后任無為軍知州。

    崇寧五年丙戌(1106年),為書畫學博士,禮部員外郎。

    大觀元年丁亥(1107年)三月,任淮陽軍知州。后卒于任上,葬于潤州(今江蘇鎮江)丹徒西南長山腳下。 

    藝術成就

    書法

    風格特點

    米芾平書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書為最大。南宋以來的著名匯帖中,多數刻其法書,流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北宋四大書家”中,實可首屈一指。康有為曾說:“唐言結構,宋尚意趣。”意為宋代書法家講求意趣和個性,而米芾在這方面尤其突出。

    米芾習書,自稱“集古字”,雖有人以為笑柄,也有贊美說“天姿轅轢未須夸,集古終能自立家”(王文治)。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米氏書法成功的來由。根據米芾自述,在聽從蘇東坡學習晉書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響最深: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沈傳師、段季展。

    元豐五年(1082年)以后,他開始尋訪晉人法帖,得到了王獻之的《中秋帖》。這先人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書令,人稱“王大令”),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生性不羈的米芾并不滿足于王獻之的字,早在紹圣年間就喊出了“老厭奴書不換鵝”,“一洗二王惡札”。

    盡管如此,此時的米芾書法并沒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書寫的《苕溪帖》《殷令名頭陀寺碑跋》《蜀素帖》,雖然寫于一個半月之內,風格卻有較大的差異,還沒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門檻。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時,又學過羊欣書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何以為主”時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風格的確立,大概在五十歲以后。

    在定型的書法作品,由于米芾過于不羈,一味好“勢”,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詞》也是如此。這“勢”固是優點,但同時又成了他的缺陷。“終隨一偏之失”,黃庭堅之評價褒貶分明,應該是比較客觀的、公道的。宋人黃長睿評其書法,“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當時所謂“正”,并無確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隸,倒也恰當。米芾篆隸,的確不甚工,草書也寫得平平。他后來對唐人的草書持否定態度,又囿于對晉草的見識,成績平平自然在所難免。

    米芾以書法,若論體勢駿邁,則當屬第一。證之其書法,二十四歲的臨桂龍隱巖題銘摩崖,略存氣勢,全無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歲時的《步輦圖》題跋,亦使人深感天資實遜學力。三十歲時在長沙為官,曾見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廬山訪東林寺碑,且都題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還用張萱畫六幅、徐浩書二帖與石夷庚換李邕的《多熱要葛粉帖》。

    書寫技法

    米芾作書十分認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米芾自己說:“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明范明泰《米襄陽外記》)。一首詩,寫了三四次,還只有一兩字自己滿意,其中的甘苦非個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見他創作態度的嚴謹。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筆法,如“門”字右角的圓轉、豎鉤的陡起以及蟹爪鉤等,都集自顏之行書;外形竦削的體勢,當來自歐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沈傳師的行書面目或與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學段季展,“獨有四面”、“刷字”也許來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筆最富變化,結體也最為生動,合米芾的脾胃,曾贊其字,“如熟馭陣馬,舉動隨人,而別有一種驕色”。 

    米芾對書法的分布、結構、用筆,有著他獨到的體會。要求“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大概姜夔所記的“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變化中達到統一,把裹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等對立因素融合起來,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澤、風神俱全,猶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視整體氣韻,兼顧細節的完美,成竹在胸,書寫過程中隨遇而變,獨出機巧。

    米芾的用筆特點,主要是善于在正側、偃仰、向背、轉折、頓挫中形成飄逸超邁的氣勢、沉著痛快的風格。字的起筆往往頗重,到中間稍輕,遇到轉折時提筆側鋒直轉而下。捺筆的變化也很多,下筆的著重點有時在起筆,有時在落筆,有時卻在一筆的中間,對于較長的橫畫還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書法中常有側傾的體勢,欲左先右,欲揚先抑,都是為了增加跌宕跳躍的風姿、駿快飛揚的神氣,以幾十年集古字的渾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絕不矯揉造作。學米芾者,即使近水樓臺如者也不免有失“艱狂”。宋、元以來,論米芾法書,大概可區分為兩種態度:一種是褒而不貶,推崇甚高;一種是有褒有貶,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種態度的,可以蘇軾為代表。強調要在氣質、意趣等方面嚴格分辨二者的區別”(阮璞《蘇軾的文人畫觀論辨》)。他所謂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厭于人意”等,都是以傳統的造詣、功力、格法標準來要求繪畫的。簡單地說,就是舊的傳統,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畫之祖的米芾卻不屑于這樣的調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過某種墨戲的態度和母題選擇達到了他認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識到改變傳統的繪畫程式和技術標準來達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米芾自稱“刷字”,明里自謙而實點到精要之處,“刷字”,體現他用筆迅疾而勁健,盡心盡勢盡力。他的書法作品,大至詩帖,小至尺牘、題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縱變幻,雄健清新的特點。從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跡來看,“刷”這一個字正將米字的神采活脫脫地表現出來。 

    繪畫

    米芾作為北宋著名的畫家,處在一個文人畫的成熟時代,其繪畫題材十分廣泛,人物、山水、松石、梅、蘭、竹、菊無所不畫;米芾在山水畫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歡危峰高聳、層巒疊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賞的是江南水鄉瞬息萬變的“煙云霧景”,“天真平淡”,“不裝巧趣”的風貌;所以米芾在藝術風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創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筆作來,煙云掩映。

    米芾的繪畫源出董源。董氏的繪畫多寫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評述都是從整體氣氛著眼的,但米芾并沒有從中尋找適合表達的東西。米芾講究“不取工細,意似便已”,他雖有臨摹“至亂真不可辨”的本領,卻更熱衷于“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過一番選擇,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點”。本來,董源的“點”是披麻皴的輔助因素,服從于表現自然質地的需要,點與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構成了某種寫意的整體氣氛;在巨然的筆下,尤其是山頭的焦墨點苔使筆墨本身具有了某種獨立意味的寫意效果。董、巨的點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質。在二米的筆下,點已幾乎成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當程度的寫意性。所謂“落茄皴”,事實上就是一種以點代皴的寫意畫法,“用圓深凝重的橫點錯落排布,連點成線,以點代皴,積點成片,潑、破、積、漬、干、濕并用,輔以渲染表現山林、樹木的形象和云煙的神態”。完全放棄鉤皴點擦的傳統方法。臥筆中鋒變化的隨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規,不事繩墨,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眼界,難怪當時并沒有積極的反應,甚至遭到“眾嘲”、“人往往謂之狂生”。(《畫繼·軒冕才賢》)

    米芾畫跡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畫史》記錄了他收藏、品鑒古畫以及自己對繪畫的偏好、審美情趣、創作心得等。

    收藏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過某種墨戲的態度和母題選擇達到他認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識到改變傳統的繪畫程式和技術標準來達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個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鑒定家,對歷代繪畫的優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慮的是繪畫本體的內容。 

    米芾對中華古典賞石文化的最大貢獻是他通過長期的賞石實踐,以一個藝術家獨到的審美體驗,先后成就了一部《硯史》和言簡意賅的“相石四法”。 

    硯石古又稱“研山”,屬文房石類。米芾不僅收藏、賞玩各種天然奇石,還是個癡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硯石的先驅者之一。他所著《硯史》,《四庫全書提要》曾給予很高評價,對后世研究硯石的影響很大,而他收藏名硯的故事也十分傳奇。南唐后主李煜藏硯甚多,其中“三十六峰硯”和“七十二峰硯”都曾被米芾收藏并研究過。 李后主死后,此硯石流落民間,流轉數十人家,米芾愛極,曾以五百兩黃金購得。后不慎又將此物丟失。米芾痛惜萬分,曾賦詩云:“硯山不可見,我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

    米芾所作《硯史》雖逾千年,但對后人研究、認識文房古硯的材質、形制、紋飾乃至制硯工藝等方方面面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相石四法”在中華賞石文化史上的理論地位也極其重要,這一理論不但引領了當時的賞石潮流,至今仍然是賞石界“回歸古典,感恩本真”的經典。 

    理論

    米芾除書法達到極高的水準外,其書論也頗多。在書法理論上,尤其是對草書理論上極力反對唐朝書法尚法循規的法度,過分注重魏晉平淡天真,崇尚二王的法度。著有《書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錄》《評字帖》等。顯示了他卓越的膽識和精到的鑒賞力,對前人多有譏貶,然決不因襲古人語,為歷代書家所重,但過頭話也不少,誚顏柳、貶旭素,苛刻求疵。

    集古出新,追求個性創造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說:“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言語之間無不充溢著豪邁之情。米芾的“集古字”,其實就是他學習書法的經歷。米芾學習唐人書法后進行反思,發現唐人書法的缺陷與不足繼而轉學晉人“尚韻”的用筆精髓,以期望達到瀟灑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米芾集眾家之長,這在本質上講是他立意創新對“趣”追求的心理表現。

    貶唐崇晉,源于審美選擇

    米芾初學書法是由唐入手,只不過是米芾在深入地臨學唐人書法之后,對唐代的書法進行反思,發現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等唐人書法受楷書法度的過分約束,書法的“趣”的審美趣味無法體現出來,才開始產生批唐意識。米芾書論《海岳名言》中對唐人書法評論中看出:“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由此可見,米芾是在發現唐人書法過度重視法度,致使唐楷“趣味”逐漸缺失,呈現出過度的程式化和理性的弊端,這和米芾所追求的瀟灑自然的“真趣”是相悖的。然而,晉朝的書法講求的是自然率真的審美境界和米芾所追求的“真趣”審美不謀而合。

    詩歌

    米芾晚年居潤州丹徒(今屬江蘇),有山林堂。故名其詩文集為《山林集》,有一百卷,現大多散佚。如今傳世有《寶晉英光集》。米芾能書又能詩,詩稱意格,高遠杰出,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沖元,自言“不襲人一句,生平亦未錄一篇投豪貴”,別具一格為其長,刻意求異為其短。 

    主要作品

    研山銘

    《研山銘》手卷,水墨紙本,高36厘米,長138厘米,分三段。第一段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紙書寫三十九個行書大字:“研山銘五色水浮昆侖潭在頂出黑云掛龍怪爍電痕下震霆澤厚坤極變化闔道門寶晉山前軒書。”在運筆上剛勁強健,具奔騰之勢,筋雄骨毅,變化無窮。結字上,自由放達,傾側之中含穩重,因而端莊之中婀娜多姿,較之《多景樓詩》《虹縣詩》少些飛白靈動,更具剛勁、奔騰、沉頓雄快,乃米書成熟之作,為米芾書法中之精品。啟功先生賦詩贊曰:“羨煞襄陽一枝筆,玲瓏八面寫秋深。”

    此手卷流傳有序,曾經入北宋、南宋宮廷。南宋理宗時被右承相賈似道收藏。遞傳到元代,被元代最負盛名的書畫鑒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間,被書畫鑒賞家,四川成都知府于騰收藏。由于歷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東瀛,被日本有鄰博物館收藏。 

    蜀素帖

    《蜀素帖》,亦稱《擬古詩帖》,墨跡絹本,行書。縱29.7厘米,橫284.3厘米;書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米芾三十八歲時,共書自作各體詩八首,計71行658字,署黻款。《蜀素帖》明代歸項元汴、董其昌、吳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鴻緒、傅恒之手,后入清內府,現存臺灣故宮博物院。

    《蜀素帖》書于烏絲欄內,但氣勢絲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縱,用筆俊邁,筆勢飛動,提按轉折挑,曲盡變化。《擬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飛動灑脫,神采超逸。米芾用筆喜"八面出鋒",變化莫測。此帖用筆多變,正側藏露,長短粗細,體態萬千,充分體現了他“刷字”的獨特風格。因蜀素粗糙,書時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另外,由于絲綢織品不易受墨而出現了較多的枯筆,使通篇墨色有濃有淡,如渴驥奔泉,更覺精彩動人。

    虹縣詩卷

    《虹縣詩卷》系米芾撰、書的兩首七言詩的大字行書法帖。紙本墨跡卷,共37行,每行2、3字不等。米芾傳世作品中,大字書法很少,大字也非米芾所長,米芾嘗自稱其書為“刷字”,這一點在他的大字中表現得比較明顯。該帖輕重緩急,節奏感極強,用墨則干濕濃淡,渾然一體,得天成之趣。如起首“虹縣舊題云快霽一天清淑”11字,一氣呵成,筆雖干而不散。帖后有金大定13年劉仲游跋。今有影印本行世。

    此卷為米芾途經風光明媚的虹縣(今安徽泗縣)時,揮毫寫就的自作詩。米芾的大字行書傳世極少,而這件又是其最晚年的大字代表作,因而十分珍貴。

    多景樓詩冊

    《多景樓詩冊》是米芾晚期作品,用筆老辣、厚重,間架欹側中見穩健,極為豪放,筆力雄偉。“刷字”的運筆方式在此冊中表現得極為明顯,許多筆畫的起筆呈現散開的鋒毫。一些豎筆、撇筆因運行急速而留出飛白。整幅作品氣勢豪邁,跌宕的筆畫間蘊涵著巨大的張力。

    《多景樓詩冊》由11開冊頁組成,每頁紙本縱31.2厘米、橫53.1厘米,共寫有41行字,每行有的為二三字,有的則只有一字,充分顯示了米芾大字行書的磅礴氣魄。《多景樓詩冊》原為長卷,在宋時已被人裝裱成冊,明清時期為不少收藏家遞藏,是流傳有序的書法巨跡。 

    苕溪詩卷

    全稱《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詩卷》,米芾書,紙本,行書,縱30.3厘米,橫189.5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時米芾38歲。開首有句“將之苕溪戲作呈諸友,襄陽漫仕黻”。知所書為自撰詩,共6首。

    此卷用筆中鋒直下,濃纖兼出,落筆迅疾,縱橫恣肆。尤其運鋒,正、側、藏、露變化豐富,點畫波折過渡連貫,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無雕琢之痕。其結體舒暢,中宮微斂,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時長畫縱橫,舒展自如,富抑揚起伏變化。通篇字體微向左傾,多攲側之勢,于險勁中求平夷。全卷書風真率自然,痛快淋漓,變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書的典型面貌。吳其貞《書畫記》評此帖曰:“運筆瀟灑,結構舒暢,蓋教顏魯公化公者。”道出了此書宗法顏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藝術特色。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諸友等詩,先臣芾真足跡,臣米友仁鑒定恭跋。”后紙另有明李東陽跋。據鑒藏印記,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紹興內府,明楊士奇、陸水村、項元汴諸家,后入清乾隆內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

    附錄作品列表

    書法作品 《鄉石帖》 《虹縣詩卷》 《三吳詩帖》 《吳江舟中詩》  《拜中岳命作》 
    《清和帖》 《歲豐帖》 《留簡帖》《臨沂使君帖》《聞張都大宣德尺牘》 
    《值雨帖》 《篋中帖》《伯充帖》《苕溪詩卷》《竹前槐后詩卷》
    《蜀素帖》 《逃暑帖》 《盛制帖》  《方圓庵記》《珊瑚復官二帖》
    《公議帖》《彥和帖》 《吾友帖》  《蘇太簡參政帖》 《叔晦張季明李太師三帖》
    《新恩帖》《來戲帖》《烝徒帖》《中秋詩帖》 《秋暑憩多景樓帖》  
    《研山銘》 《韓馬帖》《戲成詩帖》 《淡墨秋山詩帖》 《穰侯出關詩帖》
    《向亂帖》  《糧院帖》  《惡札帖》 《法華臺詩帖》 《向太后挽詞帖》 
    《焚香帖》《惠柑帖》《道林詩帖》《提刑殿院帖》《致伯修老兄尺牘》
    《晉紙帖》《賀鑄帖》《丹陽帖》《論草書帖》《致伯充尺牘》
    《甘露帖》《真酥帖》《政事帖》《王略帖贊》《褚遂良摹蘭亭序跋贊》
    《臈白帖》《陳攬帖》《知府帖》《紫金研帖》《褚臨黃絹本蘭亭序跋贊》
    《自敘帖》《建州帖》《樂兄帖》《中秋登海岱樓作詩帖》

    詩詞作品 《望海樓》 《水調歌頭·中秋》 《滿庭芳·詠茶》  《蝶戀花·海岱樓玩月作》

    人物評價

    綜合評價

    人民網:

    米芾是北宋最杰出的藝術大家之一,造詣全面,主要體現在書法、繪畫與收藏三個方面。

    米芾書工各體,尤以行草見長,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合稱“宋四家”,其“刷字”書風至今盛行不衰。他首創以繁密的墨點堆疊成山峰,表現云雨中山巒的渾厚潤澤,效果獨特,前無古人,畫史稱“米點山水”,推為文人山水畫的開山巨擘。可惜沒有真跡流傳于世,我們只能從他兒子米友仁的《瀟湘奇觀圖》以及后世無數仿學之作中見其端倪。米芾雅好奇石,留下過“米顛拜石”的典故。作為書畫家,他還特別喜歡羅致名硯和各種文房佳器。歷代名家的書畫精品當然更不肯放過。凡經他收藏、品題之物,無不身價倍增。 

    新華網:米芾一生官階不高,這與他不善官場逢迎,又為人清高有關。米芾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不善官場逢迎。使他贏得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玩石賞硯鉆研書畫藝術,對書畫藝術的追求到了如癡如醉的境地,他在別人眼里與眾不同,不入凡俗的個性和怪癖,也許正是他成功的基石。他曾自作詩一首:“柴幾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他就是這樣一個把書畫藝術看得高于一切的恃才傲物人。 

    名人評價

    《宋史·文苑傳》:

    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飛,得王獻之筆意。 

    書法家啟功:能在中國的北京看到米芾的《研山銘》,飽了眼福。過去看《研山銘》的照片高興,臨《研山銘》高興。今天我90多歲了,看到了真的《研山銘》原作,是眼福啊!能多看幾天就多看幾天。

    明代廬州府同知劉師朱:清風灝氣,至今襲人。

    清代書法家王文治:天姿轅轢未須夸,集古終能自立家。

    宋朝蘇東坡:①米書超逸入神。②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鐘、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明代書法家董其昌:①沉著痛快,直奪晉人之神。②米元章書,筆鋒燦爛,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當逸處,卻有懶筆。如高陽酒徒,醉后便欲憑兒。 

    《宋史·米芾傳》:特妙于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

    宋代黃山谷: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宋高宗趙構: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芾于真楷、篆、隸不甚工,惟于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 

    《米公墓志銘》: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官,下則率職不茍,喜為教戒,吏民初為煩,已而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明代宋濂:予嘗評海岳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倒,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 

    后世影響

    米芾《淡墨秋山詩帖》自宋代以來,米芾的書法影響可謂是舉足輕重。米芾的法書,一般認為,學米書的第一家,應推他的長子米友仁,子承父傳,頗有建樹,小米的《動止持福帖》頗具老米風格。宋代魏了翁《鶴山集》云:“元暉書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子弟,自有一種風格。”

    米芾書法對后世的影響主要是在南渡之后。據記載,由于紹興天子訪求其書,廣為收羅,藏之內府,始貴重于天下,并命人鐫刻《紹興米貼》于是天下翕然學米。

    南渡后,張孝祥、吳琚、范成大、張即之、趙孟堅等先后取法米書,頗有成就。南宋孝宗、寧宗時代的吳琚,字居父,居云壑居士,高宗憲圣皇后的侄子,太守郡王吳益之子。官至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兼留守。《書史會要》評他:“字劃類米芾,而峻峭過之。”《容臺別集》也有記載 。其專學米芾書法,是公認的學米高手,他的精品幾乎可以與米芾書法亂真。其用筆側鋒居多,鋒芒較露,強調輕重對比,行筆輕捷。由于皇帝的推崇,秘書在民間也大受歡迎。米芾的影響不僅限于南宋,與南宋對壘的金朝,也盛行米書,代表者為米芾之甥王庭筠。其書法和枯木竹石學米芾,重視筆墨情趣,不為成法所囿,上逼古人。王庭筠是米芾書法的追隨者,研習米字又取法晉唐,為世人所稱道。他的書法深得米芾風格,氣度不凡,但鋒芒稍微險斂,結構趨于端穩,氣息平和舒緩 。

    元代書家極力復古,回歸晉唐,大都受趙孟頫的影響。白珽、張鐸、李元珪等人卻舍趙學米。米芾《珊瑚帖》跋尾有世族至元間人施光遠書,尚得大米遺意,但運筆缺乏駿邁之勢。

    明朝初期和中葉,沿襲元代書派,大體上仍不脫趙孟頫的風格,此外,宋克,“二沈”(沈度,沈粲)之書,亦頗流行,之后,學米漸眾,因明人喜歡游戲翰墨,追求奔放縱逸,米書正好迎合他們的這種性情。諸如張弼、李應楨、祝允明、文征明、陳淳、莫是龍、徐渭、邢侗、米萬鐘、董其昌、王鐸等,各得其所。其中,董其昌,王鐸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清代碑學興起,別開格局。但帖學余風未減,傅山、查士標、許友、笪重光、王鴻緒、姜宸英、張照、陳弈禧、王澍、翁方綱、王文治、梁同書、翁同龢、錢灃等人依然堅持帖學的道路,他們雖然深受董其昌書風的影響,卻能旁涉米芾以及其他名家書跡,尋求屬于自己的藝術天地。

    米芾的書法影響深遠,民國以來,人們對米芾書法藝術和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研究的領域也越來越寬。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研習米書更是蔚然成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趣聞軼事

    裝癲索硯

    米芾喜愛硯臺至深,為了一臺硯,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顧大雅。一次宋徽宗讓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實際上也想見識一下米芾的書法,因為宋徽宗也是一個大書法家,他創造的“瘦金體”也是很有名氣的。米芾筆走龍蛇,從上而下其直如線,宋徽宗看后覺得果然名不虛傳,大加贊賞。米芾看到皇上高興,隨即將皇上心愛的硯臺裝入懷中,墨汁四處飛濺,并告皇帝:此硯臣已用過,皇上不能再用,請您就賜予我吧?皇帝看他如此喜愛此硯,又愛惜其書法,不覺大笑,將硯賜之。米芾愛硯之深,將硯比做自己的頭,抱著所愛之硯曾共眠數日。他愛硯不僅僅是為了賞硯,而是不斷地加以研究,他對各種硯臺的產地、色澤、細潤、工藝都作了論述,著有《硯史》一書。 

    米公洗墨

    米芾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清官廉吏。據史料記載,米芾為官的一大特點是“用文雅為治,尚禮教,祛淫祠”。北宋紹圣四年,米芾出任江蘇安東縣(今漣水縣)知縣,主政兩年,多有惠政。期滿離任時,鄉紳百姓略備薄禮為他送行以示感念,米芾一一婉拒,并再三叮囑家人:“凡公之物,不論貴賤,一律留下,不得帶走”,還親自逐一檢點行李,生怕家人暗自夾帶。米芾發現自己常用的一支毛筆上沾有公家的墨汁,便讓家人把硯臺、毛筆洗干凈后,方離開縣衙。米芾臨池洗墨,不帶走安東的一點點墨汁,清清白白上路,一時傳為佳話。后人為了紀念他,把他洗墨的水池取名為“米公洗墨池”并立碑記之。 

    米芾拜石

    米芾一生非常喜歡把玩異石硯臺,有時到了癡迷之態。據《梁溪漫志》記載:他在安徽無為做官時,聽說濡須河邊有一塊奇形怪石,當時人們出于迷信,以為神仙之石,不敢妄加擅動,怕招來不測,而米芾立刻派人將其搬進自己的寓所,擺好供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念念有詞:我想見到石兄已經二十年了,相見恨晚。此事日后被傳了出去,由于有失官方體面,被人彈劾而罷了官。但米芾一向把官階看的并不很重,因此也不怎么感到后悔,后來就作了《拜石圖》。作此圖的意圖也許是為了向他人展示一種內心的不滿。李東陽在《懷麓堂集》時說:“南州怪石不為奇,士有好奇心欲醉。平生兩膝不著地,石業受之無愧色。”這里可以看出米芾對玩石的投入與對傲岸不屈的剛直個性。大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情懷,并開創了玩石的先河。 

    滿庭芳由來

    蘇軾將密云龍奉為至寶。除了“四學士”和廖正一,書畫名家米芾,也是蘇軾的座上客。元祐四年(1089),蘇軾出任杭州太守,途經揚州時,曾召米芾前來相見。蘇軾再次拿出“密云龍”,與他共享。米芾則為此曾寫下《滿庭芳》,詞題就叫《詠茶》。不言而喻,詞中的“美盼”“嬌鬟”就是朝云,這一年她二十六七歲,正是女人一生中最為光艷動人的時刻。只見她在簾外燃起小爐,輕輕倒進瓶中專用的泉水,不一會兒,紫色的沙甌里色如玉乳,輕濤微翻。朝云輕挽翠袖,“穩步紅蓮”,恭恭敬敬地將茶獻到客人面前,素有“米癲”之稱的青年米芾早已既醉又癲,愁妒齊翻。直到朝云歌聲響起,他才再度清醒,止不住對她頻頻顧盼,心生艷羨,直到曲終人散。

    早期簽名

    米芾的書畫作品多為人所收藏。今人恰恰可以從他自己的書畫題簽上發現“芾”的讀音。原來,米芾早先簽名都寫作“黻”字,而“黻”字只有一個讀音。米芾在自己寫的《〈王子敬帖〉跋》中說:“崇寧元年(1102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手裝,時以芾字行,適一紀。”一紀就是12年,從崇寧元年往前推算12年,即為元祐六年(1091年),這年米芾41歲。也就是說,元祐六年(1091年)米芾41歲時,才改稱米黻為米芾,這個“芾”是由“黻”改來的。

    以假亂真

    米芾的書畫水平很高,尤其臨摹功夫很深,現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跡”,而是米芾的仿制品。傳說,有一次,一個書畫商人拿著一幅唐人的真跡,扣開了米芾的大門,有意要賣給米芾。價錢有點高。米芾說,你先放這里,五天后你再來,我若要,你把錢拿走;我若不要,你把畫拿走。米芾說完,商人走了。到了第七天,商人來了。米芾說,畫我看了,不錯,價錢太高,你又不讓價,就請你把畫拿走吧,說著把畫打開,并說,你看好,是不是這張畫。商人客氣地答道:沒錯。商人把畫拿走了。第二天,商人拿著畫又來了,一見面米芾就笑著說,我知道你今天準來,有朋友請我,我都沒去,在這兒等你。商人心里馬上明白了,說:是我眼拙,把您的臨本拿走了,今天特來奉還。米芾大笑道:你不來找我,我也一定會去找你,你拿走了臨本,我心里特別高興,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商人取起原本真跡,臨本還給米芾。

    潔癖嚴重

    米芾非常愛干凈,只要用手拿過東西,馬上就把手洗一遍。因此無論走到哪里,仆人都帶著一壺水,隨時準備著伺候。米芾洗手從不用盆,嫌盆里的水不干凈。仆人用一把銀壺倒著水,米芾用手接著水洗,洗完后還不用毛巾擦,兩只手拍打拍打,直到晾干為止。

    對于自己的私人物品,米芾不準任何人染指。有一次上朝時,米芾的朝靴被人動了一下,這下麻煩大了。回到家,米芾把朝靴洗了又洗,刷了又刷,最后把朝靴洗破了、穿不成才算結束。自己的東西別人不能動,別人用過的東西,米芾當然更不會使用,為此甚至不惜丟官貶職。米芾曾擔任太常博士,主持朝廷祭祀活動的時候,要穿規定的祭服。米芾嫌祭服有人穿過,就拿回去洗一遍又一遍,結果把祭服洗得變了色,自己也被罷了職。

    最為可笑的是,米芾給女兒定親的時候,挑來選去總是感覺不合適。后來有個南方來的小伙子,名叫段拂,字去塵。米芾一看這個名字就高興地說:“這個年輕人好,已經拂去灰塵了,再去一次塵那就更干凈。”滿意地把女兒嫁了過去。 

    故弄玄虛

    米芾狡獪,偶爾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標自置”。米芾自敘學書經常會有些故弄玄虛,譬如對皇帝則稱“臣自幼便學顏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來自后天的苦練,絲毫沒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臨池不輟,舉兩條史料為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智永硯成臼。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時,往往隨其所往,在座船上大書一旗“米家書畫船”。 

    史籍記載

    翁方綱《米海岳年譜》

    《宋史·米芾傳》 

    親屬成員

    五世祖

    米信,

    宋初勛臣,淳化五年(994年)卒,六十七歲。 

    父親

    米佐,字光輔,官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會稽(縣)公。 

    母親

    閻氏,曾為宋英宗趙曙皇后高氏的乳娘。 

    子女

    米友仁(1086-1165),小名尹仁、寅孫、鰲兒,字元暉,人稱小米。繼承父法,少量的作品傳世,如《云山墨戲圖》《瀟湘白云圖集》。 

    后世紀念

    米芾墓

    米芾墓在江蘇省鎮江市南郊鶴林寺附近的黃鶴山北麓,為北宋晚期大書畫家米芾的衣冠冢。墓有石擴,直徑11米,墳包徑約4米,外包護石。王有臺階60級,兩邊置玉帶坡,墓道由上而下向北伸,長60米。墳前墓碑,上刻1987年春重修,中央部分鐫刻“宋禮部員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學啟功敬題”。墓門兩側各有一個下方上圓雕刻云朵紋的大理石柱,墓前50多米處尚有石坊柱一對,上刻聯語:“抔土足千秋襄陽文史宜和筆,叢林納數武來朝郎署米家山。”自米芾墓重修以來,每年接待包括日韓東南亞在內的大量海內外的游客,許多慕名而來的文人騷客將之視為“文化之冢”。 

    米公祠

    米公祠(米芾紀念館),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擴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是為紀念中國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孫米瓚、十九代孫米爵、二十代孫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內有紀念性建筑拜殿、寶晉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書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為清代古建筑,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米公祠始建無考,《襄陽縣志》載:元末明初毀于兵燹,明代曾重修,并由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鄭繼之于萬歷四十七年(公元前619年)撰書《米氏世系碑》,記述米氏故里的沿革。

    米芾書法公園

    中國米芾書法公園,位于江蘇省鎮江市丹徒新城十里長山文化園西北側,依托十里長山,毗鄰谷陽湖和鎮江市大學城,占地面積40.5公頃。總建筑面積一萬平方米,根據場地自然特征和景觀特色,分為四大功能區域:書法體驗區、書法展示區、書法教研區和文化休閑區。是中國唯一以書法家姓名命名的文化主題公園。2015年02月,晉升為國家4A級景區。 

    北宋著名書法家、鑒藏家、美術理論家米芾自徒居丹徒,在丹徒生活達四十年之久。為紀念這位與丹徒有著歷史淵源的藝術巨匠,建設米芾書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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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

    人物生平

    蔡襄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二日(1012年3月7日)。家族世居仙游縣楓亭驛,初務農,曾為泉州吏員。母親盧氏,惠安縣德音里(今后龍鄉)圭峰村名士盧仁之女。蔡襄童年時受到外祖父的嚴格教育。

    蔡襄15歲參加鄉試,18歲游京師,入國子監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參加開封鄉試獲第一名。

    天圣九年(1031年)登進士第十名。天圣十年(1032年),授漳州軍事判官,任職四年。

    慶歷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諫院衙署,遇事從不回避,奏疏忠誠懇切,大都關系天下利弊、一時緩急。他認為國家安危取決于人事,君主要知人善任、辨別邪正。由于有蔡襄這樣的人直言敢諫,那些權貴心懷畏懼,多有收斂。

    慶歷四年(1044年),蔡襄調任福州知州,慶歷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轉運使。蔡襄在福州見百姓患病不就醫而向巫覡求拜,多為蠱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勸病者就醫治療,并采取措施,取締巫覡,“禁絕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后稍息。”蔡襄還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議官吏,發動百姓,從福州大義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兩旁栽植松樹,蔭庇大道,故民謠歌頌道:“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慶歷八年(1048年),蔡襄因父親去世而離職。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參加政事。

    皇祐四年(1052年),遷任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注內詮。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勸學興善,傳播醫治蠱毒的藥方,教育民眾遵法為善,改變陋習,監督官吏深得民心。

    至和、嘉祐年間(1054年—1063年),蔡襄兩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頓吏治。當時晉江縣令章拱之貪贓枉法,蔡襄奏疏彈劾,把他革職為民。后朝廷發現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貶。他又修建沿海州縣城池,加強軍事防備,教習舟船熟記水勢,防備海寇。泉州城東郊有洛陽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寬五里,有渡口名萬安渡。“每風潮交作,數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無算”。并奏請減免漳、泉、興三州身丁錢一半,大大減輕民眾負擔。

    蔡襄知泉州時期,連年發生旱災,他調動民力,加強水源管理,制定《龜湖塘規》,制止用水糾紛。他任轉運使期間又在郡南小烏石山訪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眾飲用和灌田。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晉江縣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為紀念。

    嘉祐五年(1060年)秋,仁宗皇帝召拜蔡襄為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翌年二月赴京,拜翰林學士權理三司使,主管朝廷財政。此時,宋廷財政入不敷出,“積貧”已深。襄善于理財,“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入以制用。劃剔蠹,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不久,英宗繼位,正式任命蔡襄為三司使。蔡襄撰《國論要目》一文,闡述改革主張,提出擇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納,反而奪其三司使職。蔡襄在朝廷難于容身,請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學士后才去上任。

    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母親盧氏去世,蔡襄護喪南歸。

    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十六日(9月27日),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歲,贈吏部侍郎,后加贈少師。葬在楓亭蔡嶺,歐陽修撰《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其曾孫蔡洸為蔡襄奏請謚于朝,孝宗賜謚“忠惠”。

    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在洛陽橋南街尾建蔡襄祠。 后人在他墓前立柱題聯云:“四諫經邦,昔日芳型垂史冊;萬安濟眾,今朝古道肅觀瞻。”

    主要成就

    書法藝術

    書法史上論及宋代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別指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份,應在蘇、黃、米之前。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他們書風自成一格,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而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的,還是蔡襄。蔡襄書法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展卷蔡襄書法,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充滿妍麗溫雅氣息。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最推崇他書藝的人首數蘇東坡、歐陽修。蘇東坡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歐陽修對蔡襄書法的評價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文忠公集》)黃庭堅也說:“蘇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評論蔡襄的草書“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云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傳》稱他:“襄工于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許將《蔡襄傳》說:“公于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其斷章殘稿人悉珍藏,仁宗尤愛稱之。”朱長文《續書斷》:“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跡……及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從以上三段記載中,可以知道,蔡襄書法從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所以傳世作品較少。另外可以看出當時書壇的風氣已完全轉向了詩文尺牘,而書碑則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為士大夫所不屑為,甚至連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這與唐代以前的情況有著根本的不同。不是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

    總體上看,他的書法還是恪守晉唐法度,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但他卻是宋代書法發展上不可缺的關紐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備的書法成就,為晉唐法度與宋人的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梁。

    蔡襄傳世墨跡有《自書詩帖》、《謝賜御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跡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巖”等珍品。蔡襄擅長正楷,行書和草書,北宋著名書法家,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龍團茶和撰寫《茶錄》一書而聞名于世。而《茶錄》本身就是一件書法杰作。

    另有說法認為宋四家“蘇黃米蔡”中的“蔡”,應該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惡”,后來人們用蔡襄取代了蔡京。 

    水利貢獻

    蔡襄出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奏減五代以來丁口稅。并修建中國第一座海港大石橋萬安橋(洛陽橋),它被稱作“福建橋梁的狀元”(茅以升)。它的建成,對福建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北宋時泉州港灣區帆墻林立,百艦爭流,中外商賈薈集,各地貨物集散。然而,萬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極大障礙,交通問題遠遠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萬安渡建橋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

    蔡襄等人先在江底沿著橋梁中線拋置了大量的大石塊,形成一條橫跨江底的矮石堤,作為橋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橫、一排直的條石筑橋墩,這種石基的開創,是橋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稱之為“筏型基礎”。他并種海蠣以固橋基,于橋上下兩側灘涂上,植石以附蠣,以減緩江流速度,使不致動搖橋墩兩側基礎。被認為是世界上生物學運用于建筑上的先例。

    橋成之后,蔡襄擬訂了千古傳誦的《萬安橋記》并刻石立碑,它真實地記載了建橋情況和橋的規模。“渡實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辭極優美,同時它又是中國書法史上頗為著名的書法珍品。

    蔡襄曾組織人馬,從福州始沿途栽植樹至泉州、漳州,計長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過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時,免受驕陽曝曬之苦。它成為洛陽橋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傳所說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態平衡,保護水土,確是高人一等。時人為此作詩贊之:“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蔡襄各類形象蔡襄在泉州積極組織群眾抗旱,興修水利,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嘉祐三年(1058年),適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帶領官員到泉州飛陽廟祈雨,自責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還寫下《乞雨題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問山神,羞見耕耘隴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蒼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舉來勸告各僚屬要關心民瘼,組織農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歲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贊他“愛民心有彼蒼知”。

    晉江龜湖塘可灌田數千畝。但是,沿塘百姓常為用水及管理維修堤岸等問題爭吵、斗毆。加上土豪、無賴好事之徒插手攪渾,沿塘百姓冤冤相報,問題久而不能解決。蔡襄深入民間,詳為考察,為更好地保護這一水利工程,加強排澇抗旱作用,以利農耕,相應加強相鄰各鄉林、黃、蘇、鄭、吳、蔡六姓的聯誼,特制定《龜湖塘規》(后世稱為《先宋塘規》),使龜湖有法可依。它明確規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維修問題,保證農田能及時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龜湖塘規》時,按規定執行管禁,遇有重大違規者,則由陂首呈縣府懲處。正因為有蔡襄的《龜湖塘規》在,龜湖塘維護了近千年,為瀕湖農民流澤至今。據《晉江縣志》載:“自蔡襄定塘規至明朝的五百年間,糧食產量往往二、三倍于他鄉。”這是對泉州水利建設的貢獻,后人因此為之立《德政碑》。

    發展茶業

    蔡襄不僅是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而且也是茶學家。他為官清正,以民為本,注意發展當地經濟,為福建茶業及茶文化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歷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園,就是在建州,舊時又稱建溪,建安(今在建甌縣)。種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唐代孫樵《送茶蕉刑部書》,書中記載:“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種)產于“建陽碧水丹山之鄉,系月澗云龕之品”。當時建溪流域所產品茶統稱“建茶”、“建茗”。五代時期,王審知在福建建閩國,北苑茶園成為專門生產貢茶的官家茶園。閩國滅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員專程到建安設立“龍焙”,監制“建茶進御”。指定專制“龍茶”。歷史發展到了宋代。丁謂任福建轉運使,監制御茶時,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數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貢”。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謂手中,北苑茶已譽滿京華,號為珍品。

    到了慶歷年間(1041—1048年),蔡襄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熊蕃北苑貢茶錄》)。《苕溪漁隱叢話》也說北苑茶大小龍團“起于丁謂,而成于蔡君謨”。的確,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把北苑茶業發展到新的高峰,他從改造北苑茶品質花色入手,求質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團茶為小團茶、品質上采用鮮嫩茶芽作原料,并改進制作工藝。為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歐陽修對蔡襄制作貢茶有非議,但他不得不承認蔡襄制作茶業的工藝之精。蔡襄之侄兒、蔡京之子蔡絳在《鐵圍山叢談》中對蔡襄在發展北苑御園茶過程有較為詳細而客觀的記載,肯定了蔡襄負責監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質至極,呼聲最高還是“小龍團”的“密云龍”和“瑞云翔龍”。對于茶葉制作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時指出做茶要抓住季節“又茶茁其芽,貴在于社前則已進御”的新鮮感。可見“好茶爭相品、蓋因品質珍”。就蔡襄本人,對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錄》中有專門論述建安之茶。其“點茶”條云:“建安斗試以水痕者為負,耐久者為勝”。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輕醒醐,斗茶香兮薄蘭芷”。可見北苑御園茶在北宋時期極負盛譽。這些如此輝煌時期是得益于蔡襄為福建轉運使時的監制而精益求精的創新工藝。這茶業發展功績是不可湮沒的。

    蘇軾在《荔枝嘆》中說,“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此詩作于哲宗紹圣二年(1095年),在蔡襄任福建轉運使二十五年后,此時蘇軾正被謫貶在廣東惠州(今惠陽縣)。作者初次嘗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龍眼,極為贊賞,就差點兒將“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聯翩,不禁聯想到漢唐時代進貢荔枝給百姓帶來了災難。在詩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窮奢極欲、官吏媚上取寵、各地名產都將進貢的弊政。他筆鋒又一轉,對當時宋代的進茶、進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諷刺。這首詩給蘇軾帶來了許多聲譽,但給蔡襄蓋上了一頂“買寵”的帽子,這是不應該的。

    總之,蔡襄在任福建轉運使時,監制北苑貢茶在原有基礎上有所爭新。他先從改造北苑茶的品質花色入手,將“大龍團”改制為“小龍團”,提高貢茶的質量,達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術革新、茶與茶藝術融為一體。蔡襄制好茶,致使蘇東坡喜歡“龍鳳團茶”,產生千古名句。“從來佳茗似佳人。”蘇東坡應該感謝蔡襄有了好茶才產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辦,促進了北苑茶的發展。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種技術創新,使福建茶葉在北宋時期名列首位,應功歸于蔡襄。 

    藏書之家

    蔡襄家富藏書,劉克莊題跋蔡端帖時說:“又一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于蔡公耶?”其收藏書法作品和圖書在當時富于一方。 

    人物評價

    歐陽修: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間歸干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陳東:余聞之先生長者。

    王稱:襄于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工于書,人得其字,以為珎藏,仁宗尤稱愛之。 

    陸游:先生(梅堯臣)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 

    脫脫: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宋仁宗)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于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歷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于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王夫之:韓、富、范、馬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術之上。于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 

    個人作品

    蔡襄為官三十余年,不僅政績顯著,在科學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貢獻,曾撰《荔枝譜》和《茶錄》,是世界上最早介紹荔枝的專著,所創制“小龍團”茶,品質較“龍鳳茶”更精。蔡襄精于書法,學虞世南、顏真卿,并取法晉人。正楷端重沉著,行書溫淳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為“宋四家”之一。傳世碑刻有《萬安橋記》,書跡有《書謝賜卿御書詩》和書札詩稿等。著有詩詞370首,詩文清妙;奏議64篇,雜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 

    《宋蔡忠惠集》

    《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別紀》十卷。明徐火勃輯存。按:本書卷數各書記載不一:《蔡襄集》六十卷又奏議十卷,可見《宋史藝文志》卷七;《宋蔡忠惠公集》四十六卷,見《季滄葦藏書目》;《蔡忠惠公集》四十四卷,見《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附《蔡端明別紀》十卷,見別紀明徐火勃輯,萬歷版;《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萬歷本,鄭振鐸跋;《端明集》四十卷,見《四庫全書薈要·集部》;《宋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文集》三十六卷、《別紀補遺》二卷,清雍正乾隆間版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宋刻本,其中卷數配清抄本;《蔡忠惠集》三十六卷,南宋時刻于泉州,王梅溪作序,見《絳云樓書目》或《直齋書錄解題》,又見《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舊鈔本,在臺灣;《蔡忠惠公集》三十四卷,見《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叢編》;《蔡忠惠集》三十九卷,清乾隆間蔡氏刻本;《蔡端明文集》二十四卷,藍絲闌鈔本;《端明學士集》十七卷,宋乾道四年(1168)刻本(增訂四庫簡目標注世善堂藏書目錄》;《蔡忠惠公集》八卷,明宋玨輯,見《鳴野山房書目》。

    《荔枝譜》

    《荔枝譜》一卷。存。

    按:《荔枝譜》版本較多,據粗略統計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學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學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雜志》、《說郛(宛委山堂本)》、《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古今說部叢書》三集、《叢書集成初集·應用科學類》、《藝術叢編》第一集、《百部叢書集成·癸集》、《藝圃搜集》本、《閩中石手刻跡本》、《閩中荔枝通譜》十六卷本、《閩中荔枝通譜》八卷本(萬歷本)、《鄧道協荔枝通譜本》。又按:《荔林譜》共七篇,一原本始,二標尤異、三志賈鬻,四明服食,五慎養,六時法制,七別種類。

    《茶錄》

    《茶錄》二卷。存。(或有《茶錄》一卷)

    按:《茶錄》自序有云:“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譜》獨論采造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此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這就是所謂烹試之法。《茶錄》二卷版本頗多,有:《茶書》八種十四卷、清初錢氏述古堂鈔本、明刊本、百名家書本、后四十家小說本、清鈔本、《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茶錄》一卷的版本很多,也有《茶書》二十七種三十三卷,明喻政編、萬歷本,《茶書》十三種十五卷、明末刻本,宋刊本(有前、后序)、明刊本(有自序、自跋、歐陽修后序)、《百川學海(咸淳本)辛集》、《百川學海(弘治本)壬集》、《百川學海(重輯本)辛集》、《格致叢書》、《說郛》(宛委山堂本)、《五朝小說·宋人百家小說瑣記家》、《五朝小說大觀·宋人百家小說瑣記家叢書集成初編·應用科學類》《藝術叢編》第一集、《百部叢書集成·辛集》。

    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茶錄》寫了后記。他說,宋皇瓣間,任福建轉運使時,每年進貢福建的龍茶,深受仁宗皇帝的贊賞。在《茶錄》序言中,他說了寫作的原由和目的:“陛上諭臣,先任福建轉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承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也。”他認為,“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采制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因此,他“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

    蔡襄在當時,除了精心制作了“小團茶”,使建茶一步登天馳名全國外,又鑒于陸羽的《茶經》,未能把閩產指出,使建茶淹沒不彰;而丁謂所著的《茶圖》,僅論及采制,沒有說明烹試的方法,于是,蔡襄將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成《茶錄》一書,共二篇,800多字。上篇論茶,下篇論茶器,都屬于烹試的方法。憑他豐富的經驗,獨特的見解,再配以當世優秀的書法,使這一著作,堪稱“稀世奇珍,永垂不朽”。宋代建茶能名垂天下,與蔡襄的提倡和推薦是分不開的。據說,當時論茶者,沒人敢在蔡襄面前發言,恐班門弄斧,自討沒趣。《茶錄》除了上進給皇帝鑒賞外,還勒石以傳后世。這不但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日本具有美學藝術的“茶道”和世界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十七世紀初,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及其它地區,成為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并且有日漸風靡之勢。

    在上篇論茶中,主要論述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羅茶、候湯、火脅盞和點茶。論述茶色時,他說:“茶色貴白,而餅茶大抵于表涂膏澤,故有青、黃、紫、黑之異。論述茶香時,他說:“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以助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按現代科學的制作方法,茶葉不宜摻雜“珍果香草”,把茶的真香奪去。論述茶葉時,他說:“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場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制作,色與味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味,前世論水品者,以此。”這說明茶味與產地、水土、環境等有密切的關系。在論述藏茶時,他說:“茶宜若葉,而畏香藥。”這就是說,貯藏茶葉,要講究茶器和方法,“意溫燥而忌濕冷”;否則,茶葉會吸收“異味”,變質,不能保持本色和茶味。

    在下篇論茶器中,主要論述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和湯罐。他從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進行論述,這些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蔡襄的《茶錄》,對福建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前人評曰:“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今人也加以肯定:“十一世紀中葉,對福建茶葉生產發展作出較大貢獻的,當推蔡襄。”如今流行的茶文化,也不能不提及《茶錄》的文化和科學價值。蔡襄的芳名與他的農藝名著《茶錄》,將千秋萬代流傳于世。

    其它作品

    《龍壽丹記》。(此書有五朝小說本)。

    《蔡忠惠奏議》十卷。見《福建通志》卷六十八。

    《蔡襄治平會計錄》六卷。見《玉海》卷五十八。

    《墨譜》一卷。見《宋史藝文志》卷六。

    《茶果》《荔枝故事》一卷

    《講〈春秋〉〈左傳〉疏》一篇。

    《蔡莆陽詩》六卷。見《宋元四十三家》。

    《蔡忠惠詩集全編》四卷。清乾隆間吳允嘉抄本。

    《蔡忠惠詩集全編》二卷。《別紀補遺》二卷。明宋玨輯,《別紀》明徐火勃輯。

    《蔡福州外紀》十卷,明徐火勃編,陳甫仲訂補。

    《蔡端明別紀》十二卷,明徐火勃編。(也有十卷、一卷)。

    《蔡忠惠公別紀補遺》,明宋玨編(萬歷刻本)。

    逸聞趣事

    百衲碑

    韓琦曾在家鄉修建晝錦堂,歐陽修為其撰文,蔡襄書丹,時人稱之為“三絕”。蔡襄每一個字都一定寫數十張,等到字合于法度之后才采用,世人稱其為“百衲碑”。 

    詩名遠揚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爭執,被黜知饒州。當時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詔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系,愿一起降官貶黜;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為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蔡襄當時也作《四賢一不肖》詩,攻擊高若訥。此詩在東京流傳,人們都爭著傳寫,買書的人在街上售賣此詩,獲利頗厚。遼朝的使者來訪,偷偷將其買回。后來張中庸出使遼朝經過幽州時,在舍館看見有人將蔡襄此詩寫在墻上。 

    置髯何處

    蔡襄有一把美胡須。仁宗一天偶然回頭問蔡襄說:“你的胡須非常漂亮,晚上睡覺時把它蓋在被子之下嗎,還是把它放在外面呢?”蔡襄無法回答。回到家后,晚上睡覺時,蔡襄思索仁宗的話,把胡須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適,一個晚上無法睡著。 

    蛇精轉世

    蔡襄知福州時,曾因病多日到官署辦公,每天晚上都夢到登上鼓樓靠著鼓睡著。通判奇怪擊鼓之人多日沒有在三更打鼓,那人回答說這幾天有一條大蛇盤踞在鼓上,他因而不敢接近。蔡襄病愈后,向通判說了自己的夢,正巧與擊鼓之人說的話相同,人們便認為蔡襄是蛇精。 

    上元罷燈

    蔡襄在福州任職,一次適逢上元日,他讓百姓點七盞燈,陳烈制造大燈一丈多,上面用大字寫道:“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看見后,下令罷燈。 

    事母至孝

    蔡襄對待母親非常孝順,他曾經步行碰到一個婦人,樣貌非常衰老,蔡襄詢問她的年齡,她說:“我活了一百單二歲了。”蔡襄拜了又拜后說:“希望我的母親的年紀也能像您一樣。”后來果然像他說的一樣。 

    地下閻羅

    蔡襄病重時,興化郡守李遘夢到一位神仙紫綬金章,自稱是來迎接下任的。李遘詢問是誰,神仙說:“我是閻羅王,蔡襄將要接替我。”次日,蔡襄即去世,李遘作挽詩道:“不向人間為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羅。” 

    廿一日酉

    據說蔡襄任泉州刺史時,奉母親之命,準備在泉州灣附近建一座萬安橋(即今天的洛陽橋)。修建時工匠們遇到了難題,當時海灣水深,難以為橋打樁。于是蔡襄便叫手下文吏部給海神寫信,請求海神幫忙并派人下海送信。送信的人認為自己此行必死無疑,便到酒店痛飲了一場,然后醉臥海灘,想讓海潮將自己卷去了事。豈料海潮并沒有把他卷走,等他醒來后,竟發現信封已換過,他連忙帶回呈給蔡襄。蔡襄看見“海神”在信上只寫了一個“醋”字,琢磨很久,認為醋字可拆為“廿”、“一”、“日”、“酉¨四個部分,這就可以理解為時間上的廿一日酉時。蔡襄頓時醒悟,“海神 ”要他在“廿一日酉”動工建橋。有趣的是,到了這一天,海水退潮,人們順利地打下了橋基,萬安橋就這樣建成了。從此“醋”字被成為“廿一日酉”的說法也傳開了。

    相關爭議

    據方志記載,蔡襄于宋慶歷五年(1045年)4月至慶歷七年 (1047年)11月,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慶歷七年 (1047年)11月至慶歷八年 (1048年)10月,升任福建路轉運使;嘉祐元年(1056年)8月至嘉祐三年(1058年)5月,以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再知福州。在福州擔任要職的5年多時間里,“修復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績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個學術焦點。然而,“修復古五塘”的地點到底是在福州,還是在莆田(時稱興化軍),或者是兩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擾著蔡襄研究者。事實上,古人對這一問題早有文獻記載,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說福州的學者持第一種觀點的話,還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的論文《蔡襄對福州的貢獻》。但莆田的學者金文亨發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楊祖煌撰寫的《蔡襄的業績》以及蔡慶發出版的《蔡襄評傳》等,甚至連莆田市方志委新編的《莆田市志·蔡襄傳》也采用了第三種的觀點,那就更引人深思。

    其實,只要仔細查閱宋、明時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關史料,并進行認真分析和對比,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

    首先,根據宋人的記載:

    據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年),蔡密學襄命三縣疏導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從樂游橋下開,沿城外至湯門、琴亭、湖心,至北嶺下去思橋,北出河尾船場,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國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晉江人,南宋狀元,曾入閣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和歷史價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譽,受到歷代有識之士的珍視。該志成書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距蔡襄逝世(1067年)不到120年時間,應該說記下的史料是比較可靠的。在這本志書里,雖然未設蔡襄人物傳,但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時興修水利的史實,卻沒有記載蔡襄在福州“修復古五塘”之事。

    又據黃巖孫《仙溪志·蔡襄傳》云:“蔡襄字君謨,年十八試進士,為開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進士甲科,…十月,以親老出知福州,遂為福建都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閩人丁口稅之半”。根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的統計,我國宋代修的方志約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遠,宋代方志大都已失傳,如今福建現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臨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國唯一現存的宋代縣志。作者黃巖孫,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寶祐二年(1254年)任仙游縣尉。該志成書于寶祐五年(1257年),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時間,況且仙游是蔡襄的家鄉,蔡襄傳的史料也是比較可信的。

    另據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天圣八年,舉進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立,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歐陽修與蔡襄同朝為官,應該說同時代的人記下來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興化仙游人。舉進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元人脫脫編纂《宋史·蔡襄傳》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歐陽修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喻政修纂的萬歷版《福州府志·蔡襄傳》亦云:“蔡襄字君謨,仙游人。慶歷間,由左正言直史館,乞郡養親,出知福州。未幾,改轉運使。復五塘以溉民田,又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嘉祐初再知福州,復疏導附城湖浦”。該志水利卷記載與《三山志》相同,也沒有記載蔡襄第一次知福州時有“修復古五塘”之舉,只記錄了他第二次擔任福州郡守興修水利的事情。

    綜上所述,蔡襄“修復古五塘”的地點不可能在福州,那么,持第三種觀點的依據就站不住腳。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第二種觀點,即蔡襄擔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在莆田“修復古五塘”。 

    史料記載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列傳第五十八》

    《宋史·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 

    《宋元學案·卷五》 

    后世紀念

    紀念館

    蔡襄紀念館位于莆田市城廂區東海鎮大埔村,金沙宮旁。

    蔡襄墓

    蔡襄墓(蔡襄陵園)位于福建仙游楓亭錦嶺將軍山下,舊福廈公路西側。1961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7年,海內外蔡襄后裔把其墓重建為“蔡襄陵園”,歷時三年,于1999年竣工,占地面積20畝,仍保持宋代藝術造型,增建“山門”、儀門、圍墻、端明樓、四垂亭、書法碑廊、以及管理房和停車場,重塑文武石仲翁、石羊石馬、石虎,鋪平石墓埕、水泥通道等附屬設施。墓陵占地一畝,建造古老壯嚴,圍墻綠樹參天,綠草成茵,環境幽靜優美。陵園前方“儀門”,高7.5米,白色花崗石構筑,橫匾前書“慶歷名臣”,后書“剛正廉明”;山門及前門,分別刻有對聯:“跨海筑橋不盡黎民歌惠政,揮毫飛龍鳳何曾勛業掩文章”,“忠國興邦三諫有詩譽揚端明殿,惠民利涉萬安無險功業洛陽橋”,“公懾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氣,誠承祖德萬家荔譜永留芳”,表達了后人對蔡襄一生品德及其功業的崇高評價和敬仰。

    在重修陵園時,菲律賓總統依斯特拉和世界僧伽會副會長瑞今(蔡襄后裔)聞訊,特致詞電賀。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親筆題寫“蔡襄陵園”和“碑林”。全長134米的“書法碑廊”,共有134塊碑文,鐫刻蔡襄為主的宋四大書法家楷、行、草、隸12600字,為福建省現有規模最大的碑林。“端明樓”正廳塑有蔡襄銅像,設有書法展覽廳,供游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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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書法四大家”中,前三家的蘇軾(東坡)、黃庭堅(涪翁)和米芾(襄陽漫士)都沒有什么爭議。從書法風格上看,蘇軾豐腴跌宕,天真爛漫;黃庭堅縱橫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邁豪放,沉著痛快。他們都善學古人又富于創新精神,書風自成一格,時人推崇備至,列于四家,所以向無異議。一般認為所謂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書法取法晉唐,講究古意與法度。但亦有人認為是蔡京,究竟指誰,卻歷來就有爭議。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這兩“蔡”的書法風格都自成一體,以這兩人的書法成就都可以被排進“宋四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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