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id="pwxij"><output id="pwxij"><b id="pwxij"></b></output></span>

    <optgroup id="pwxij"><em id="pwxij"><pre id="pwxij"></pre></em></optgroup>
    <track id="pwxij"></track>

    <cite id="pwxij"><i id="pwxij"><source id="pwxij"></source></i></cite><samp id="pwxij"><output id="pwxij"><tbody id="pwxij"></tbody></output></samp>

    國軍抗日十大名將

    國軍抗日十大名將,有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國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第5軍軍長杜聿明,新38師師長孫立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第五軍200師師長戴安瀾,第74軍軍長王耀武,第132師師長趙登禹

    張自忠

    人物生平

    少年時代

    張自忠,字藎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東臨清唐元村的一個官宦家庭。張自忠6歲入私塾就讀,3年后,父親張樹桂前往江蘇贛榆就任巡檢,把張自忠也帶了去。1905年,張樹桂因政績不錯,署理贛榆知縣,官晉五品。此時張自忠14歲,已長成一個英姿勃發且充滿正義感的少年。張樹桂見兒子長大了,又生性剛烈,就把他送回了臨清老家。張自忠回臨清不久,就從贛榆傳來噩耗:父親因病卒于任上。 

    張自忠相片和雕像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張自忠父親張樹桂病逝,其母親馮夫人成為一家之主。舉家遷至臨清。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六歲的張自忠由母親做主,與臨清縣咨議局議員李化南之女、十七歲的李敏慧結了婚。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他考入了臨清高等小學堂。強調忠、孝、仁、義的傳統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扎下了根。學習之余,張自忠常借一些小說來閱讀消遣。最讓他喜愛的是《三國演義》、《說唐》和《說岳精忠傳》。這些古典名著對傳統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釋,關云長、岳武穆和秦叔寶的忠義俠行和浩然之氣對他影響頗深。

    宣統二年(1910年)夏,張自忠從高等小學堂畢業。 

    軍閥混戰

    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冬,張自忠考入了當時中國北方有名的法律學校天津北洋法政學堂。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和“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產階級革命政綱。這些振聾發聵的進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頭腦中增添了嶄新的內容,對他日后的成長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11年底,張自忠秘密加入同盟會,親身投入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1916年9月,同鄉好友車震偕張自忠到了廊坊,將他推薦給了馮玉祥。馮聽了老友的介紹,又將張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長得高大英武,且頗有“沉毅之氣”,便很滿意地收下了他。投奔馮玉祥之初,張自忠被委為中尉差遣。不久,張自忠由見習官升任排長,所在連連長就是后來頗有名氣的“倒戈將軍”石友三。

    1918年9月馮玉祥在常德設立了軍官教導團,以炮兵團團長鹿鐘麟任團長。張自忠奉派進入教導團軍官隊深造。主要學習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簡易測繪及典、范、令等。

    1924年春,張自忠被馮玉祥任命為學兵團團長。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令其出古北口進擊開魯,但馮玉祥暗中班師回京,與駐防北京的孫岳部里應外合,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系首領曹錕,并將溥儀皇帝驅逐出宮。在此過程中,張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趨長辛店,截擊吳佩孚的交通兵團,迫其繳械投降。不久,張自忠奉命移駐豐臺。張自忠率部到達豐臺,驅逐英軍,重獲豐臺主權。

    1930年5月,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雙方投入的兵力高達130萬人。此時,張自忠任第6師師長,編入張維璽統領的南路軍。5月初,南路軍首先在平漢線向蔣軍開戰。5月中旬,張自忠指揮第6師一夜之間從蔣軍徐源泉部手中奪回許昌十五里店。6月中旬,張自忠等部由平漢線轉用于隴海線,支援東路軍。在高賢集打敗蔣軍精銳張治中之教導第2師。他的參謀長張克俠評價說:“其決心堅強,臨危振奮。每當情況急迫之時,輒鎮靜自持,神色夷然。”

    1930年9月18日,一直坐山觀虎斗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宣布放棄中立立場,通電擁蔣,隨即揮師入關,占領華北。張自忠的第六師除了配屬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隨梁投蔣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槍團大部,約5000人,是西北軍殘部中最完整的部隊之一。

    1931年1月16日,西北軍殘部正式編成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劉汝明任副軍長,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張自忠為三十八師師長。同年6月,南京政府開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改番號為第二十九軍。 

    抗日戰爭

    1933年1月10日,二十九軍主力奉命由山西陽泉開赴通州、三河、薊縣、玉田待命。這是張自忠有生以來第一次同日軍交戰。

    1933年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軍奉命赴喜峰口阻敵,冷口防務交商震部接替。3月7日,張自忠與馮治安抵達遵化三屯營與日軍激戰七日,日軍無法獲勝,轉而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張自忠、馮治安將三十七師劉景山二一九團和三十八師祁光遠二二八團調往羅文峪方面,歸劉汝明師長指揮。戰斗結果,日軍再遭敗績,狼狽撤退。這是抗日戰爭前期中國軍隊少有的勝利之一。但由于蔣介石此時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圍剿”共產黨和紅軍上,長城防線兵力薄弱,日軍從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線,攻入長城以內,繼而占領遷安,二十九軍陷于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放棄喜峰口、羅文峪陣地,向西南方向退卻。國民政府加緊向日軍謀求停戰,最終被迫同日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

    1937年2月國共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7月7日,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事變發生時,張自忠在北平臥床治病,高級官員中惟有北平市長秦德純主持工作。10日夜里,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與日本駐平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會見張自忠,無功而返。蔣介石議和,平津輿論界一度認為張自忠為“漢奸”。8月6日,張自忠偕副官廖保貞、周寶衡躲進了東交民巷德國醫院;同時通過《北平晨報》等媒體發表聲明,宣布辭去所有代理職務。8日,北平淪陷。9月3日,張自忠逃離北平。

    1938年張自忠將軍所部第77軍179師師長何基灃駐防洋坪時,對蔣介石消極抗戰極為不滿,導致其手下多名將領被陷害致死。

    1940年5月,日軍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集結30萬大軍發動棗宜會戰。1日,張自忠親筆昭告各部隊、各將領出戰。7日拂曉,張自忠東渡襄河,率部北進。14日,雙方發生遭遇戰。15日,張自忠率領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圍在南瓜店以北的溝沿里村。激戰到16日佛曉,張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長山。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一晝夜發動9次沖鋒。張自忠所部傷亡人員急劇上升。5月16日張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戰,午時他左臂中彈仍堅持指揮作戰。到下午2時,張自忠手下只剩下數百官兵,他將自己的衛隊悉數調去前方增援,身邊只剩下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8人。5月16日下午4時,張自忠所部全軍覆沒,張自忠戰死。 

    成就貢獻

    血戰臨沂

    1938年3月的臨沂戰役中,五十九軍與敵鏖戰七晝夜,粉碎日軍向臺兒莊前線增援的戰略企圖,將日軍號稱“鐵軍”的板垣師團擊潰,保證了臺兒莊大戰的勝利。

    隨棗會戰

    1939年5月,中日兩軍在鄂北地區展開了一次大交鋒——隨棗會戰。5月10日,張自忠部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殲滅日軍輜重部隊,迫使日軍放棄渡河攻擊襄陽(原襄樊)。

    冬季攻勢

    1939年12月張自忠率領右翼兵團參加冬季攻勢。12月12日,張自忠率三十八師正面進攻日軍,殲滅日軍第十三師團第一零三旅團,于1月初配合第八十四軍穩定戰線,2月14日發起反攻。此次戰爭是抗日戰爭期間正面戰場國民黨軍發動的惟一一次戰略性進攻戰役。 

    個人榮譽

    1940年5月28日國民政府追授張自忠為陸軍上將。

    1942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明令張自忠入祀全國忠烈祠。

    1946年,國民政府為張自忠頒發榮字第一號榮哀狀。

    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張自忠為“革命烈士”。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軼事典故

    人物綽號

    1923年秋天,時任陸軍檢閱使兼第11師師長的馮玉祥,率軍駐扎在北京南苑。張自忠當時在學兵營當營長。部隊開始冬季大練兵,適逢連日大雪,天寒地凍,許多官兵產生畏難情緒。有一天,張自忠將全營官兵集合起來,大聲問:“下雪天敵人發起攻擊怎么辦?”官兵們回答:“堅決抵抗!”張自忠接著道:“現在下了一場雪,你們就不想操練了,還談什么打仗?我們當軍人的第一條就是不能怕苦。現在,請大家都把棉衣脫了,跟我一起跑步!”說完,他竟自脫了棉衣。全營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紛紛脫下棉衣,跟在張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從此,“張扒皮”的綽號就不脛而走,在西北軍中傳開了。 

    堅決抗戰

    1940年5月,日軍發動棗宜會戰。當時中國軍隊的第33集團軍只有兩個團駐守襄河西岸。張自忠作為集團軍總司令,本來可以不必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但他不顧部下的再三勸阻,堅持由副總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書副總司令兼77軍軍長馮治安一函:“仰之吾弟如晤: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系,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于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后,如能與38師、179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若與179師、38師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后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他自己親自率領2000多人渡河作戰。

    1940年5月1日,張自忠親筆昭告各部隊、各將領:“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至亡于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張自忠率2000多人東渡襄河后,一路奮勇進攻,將日軍第13師攔腰斬斷。日軍隨后以優勢兵力對張自忠所部實施包圍夾攻。張自忠毫不畏縮,指揮部隊向人數比他們多出一倍半的敵人沖殺10多次。 

    舉國送英靈

    張自忠殉國當日(1940年5月16日),由38師師長黃維剛帶領敢死隊,端著輕機槍于16日夜間突襲南瓜店,奮勇搶回了張自忠的遺骸。日軍則下令停止飛機轟炸,以免傷到張自忠遺體。

    張自忠的尸骨運回后方后,經檢視,張自忠身有八處傷口,其中炮彈傷二處,刺刀傷一處,槍彈傷五處。隨后,將軍遺體被運往當時的戰時首都重慶安葬,路經宜昌時,十萬軍民恭送靈柩至江岸,其間日機三次飛臨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眾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

    1940年5月28日晨,當靈柩運至重慶朝天門碼頭,蔣介石、馮玉祥等政府軍政要員臂綴黑紗,肅立碼頭迎靈,并登輪繞棺致哀。蔣介石在船上“撫棺大慟”,令在場者無不動容。蔣介石親自扶靈執紼,再拾級而上,護送靈柩穿越重慶全城。國民政府發布國葬令,頒發“榮字第一號”榮哀狀。將張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蔣介石與軍政要員和各界群眾在儲奇門為張自忠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

    張自忠殉國時,年僅49歲,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聞耗悲痛絕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慶梅花山麓。 

    人物評價

    日軍設在漢口的廣播電臺在張自忠死后當日發出報道稱張自忠為“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

    周恩來:“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中國抗戰軍人之魂。”

    李先念:“抗日名將,民族英烈。高風亮節,氣壯山河。”

    胡錦濤:“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的杰出代表”。 

    薄熙來:“張自忠將軍英勇抗敵,忠貞不屈,是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有世界影響的反法西斯高級將領。” 

    后世紀念

    命名紀念

    1940年11月16日,張自忠被以國葬之禮權厝于重慶雨臺山。后來,馮玉祥在墓畔種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揚州梅花嶺,將此山改名為梅花山。

    國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國忠烈祠,1944年8月,將宜城縣改名自忠縣,以資紀念。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頒令將鐵獅子胡同改為張自忠路。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均設立張自忠路。 


    建筑

    張自忠烈士陵園

    張自忠烈士陵園,位于重慶北碚區西南縉云山麓,距北碚城區2公里的梅花山。陵園位于北碚梅花山,渝武高速路北碚出口處。系抗日民族英雄張自忠上將墓。 

    張自忠將軍紀念館

    張自忠紀念館建于 1991年,位于湖北省宜城市。館內以張自忠將軍生平事跡陳列為主,輔助于名人題詞碑刻,較為全面、系統、真實地的反映了宜城市的革命斗爭史。 

    張自忠教育基金會

    張自忠教育基金會由張廉瑜等人于1992年發起成立的這一基金會,得到了張將軍親友舊部和社會各界的關心與支持,截止2005年已獎勵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235人。 

    查看更多>>

    李宗仁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早年就讀于臨桂縣(今臨桂區)立兩等小學,1906年底到1907年春,在桂林城省立公費紡織習藝廠當學徒。

    1908年,考入廣西陸軍小學堂第三期,1911年畢業。

    1910年10月,加入同盟會。

    1912年,考入廣西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后(1913年秋),到南寧將校講習所任準尉見習官、少尉、中尉隊附。

    1916年5月,任滇軍第四師第三十四團排長。后轉入桂系陸榮廷部,任護國軍第六軍林虎部第7旅13團排長、連長、幫辦營長、幫統,參加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和粵桂戰爭。

    1921年,任少校營長的李宗仁爭取十多個連隊和他一起退到六萬大山的玉林地區,整軍經武,伺機而動。他先后將所部改稱“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廣西自治軍第二軍”,并自任司令(1921年-1922年),防區逐步擴大到七個縣。后任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1922年-1923年)、北京政府桂林鎮守使(1923年5月1923年11月)、北京政府“定桂軍”總指揮(1923年11月-1924年)

    1923年,與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建立聯系。1923年10月,經李濟深、陳銘樞介紹加入國民黨。

    1924年,聯合黃紹竑、白崇禧等部,成立“定桂討賊聯軍”,任總指揮。1924年9月,擊敗桂系軍閥陸榮廷部。1924年1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西省綏靖督辦公署督辦兼廣西陸軍第一軍軍長(1924年12月-1926年)。

    1925年7月,又擊敗沈鴻英,完成統一廣西的任務,成為新的國民黨桂系軍閥首腦。統一廣西后,任國民黨廣西省黨務特派員和廣西省第一屆省黨部監察委員。 

    北伐時期

    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1926年1月-1929年3月)。1926年3月,廣西軍隊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1926年3月-1926年8月),黃紹竑任黨代表。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25年9月21日-1928年)。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決定,負責籌辦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

    一分校(即黃埔軍校南寧分校)。1926年5月,南寧分校正式成立,派所部第七軍第二旅旅長俞作柏兼任校長。

    1926年7月,率第七軍二萬多人參加北伐戰爭,轉戰湘、鄂、贛、皖等省,立下戰功。他北伐前致力兩廣統一,奠定北伐的基礎,終于促成北伐。在北伐時期,還兼任過左翼軍指揮官、江左軍總指揮、國民黨湖北省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委員(1927年3月-1929年3月)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

    1927年4月,支持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實行“反共清黨”。

    1927年5月,李宗仁是廣西省政府委員,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三路軍總指揮,統轄五個軍又一個獨立師。1927年8月,和白崇禧、何應欽等實力派逼迫蔣介石通電下野,并由他們三人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黨務委員。接著,指揮龍潭戰役,消滅北洋軍閥孫傳芳主力部隊。1927年9月任(國民政府)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1927年9月-1927年12月),1927年10月任西征軍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率部西征武漢,擊敗唐生智。

    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臺后,被任命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委員(1928年4月—1929年)、主席,參加蔣介石舉行的第二期北伐。1928年2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1928年4月,任國民革民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期間,還任(國民政府)禁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1928年-1929年)、(國民政府)預算委員會委員(1928年8月29日-1929年3月4日)、(國民政府)財政監理委員會委員。

    1929年,回到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決心勵精圖治建設廣西。他們發展教育,懲治土豪劣紳,對行政官員進行嚴格約束。 

    蔣桂戰爭

    1929年1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1929年1月—1929年3月)、(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編組部主任(1929年1月—1929年2月)、(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1929年-1930

    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1929年1月31日-1930年7月5日)。1929年,還任(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國防會議委員。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閥與蔣介石之間爆發蔣桂戰爭。結果桂系戰敗,逃回廣西。蔣介石以“叛亂黨國”的罪名,開除李宗仁黨籍,免除本兼各職。

    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廣西南寧,組建護黨救國軍,自任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下轄第三、八兩路軍,此后,長期盤踞廣西,與蔣介石對抗。

    1930年4月,參加馮玉祥、閻錫山反蔣,被推為中華民國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閻錫山)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廣西進軍湖南,支援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同蔣介石作戰。1930年7月,被蔣軍擊敗,退回廣西。

    1931年5月,李宗仁又聯合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1931年11月,任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 

    抗日戰爭

    “九·一八”事變后,寧、粵合流。在1931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32年,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32年-1935年)、(國民政府)中央政府駐滬辦事處常務委員。1932年4月,李宗仁任南寧綏靖公署主任,推行“自治、自衛、自給”的三自政策,維持廣西的半獨立局面。

    1935年4月,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李宗仁照片集。1935年11月,李宗仁繼續當選為國民黨五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35年12月,任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司令。

    1936年,李宗仁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并發表《焦土抗戰論》,指出 “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到敵人被誘深入我國廣大無邊原野時,我即實行堅壁清野,發動敵后區域游擊戰”。1936年6月,李宗仁、陳濟棠發動反蔣事變,成立抗日救國軍第一軍團,任副總司令(總司令陳濟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1936年7月,桂系軍隊被蔣介石改編為第五路軍,李宗仁被任命為總指揮。

    1937年2月-1937年8月,任第五路軍總司令。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1937年10月,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937年8月-1938年),駐節徐州。

    1938年1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38年2月至5月,指揮徐海會戰。其中3月至4月的臺兒莊戰役,取得殲滅日軍二萬余人的重大勝利。1938年2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8年2月-1938年9月)、保安司令。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創立游擊基地,堅持抗戰。1938年6月10日,率部參加武漢會戰。

    1939年4月至5月參加隨棗會戰。

    1941年1月至2月參加豫南會戰。

    1943年9月調離第五戰區,升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漢中行營主任,負責指揮第一、第五、第十等三個戰區。

    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解放戰爭

    1945年1月-1946年7月,李宗仁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后改稱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支持蔣介石發動全國規模的反共反人民內戰,參與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期間(1945年2月-1945年9月),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漢中行營主任。

    1946年7月-1949年,擔任國民政府主席行轅北平行轅主任。

    1948年4月,李宗仁當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總統蔣介石)。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后,國民黨精銳主力部隊大部被殲,國民黨統治面臨

    覆滅命運,蔣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華民國代總統。幻想通過“和談”,阻止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派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但最后又拒絕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條件《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下達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推翻。此后,先后退到桂林、廣州,繼續組織國民黨軍隊進行頑抗。

    1949年6月-1950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1949年7月16日-1950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1月,白崇禧指揮的桂系部隊大部被殲,李在政治上賴以生存的條件被摧毀。 

    晚年生活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醫為名,從南寧乘專機飛往香港。1949年12月,李宗仁乘機飛往美國,此后在美國度過了十六年流亡生涯。

    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灣恢復“總統”職務。

    1954年3月,蔣介石正式罷免李宗仁“副總統”職務。

    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十年間,先后五次派程思遠到北京,晉謁周恩來總理,為回歸祖國大陸作準備。

    1965年7月20日,沖破重重險阻,曾任“國民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從美國回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到機場歡迎。李宗仁在機場宣讀聲明,表示要為完成祖國統一作出貢獻 。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

    1969年1月30日,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人物評價

    李宗仁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關鍵的“福將”。福將之“福”,一是他個人歷經戰場炮火和政壇暗箭,屢次大難不死;二是在重大歷史關頭,李宗仁及其代表的桂系,作為具有決定意義的中間力量,幾乎總是能有意無意地做出明智抉擇。他的抉擇雖然有的出于派系斗爭,有的是迫于時勢無可奈何,但終究順應了“不可阻遏的革命浪潮”,促使國家民族走向良性方向,也為自己留下“青春戎馬,晚節黃花“的身后評價。

    曾為李宗仁撰寫回憶錄的唐德剛認為,李宗仁“匹夫一人系天下安危”,他是“近代中國這座高樓大廈的一根主要支柱,沒這根柱子,則今日這座大廈,可能又是另外一棟不同的建筑了”。 

    周恩來評價李宗仁一生做過兩件好事:一件是臺兒莊,一件是回歸祖國。 

    毛澤東評李宗仁:“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 “廣西這幾年跟蔣介石鬧獨立。名氣很大啊!廣西是個有名的窮省份,鬧起饑荒來,災民常逃到湖南來。湖南的農民討不到老婆的,就娶廣西的妹子。李先生憑什么鬧獨立?據說,這幾年,沒有南京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僅撐得住局面,還被人稱贊為全國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個有本事的人。”  

    家庭成員

    妻子(第一任):李秀文,20歲時父母包辦;

    妻子(第二任):郭德潔,35歲時娶的“平妻”,1966年3月死于北京;

    妻子(第三任):胡友松,75歲時娶的27歲女護士,系影星胡蝶私生女; 

    兒子(長):李幼鄰,第一任妻子李秀文所生;

    兒子(次):李志圣,第二任郭德潔所生。 

    軼事典故

    投石問路

    1958年程思遠的女兒林黛回香港探親說起。1958年林黛從美國回香港探親時,向程思遠提起李宗仁在美國的生活情況時說:“李先生在美國住不習慣,總想回國。”不久,程思遠又接到李宗仁的來信,說他保存著一批文物,希望能獻給祖國,并吐露了自己葉落歸根的心愿 。

    1959年10月,程思遠來到北京。11月初,程思遠回到香港,寫信將此行經過告訴了李宗仁。當李宗仁得知周恩來對他將藏畫獻給祖國的想法很贊賞時,便托人把自己在紐約的藏畫運送到了香港 。

    李宗仁在給程思遠的信中說,這些文物,是他花了11萬多美元購買的 。

    文物運到香港后,程思遠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馬上安排有關部門派人去香港,將這批文物運到北京。故宮的專家鑒定后,卻發現這批字畫大部分是贗品 。按當時的行情計算,最多值3000美元。這與李宗仁說的11萬多美元,相差太懸殊了。周恩來獲知情況后也很意外。他反復考慮,決定給李宗仁3萬美元,并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 。

    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起來,慷慨地說:“恩來呀,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投石問路’嘛 !”

    于是,毛澤東讓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從國庫中提出12萬美元現金 。

    周恩來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程思遠,同時說明:“李先生的藏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送他一筆赴歐洲的旅費,以壯行色 。”周恩來讓劉仲容設法將12萬美元現鈔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經過銀行,也不要經過外人 。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興,連聲稱贊:“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

    與白崇禧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稱“李白”。二人是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地方軍事勢力–桂系的中心,多年來一直合作無間。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孫中山在廣州的革命陣營,又聯合一起驅趕廣西的舊軍閥。北伐時,率廣西軍隊攻至山海關。北伐成功后,和蔣介石及其他地方勢力多次開戰;抗戰爆發后,二人動員廣西的軍隊抗擊日軍,合作指揮多場大戰,并屢有勝果。 

    遷居異國

    1949年12月,蔣介石乘坐美齡號專機逃往臺灣,李宗仁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到臺灣又不會容于蔣介石,于是以治病為名,帶著家人到了美國,此后長期寓居美國,開始了長達16年的流亡生涯。雖然人在異鄉,李宗仁卻沒有放棄自己曾經的理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勢力”,成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臺的希望。 

    歸國愿望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國《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勸告美國政府不要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應該效仿法國政府,迅速調整對華方針,令媒體沒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這封公開信會引起一位十幾年不曾謀面的老朋友的強烈反應,他就是白崇禧。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信,知道必定是蔣介石的唆使,因此一笑置之,不僅如此,李宗仁的歸國愿望更加迫切。 

    落葉歸根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一次來到紐華克城的移民局,申請去瑞士度假。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一個人離開美國到達了歐洲。7月12日下午兩點,李宗仁夫婦和程思遠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機,這是瑞士飛往亞洲的固定航線,飛機從蘇黎世起飛,經日內瓦、希臘雅典、黎巴嫩貝魯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飛抵香港。

    到機場迎接李宗仁的還有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曾經參加1949年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的成員,以及前國民黨起義將領共111人。周恩來還特別介紹李宗仁同溥儀見了面,這是末代皇帝與末代總統的歷史性會面。 

    上天安門

    1966年國慶節,毛澤東邀請李宗仁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了他,這也是毛澤東和李宗仁最后一次會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住進了北京醫院,后來被診斷出患了直腸癌。

    臨終前,李宗仁給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留下一封信,信上說: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惡化,于午夜12時去世,享年78歲。 

    后世紀念

    人物故居

    李宗仁故居坐落在距桂林市約30公里的臨桂縣兩江鎮浪頭村,建于清末民初,占地5.060平方米,為木結構的二層樓房,由安樂第、將軍第、學館、三進客廳、炮樓等組成,分布有7個院落、13個天井,共有大小廳房113間,是具有莊園氣派的桂北民居建筑。故居為李宗仁母親劉太夫人等家人所長居,李宗仁在此舉行婚禮,并接待蔣介石等大批國民黨要人、桂系將領。故居分三次擴建,均建于20世紀20年代

    。1989年起對游人開放。

    李宗仁官邸位于桂林市象山區文明路16號,東北兩面瀕臨杉湖。游覽李宗仁官邸、故居,可以感受李宗仁先生起落不一、撲朔迷離的歷史生涯;回歸祖國的征程;一個前國民政府代總統的府邸陳設、家居生活、政治生涯的終結;其“青春戎馬,晚節黃花”的傳奇人生。在他的故居,蘊涵著奇趣玄妙的民間風水論理與哲學,以及多姿多彩的桂北民俗文化。 

    紀念館

    1938年,李宗仁將軍指揮中國軍隊在臺兒莊重創日本侵略軍,取得了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勝利后的4月8

    臺兒莊李宗仁史料館日,李宗仁在臺兒莊火車站站牌下留影,成為臺兒莊大捷的永恒紀念,將載入史冊。

    李宗仁史料館建在臺兒莊老火車站舊址上,三面環水、風光秀麗、建筑風格獨特,為當地的一大旅游景點。李宗仁史料館由四個展室和一個影視廳組成,全面介紹了李宗仁先生的一生,特別是揮師抗戰御倭和回歸祖國前后的愛國壯舉。

    館內藏有李宗仁先生的各個歷史時期的照片200余幅,文史資料1000余份,遺物和文物60余件,珍貴錄相帶一盤。所展示的這些內容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李宗仁史料館是臺兒莊大戰遺址參觀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增進民族自信心的又一教育基地,是積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團結全國人民的一部具體教材。

    坐落在臺兒莊老火車站舊址上的李宗仁史料館。是一座風格獨特的哥特式建筑,它三面環水,風光秀麗,為當地的一大旅游景點,也是一處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李宗仁史料館以大量翔實而珍貴的歷史資料,百余件李宗仁先生的遺物和難得的原始影視錄像,全面展示了末代總統李宗仁曲折的愛國人生,所展實物均由李宗仁先生的第三夫人胡友松女士捐贈,屬海內外首次展出的精品。胡友松女士現受聘為史料館的名譽館長,并長住館內。 

    著作

    《李宗仁回憶錄》(上下冊),李宗仁在美國時,曾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進行口述歷史研

    究,由唐德剛筆錄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憶錄》內。 

    查看更多>>

    杜聿明

    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陜西米脂縣東區呂家崄杜家灣。祖輩是當地封建地主。父親杜良奎,是清末舉人,在西安長安大學堂執教時,參加了同盟會,曾數度回米脂,鼓動縣里的民團趕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參加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

    杜聿明從小就喜愛玩弄槍支,十二歲時,在表哥李鼎銘辦的成家坌小學讀書。在學習上得到了這位嚴師的指點。祖父母及當家的伯父杜良輔相繼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書,素來不問家務,杜聿明只好承擔管家的重擔。由于聰穎過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經營家務、保全家業的本領。

    杜十六歲時, 其父由榆林返家,見其因操家務,學業基本荒廢,大為失望,決定將家務交侄兒杜聿成管理,杜便隨父到當時陜北二十三縣里唯一的一所中學榆林中學榆中20級丁班繼續讀書。校長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師有陜西著名的共產黨人魏野疇、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橫秋等。同班有后來成為共產黨人的謝子長、霍世杰和以后成為現代文學家的劉蘊華(柳青)等。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學畢業。同年8月,與比他大兩歲的曹秀清結了婚。1924年初春,不滿20歲的杜聿明與榆林同鄉閻揆要、馬師恭等人先后來到北京。杜聿明原想報考北京大學,但在京停留期間,他目睹北洋軍閥貽誤政事、膺竊國柄的黑暗。 在《新青年》雜志上,看到了黃埔軍校招生的廣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杜斌丞的熏陶,經過慎重考慮,毅然選擇投考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陜籍青年閻揆要、關麟征、張耀明等十一人,從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輪南下廣州。在校期間,對學習從不馬虎,軍校設置的步、炮、工兵等軍事課程、戰術戰法和隊列操練的演示、模擬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極認真的學仿。杜聿明和同學們還參加了討平廣州反動商團的戰斗,這是他第一次經歷真刀真槍的沙場沖殺。當年年底一期學員畢業以后,他被分配到何應欽第一教導團第一營第三連當見習官兼軍需上士。不久擢升為第二排副排長。 

    1925年春,在軍校的號令下,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的戰斗打響了。攻打淡水城時,杜聿明和同期的陳賡等同學報名參加了教導團組織的敢死隊進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頭的也是杜、陳兩人,緊接著他倆又打開城門,迎來大隊人馬殲滅殘敵,終獲全勝。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衛的接待。他們見到了已處于昏迷狀態的孫中山。杜聿明將廖仲愷的親筆信雙手遞給了孫先生的副官馬湘,后寫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匯報了孫中山的病情。接著,他們轉赴開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領導下,協助蘇聯顧問,籌辦軍校。

    不久,國民二軍高桂滋團補充營營長、大地主吳寶山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用重金聘請杜聿明為副營長兼第一連連長。杜鄭重地給廣州革命大本營及黃埔軍校分別寫了書信,匯報情況,請示行動。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爭取機會和馬湘聯系,參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孫中山先生靈櫬的守護。這時,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開赴北京,擔任京畿的衛戍勤務,重新組編的吳寶山補充營也隨團北上。到達北京后,高桂滋將補充營改為特務營,派該營進駐西山碧云寺靜宜園,守護孫中山靈櫬。杜聿明仍任該營副營長兼第一連連長。 

    北伐戰爭

    1926年7月,廣州革命政府誓師北伐。杜聿明南下歸隊。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南京,不幸被孫傳芳的稽查隊抓獲,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隨后越獄逃到武漢,去見鄧演達。去武昌南湖學兵團找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兵團團長張治中。隨后杜聿明在張治中學生兵團任第一營第三連中校連長。 

    1928年夏,張治中考察回國,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令杜為該校杭州預科大隊第二中隊中校隊長;次年初,杜回南京軍校任第七期第四隊中校隊長;同年冬又任新編第一師第二旅參謀主任。1930年初,蔣介石成立教導第二師,張治中任師長,杜聿明任該師第二旅第五團一營中校營長,不久升為該師第六團上校團長。

    1930年冬,教導第二師改番號為陸軍第四師,杜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團團長。師長徐庭瑤要求部屬甚為嚴格,看到多數團隊都是松松垮垮的樣子,唯獨杜團認真遵照其指示辦事,教育訓練各方面井井有條,操練嫻熟,因而對杜大加贊賞。

    1932年初,徐庭瑤的第四師奉命開赴皖北參加大別山“圍剿”紅軍,在霍丘被紅軍鄺繼勛部擊敗。在關鍵時刻,徐令第二十四團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紅軍損失重大。徐庭瑤為他記首功,并上報晉升杜為少將團長。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軍軍長,杜被委為該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旅旅長,不久升為該師副師長。

    1933年2月,日本侵略軍分兵三路進攻熱河,第二十五師奉命從徐州、蚌埠一帶開往通縣集結,阻擊敵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師到達石匣鎮后,杜聿明和關麟征驅車往古北口,與東北軍軍長王以哲聯系。杜聿明代理師長職務,指揮該師官兵,同日寇浴血奮戰。1933年3月12日,杜奉命將陣地交與第二師。同年秋,杜聿明進入南京中央軍校開辦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進修。學習期間,經同鄉、黃埔一期同時畢業的馬志超介紹,參加了復興社。

    1936年春,杜聿明從中央軍校高級教育班畢業。杜本應返第二十五師供職,但由于和師長關麟征相處不甚和諧,不太愿回去。徐庭瑤即向蔣介石保薦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陸軍交輜學校擔任學員隊隊長,負責培訓指揮機械化部隊作戰的軍官。10月5日授予少將軍銜。

    1937年,交輜學校戰車營、交通兵第二團所屬裝甲汽車隊合編,并補充一批戰車,建成國民黨軍第一個陸軍裝甲兵團,杜聿明委為第一任團長。“八·一三”淞滬抗日時,杜率領裝甲兵團第一營的二、四兩連,在上海匯山碼頭協同步兵阻擊企圖登岸的日軍。 

    抗日戰爭

    1938年,裝甲兵團撤至湖南湘潭整訓,不久該兵團擴編為第200師,以杜聿明為師長。長沙大火后,國民黨長沙市警察局人員與放火隊員,又來到湘潭城下,欲火燒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當面怒斥了這種驚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隨派員收繳了放火隊的器械,將放火的人強行控制看管,并張貼布告,嚴禁放火焚燒湘潭縣城,這才使湘潭城池數十萬人的生命和財產得以保全。事后,湘潭萬民同聲稱頌,感激杜聿明與二百師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師擴編成新編第十一軍,從湖南湘潭移駐廣西全州,杜聿明委為副軍長。不久,番號又改為第五軍,杜升任軍長。該軍是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初期成立的唯一機械化新軍。杜提出:“操場就是戰場”,“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要求新軍具有“五除”(除驕、惰、偽、欲、惡)、“三習”(習精、誠、勤)的朝氣。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軍集結兵力,準備開辟華南戰場。1939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陸,進占欽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線,向南寧進擊。杜聿明的第五軍奉命從全州向南寧附近集中,準備攻擊由欽州、防城登陸的北進之敵。面對日寇氣勢洶洶的進攻,杜聿明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戰局,估計了敵人的弱點,向重慶最高統帥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乘敵孤軍深入后援未濟之時,集結優勢兵力,配合地方民眾,迅速反攻,以擊破侵敵而恢復國際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軍擔任對邕賓路的正面攻擊,意在先行擊破昆侖關及八塘附近之敵。杜召集團長以上會議,宣讀作戰部署:以鄭洞國榮譽第一師從正面進攻;戴安瀾第二百師為總預備隊;邱清泉新編第二十二師迂回敵后進出南寧以北;向六塘守敵攻擊,以截斷南寧、昆侖關交通聯絡,孤立昆侖關之敵。第二天,白崇禧和陳誠到譚蓬村第五軍司令部視察。陳嚴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侖關,直下南寧。

    1939年12月18日拂曉,反攻開始。在戰車、炮火掩護下,杜聿明第五軍對昆侖關守敵進行了猛烈的攻擊。戴安瀾師與日寇展開白刃戰,首先占領了仙女山。當晚各部乘勝進行夜襲,相繼占領了老毛嶺、萬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領了昆侖關。杜聿明在此期間,采取“要塞式攻擊法”,逐步縮小包圍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敵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師副師長彭璧生率部從公路左側越過昆侖關,形成包圍之勢;邱清泉師把戰車埋伏在公路兩旁的叢林地帶;鄭洞國師則加強右翼攻勢,再度進入昆侖關內敵軍縱深陣地,將敵指揮部及炮兵陣地摧毀。戰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國軍隊獲重大勝利而告結束,史稱昆侖關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為中緬印馬軍事考察團成員,赴緬甸、印度、馬來西亞作軍事考察。

    1942年初,日軍第十五軍飯田祥二郎率四個師團分兩路向緬甸進攻。中國派出遠征軍,杜聿明為第一路副司令長官。中國和英國軍隊集結后,策定作戰計劃,分三路南下迎擊日軍。杜聿明第五軍為中路軍,于3月9日接替英緬軍在同古的防務。

    1942年3月20日,同古諸戰開始,一連數日,敵陸、空配合并與炮兵、戰車協同進攻。至26日,正面敵人以其三個聯隊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師第六團陣地被突破;27日,新編第二十二師到達同古以北,與敵遭遇,雙方徹夜對峙。28日,日軍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圖阻止新編第二十二師前進,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師,并施放糜爛性毒氣,第二百師官兵傷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揮新二十二師對當面之敵施行猛攻,進占南陽車站,以解第二百師之圍,但日軍憑借附近建筑物固守。兩軍反復爭奪,激戰至30日。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師在斯瓦河南北兩岸構筑數個梯形陣地,兩側埋伏阻擊兵,陣地正面埋設地雷。新二十二師采用這種戰術,運用靈活,虛虛實實,使日軍捉摸不透。遠征軍先攻繼守,用逐次抵抗戰術與日軍五個聯隊激戰達十二次之多,遲滯達半月之久,敵軍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員裝備極大消耗的代價,達到了以少勝多,以劣制優的目的,成為抗戰史上一罕見的戰例。

    1942年4月13日,英軍要求中國軍隊接替英緬軍西路防區,企圖渾戰撤走,史迪威、羅卓英重新部署作戰方案,準備在曼德勒會戰,命令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布在長達三百公里的平(滿納)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認為這樣分散兵力,會被敵人各個擊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張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臘戍前方門戶;要么就在平滿納打下去,反對無準備的曼德勒會戰,但未受到史、羅的采納,杜只得從命,放棄了棠吉。于是日軍重新進占棠吉,并直取臘戍,從西南面截斷了集結于曼德勒準備大戰的中國主力軍后方,在曼的第五軍,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從此,遠征軍走上了慘敗境地。 

    1942年3月1日,蔣介石曾親自到緬甸臘戍,指揮遠征軍入緬。在面對“歸史迪威將軍指揮”的這個命令時,杜聿明曾親自問過蔣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決策時,應如何辦?”蔣介石說:“你打電報向我請示再說。” 杜決心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執行,向國境撤退。 而孫立人則率新38師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編為駐印軍。 杜聿明的遠征軍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師為一路,第5軍96師為一路,負責殿后的200師為第三路。 

    1945年4月初,蔣介石突然電召杜聿明去重慶。要求以武力解除龍云的全部武裝,限龍云于3日內到重慶。并問杜有何意見。他一口就承擔了這個任務。蔣介石聽了很高興,要杜即刻回昆明作準備。可是,何應欽認為,勸龍云自動辭職是可能的,龍不會頑固戀棧,這樣解決可免于動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從多方勸龍云自動辭職,歷經三個月之久,龍云卻毫無退意。

    1945年8月9日,蔣介石再次電召杜聿明到重慶,面授機宜。蔣指示說:“你這次回去做解決龍云的準備工作,除軍事準備外,還要對云南的通訊、交通及各機場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龍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飛回昆明,立即進行解決龍云的準備工作。在軍事方面,杜假借到淪陷區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裝作準各為掩護,對排長以上軍官親自教授沙盤模擬演習,對龍云在昆明的兵力、駐地作了調查研究,擬定了對策,以期在短時間內將龍云的武裝徹底解決。昆明通全省的電話、電報、公路、鐵路及飛機場,也制定了嚴密控制辦法,使龍云與外界隔絕,無法逃走,只留五華山彈丸之地和一營衛隊,讓龍云自己決定去從。對于如何投送蔣介石命令,說服龍云就范也作了準備。這些工作秘密進行了一個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

    9月27日,蔣介石派王叔銘秘密到昆明,送親筆信給杜聿明,告知他日內就要頒布免除龍云在云南軍事政治本兼各職的命令,調龍云為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并指示杜將飛機、大炮、坦克一齊準備好,萬一龍云不服從命令,就集中火力轟擊五華山,要杜“絕對保證龍云的生命安全”。當時杜聿明考慮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龍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處很好,對于龍云加以危害的事絕不能做,而且,萬一龍云在事件中死去,社會輿論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連夜復蔣一封信,大意是:龍云只有一個五華山彈丸之地,不足為患,轟擊五華山,會波及云南大學、西南聯大的安全,引起學潮,在政治上造成極端不良影響。蔣最怕鬧學潮,只得復信同意杜的意見,不使用大炮轟擊及飛機轟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崗頭村準備好的指揮所內,召集團長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廳廳長、代理省主席李宗黃等開會,下達行動命令,并將解決龍云的命令送交美軍一份,將中央任免龍云本兼各職的命令送交龍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時,杜部都到達進攻位置,并將軍委會命令送給龍云各部隊。事出龍云各部隊意外,都猝不及防。僅五十多分鐘,就結束了戰斗,僅剩下一座五華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蔣的命令,要他到重慶去。杜15日飛抵重慶。這次蔣氏接見,與過去大不相同,對杜優禮有加,還很有興趣地詢問了解決龍云的經過。繼而,蔣吞吞吐吐地對杜說:“你解決龍云對國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龍云。你應該為國家背過,任勞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別的職務。”杜很了解蔣的心理,就慷慨地說:“只要于國家有利,個人不計較任何名利地位。”蔣聽了很高興。16日,蔣果然發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處理失當,著即撤職查辦。調任關麟征為云南警備總司令。” 

    解放戰爭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銷昆明防守總司令及第五集團軍總司令之職后,離開昆明回到重慶。同一天,就發表了任命杜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蔣介石對杜當面指示,要與蘇聯接洽,接收東北領土主權。杜經過近十天與蘇軍聯絡,發現蘇軍已宣布自東北撤軍,營口蘇軍已經離去,被東北民主聯軍接收。為此,杜便向蔣建議:要接收東北非用武力不能解決。

    1945年11月5日,杜急飛重慶向蔣報告,請求迅速抽調兵力,由美艦掩護從葫蘆島或營口強行登陸。

    秦皇島,率先向東北解放區挑釁,指揮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向榆錦進攻。14日,杜下達向山海關進攻的命令,決心在東北民主聯軍主力部隊未到達之前,奪取要點,分兵兩路繼續向綏中追擊前進,之后,占領興城、錦西、葫蘆島三個要點。

    杜聿明到錦西后,按原定方針,命令部隊向錦州攻擊。由于東北民主聯軍有計劃地撤退,26日杜率部進入錦州,同日還占領了山海關。

    1945年12月16日,國民黨政府迫于國內、國際和平建國的輿論,與中共舉行和談。蔣介石一面談判,一面下令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積極進攻。杜接到蔣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軍冒雪進占北鎮、黑山,然后又分兵兩路,分別向阜新、營口進攻,占領了北票、朝陽、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蔣的密電,趕在停戰令即下前,搶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發動奪取東北的戰役以來,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線指揮,日夜不息,疲勞過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專機飛北平,秘密進入白塔寺中和醫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動手術割去左腎。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陽。

    1946年4月28日,在空軍掩護下,兩個軍分兩路向本溪攻擊。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轉而全力策劃進攻四平街之戰。他先調第一九五師及第八十八師至鐵嶺,掩護中長路的安全,又令新六軍迅速集中遼陽附近,用火車輸送至開原,以擊破四平街,一舉收復長春、永吉為目的,部署兩翼攻擊,企圖壓迫東北民主聯軍于遼河套內而殲滅之。1946年5月14日,國民黨在飛機炮火協同下,并始猛攻,經過激烈戰斗,東北民主聯軍實行戰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國民黨軍進占長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領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農安之線。杜聿明到東北僅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遼西全部及沈陽外圍鐵嶺、撫順、本溪、遼陽、鞍山、海城、營口等重點城市,北沿松花江與東北民主聯軍相對峙。不久,停戰期限屆滿,國共談判破裂,杜懷著搶奪整個東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戰指導原則,于8月間派副長官鄭洞國負責指揮對熱河省的全面進攻,掃蕩熱河境內的共軍。10月,又派第五十軍進攻安東、通化等重要城市。該軍第二十五師在暖陽邊門被全殲(新開嶺戰役)。杜并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認為這不是戰略上的錯誤,而是個別將領無能,仍堅持既定掃蕩方針,向臨江進攻,部隊再一次遭受沉重打擊。至此,東北國民黨軍開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滿的東北民主聯軍渡江南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夏季攻勢。18日,攻占懷德。24日,占領四平街外圍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庫。27日,攻入昌圖。6月15日,開始總攻四平。杜與鄭洞國等高級幕僚研究了全盤情況,認為本溪的東北民主聯軍對沈陽威脅甚大,決心以第五十三軍為主力進攻掃蕩,以固沈陽門戶,然后集結可能集結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圍。根據這一決定,由鄭指揮對本溪的攻擊,20日攻下。杜又根據電臺偵察,中長路以東電臺甚多為判斷:共軍主力可能在中長路以東的山區,并可能在移動之中。于是,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開始攻擊,指揮右翼兵團向四平街左翼包圍攻擊前進,擊破東北民主聯軍后,大膽分頭猛進,力求包圍消滅東北民主聯軍;中央兵團由現地發起進攻,擊破當面之敵,即迅速追擊而殲滅之;左翼兵團協助中央兵團向雙山、昌北以北占領陣地之敵右翼包圍攻擊,擊破當面之東北民主聯軍后,即向三江口鄭家屯追擊前進。命令下達后,杜部各部隊在飛機炮火協同下大舉進攻,戰斗甚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東北民主聯軍主動撤退,四平之圍隨之而解。后來,在東北民主聯軍鐵拳錘擊下,杜聿明迭遭慘敗。他日夜謀劃,一籌莫展,以至憂郁成疾,不能親事,于7月、8日垂頭喪氣離開東北,到上海醫治。

    1948年6月,蔣介石遂任命杜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蔣介石命令指揮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團去增援濟南。同年9月12日,東北野戰軍發起了遼沈戰役。10月初,完成了對錦州的包圍,切斷了東北國民黨軍通往關內的唯一通道。蔣介石為了挽救敗局,趕緊將杜聿明調回沈陽。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從徐州飛抵沈陽。次日,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團向黑山發起猛攻,即遭到解放軍的毀滅性打擊。至26日,廖兵團即被全殲。27日凌晨,蔣介石派專機到葫蘆島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討對策。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這時,杜在葫蘆島日夜坐立不安,擔心解放軍馬上來打錦西,一直等到蔣介石命令從上海撤退時,即開始部署第三十九軍、第五十二軍、第五十四軍由葫蘆島撤往上海的工作。

    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錦西機場乘飛機逃往北平。正當杜聿明在東北葫蘆島指揮部隊撤退的時候,這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于11月6日發動強大的攻勢,拉開了淮海戰役的序幕。

    在這之前,蔣介石指示國防部擬就一個“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擊破共軍攻勢為目的”的“徐蚌會戰計劃”,并委任杜為徐州“剿總”副司令。當蔣派許朗軒征求杜的意見時,杜表示同意“徐蚌會戰計劃”,并寫信請蔣飭令會戰部署由劉峙指揮,迅速按計劃實施,否則有被解放軍牽制而無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飛抵南京時,獲悉蔣介石未毅然決然實行“徐蚌會戰計劃”,已采納何應欽和顧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張,不禁心煩意亂,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蔣令飛徐州,指揮解黃百韜之圍。10日中午,劉峙得到中原野戰軍確已南下,當面只有兩個縱隊的情報,才決心將第二兵團東調,協同李彌第十三兵團解黃伯韜之圍。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團主力星夜向徐州東南張樓附近集結,李彌兵團向徐州以東苑山附近集結。他力主尋求解放軍之一翼實行迂回包圍,擊破后再將其主力攻擊。 12日,杜聿明將主力展開于創集、苑山、不老河間地區。17日,解放軍大部隊經雙溝向東南分路撤退。劉、杜都誤以為解放軍崩潰,令全線追擊,結果受到解放軍在第二線陣地的繼續頑強阻擊。22日,黃百韜兵團在碾莊地區全部被殲。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團按計劃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蔣介石空投的親筆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進,轉向濉溪口攻擊前進,協同蚌埠北進李延年兵團南北夾擊,解黃維兵團之圍。杜感到蔣的命令必然導致全軍覆沒,又懾于蔣的淫威,恐不解黃維之圍,蔣必將整個失敗的責任歸罪于他,遂決定服從命令,最后為蔣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逐次攻擊戰法,嚴令第二兵團攻擊前進,第十三、十六兵團加緊構筑工事,掩護陣地。 6日,杜決定邱清泉、李彌兵團不突圍,繼續向解放軍發起攻擊。同時,他迭電蔣介石,催促速調大軍與解放軍決戰。

    自10日起,解放軍停止對陳官莊、青龍集地區的進攻,對國民黨軍展開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傳攻勢。17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但杜未曾看到。陳毅同志也給杜寫了一封信。他拿這封信去試探邱清泉的態度,見邱將信撕掉燒了,就立即告辭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請蔣介石作最后決定:上策是必要時放棄武漢、西安,集中力量與共軍決戰;中策是各兵團持久固守,爭取“政治上的時間”(意即和談);下策是突圍。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覺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蔣的命令,按原定空軍掩護突圍方案實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糧彈。解放軍于6日發動聲勢浩大的攻擊,國民黨軍一觸即垮。杜急電空軍轟炸支援。7日,李彌兵團司令部所在地青龍集陣地被突破,杜又急電請蔣在10日投毒氣彈,掩護突圍。9日黃昏前后,杜到陳官莊第五軍司令部,企圖糾集殘部,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圍。然而,邱清泉、李彌等人威脅式的勸杜,必須當晚突圍。他帶著副官、衛士十來個人單獨行動,10日凌晨,即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蕭縣青龍集張老莊村。 

    戰俘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鄧文儀1983年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講述在淮海戰役(臺灣稱徐蚌會戰)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卻是受到了人民解放軍的優待。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杜所患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長年痼疾,逐漸好轉、康復直至痊愈。特別是對他的脊椎炎的治療,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醫務人員除投以藥石外,還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夠舒適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勝利,杜聿明深情地說:“我對于抗美援朝中,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的豪情壯志,感到無比興奮和敬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確實站起來了。”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1960年7月,周總理、陳毅宴請來中國訪問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邀請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蒙是非洲戰區地中海戰場的指揮官,杜是中國戰區中緬戰場的指揮官,彼此聞名,互相傾慕。席間,英國元帥問他:“你的百萬大軍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對面的陳毅元帥說:“我都送給他了。”陳毅卻搖搖頭,笑道:“你沒有這樣大方,是我們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說:“這當然是說笑話,真正說來,陳毅那句話我只能同意一半,因為國民黨軍隊有一半是敗在自己手里的,這方面我有切膚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就像過去機械化部隊的戰車,留在泥濘道路上的車轍……”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文史專員。他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力求忠實地把過去的經歷記錄下來。 

    1963年7月,在周恩來總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攜妻同在北京團聚的戰犯和他們的家屬一起,到祖國各地參觀一些建設項目,游覽名勝古跡。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他寫信給周總理,表達自己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決心以有生之年,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竭盡努力。

    1978年他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0年發表《紀念 二·二八 寄語臺友》一文,呼吁在臺灣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們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腎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在遺囑中,杜仍不忘統一大業,囑其妻率其子女為祖國現代化繼續作出貢獻,"盼在臺灣之同學、親友、同胞們以民族大義為重,早日促成和平統一。"

    主要成就

    人物功績

    參加黃埔軍校一期,荷槍實彈,浴血東征、打倒軍閥,中年時對日抗戰,先是古北口長城各役,次為裝甲兵部隊在廣西昆侖關與日寇苦戰,緬甸戰役,協助盟軍打垮日本部隊,冒千辛萬苦,經野人山歸國。

    四個地區的苦戰,實非一般人所能考驗的,第一:昆侖關之攻克,完全是攻堅作戰。第二:血戰緬北,用擔架抬行,身染重病,死里逃生。第三:東北作戰,人事環境復雜,時而北,時而南,疲於奔命。第四:最痛心者淮海大戰,困守陳官莊,攜杖指揮,跛足而行,在冰天雪地之中,挨餓受凍。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很珍惜這種工作機會,因此,特別努力。他積極撰寫文史資料,力求真實地把過去經歷的事實記錄下來,供史學家和后人參考。1961年,他寫了《淮海戰役始末》、《遼沈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1962年又著手寫他任東北保安司令時的資料,都先后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

    晚年的杜聿明十分關心祖國統一,曾發表《紀念二·二八起義》、《寄語臺友》等文章,敦勉在臺師友共同為統一大業奮斗。 

    個人作品

    杜聿明于1961年起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著有:

    《淮海戰役始末》、《遼沈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著作。

    人物評價

    杜聿明是國民黨軍隊中少有的西方化將領。如果說張自忠是中國傳統武將的代表,胡璉是中國儒將的代表,邱清泉是中國少壯派猛將的代表,那么杜將軍則可算是中國少有的西方化將領的代表。在抗戰中, 杜聿明是國民黨軍中為數不多的“閃電戰”的堅持者。與大多數中國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積極防御,穩打穩扎的戰術不同,杜聿明的作戰特點就是進攻。以優勢的火力壓制敵手,以最快的攻擊速度打挎敵人,其經典戰役就是昆侖關大捷。當然,杜聿明的成功與蔣介石對他的寵愛分不開,他所掌握的部隊是國民黨裝備最好,戰斗力最強的部隊,這也是他有條件去完成他的軍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敗卻也恰恰是因為這一觀念,在廣闊的淮海戰場上,面對解放軍“運動戰專家”粟裕將軍的口袋戰術,杜聿明堅持進攻戰術,以至最終被分割包圍,遭俘虜。他一生流血流汗,移孝作忠。(人民網評) 

    杜聿明治軍作戰,是一把好手,且為國家建立新軍(裝甲兵、傘兵),培育許多青年干部,對同學、同事、同鄉、親友、部屬,十分友善。熱心愛護,從無驕傲之氣,他后來官拜東北九省長官,對前師長關雨東(關麟征,字雨東)公,仍然是肅然致敬,可稱為四維八德的實行家,當之無愧。(人民網評) 

    杜聿明一生最為輝煌的戰績,則是在抗戰八年中締造的。他消滅倭寇的數量雖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對的敵人都是日本最精銳部隊,其戰斗的艱苦程度和慘烈程度可想而知。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杜聿明手中有中國當時最先進的坦克部隊,因此 杜聿明的勝利,是中國陸軍第一次運用現代化戰爭方式打贏的勝利,其對中國陸軍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人民網評) 

    杜聿明雖然走過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榮的后半生,為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人民懷念他!(天朝致悼詞)  

    我國著名的愛國人士。(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肖克致悼詞) 

    家庭成員

    杜有四個姐姐、一個妹妹,還有一個弟弟杜聿德。

    母親高蘭庭
    妻子曹秀清(共產黨員)
    子女

    長子:杜致仁

    次子:杜致勇、兒媳王貴華
    三子:杜致嚴 
    長女:杜致禮,女婿楊振寧
    次女:杜致義,女婿徐炳森

    三女:杜致廉,女婿鄧天才


    后世紀念

    杜聿明故居

    杜聿明故居,位于美術館東街路西,南依五四大街。本院原為一組帶花園的住宅,1958年建中國美術館時,拆除本院西部的花園部分,僅存東半部的住宅部分。

    此宅院約建于清代后期,原為慈禧太后侄女的私宅。民國初年賣給一德國商人,抗戰后被買辦吳信才購得,不久作為敵產沒收,后為國民黨將領杜聿明之宅。是京城中型四合院中的典型。坐北朝南,共有四進。現存建筑為,大門一間,倒座房九間,均為硬山頂合瓦清水脊屋面。

    查看更多>>

    孫立人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孫立人,清光緒26年10月17日(1900年12月8日)生于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山

    孫立人南。在孫立人5歲那年,生母方氏病去。7歲時,孫立人開始入學,拜宋執中為師。后隨父親去青島,9歲時入德文小學學習。1912年(民國元年)隨父親到北京后,因找不到學校,停學在家。1913年冬,適逢清華學校招生,孫立人回到安慶報考,在近千人的考試中,名列榜首。第2年(1914年),孫立人正式入清華學校讀書。1920年,孫立人又升入清華高等科。在校期間,擔任籃球隊長獲得過華北大學聯賽冠軍。1921年入選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擔任主力后衛,于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擊敗菲律賓、日本隊,為中國在國際大賽中獲得第一次籃球冠軍。 

    1924年,孫立人從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緊接著就考取公費留學。直入普渡大學三年級加修土木工程學,1925年取得學士學位畢業。在美國橋梁公司任工程師約4個月后,決意改學軍事,考入有 “南方西點”之稱的美國維吉尼亞軍校學習,從此步入軍旅生涯。1927年畢業,游歷歐洲,參觀英、法、德等國軍事。

    1928年孫立人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任中尉軍訓隊長。1930年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上校副總隊長。1932年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 

    戰爭生涯

    抗戰時期

    主詞條:淞滬會戰、稅警總團

    1932年“一·二八”抗戰的時候稅警總團以第88師獨立旅的身份參戰,

    英姿颯爽戰功卓著。此間孫在訓練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中國傳統教育和美國軍校的教育方式結合起來,制訂出適合自己部隊需要的訓練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與國軍其它部隊不同的訓練操典,被大家稱為“孫氏操典”。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9月稅警總團開拔奔赴淞滬會戰前線。稅警總團駐守蕰藻浜(吳淞江北支流),后因側翼被優勢日軍突破,被迫退守蘇州河(吳淞江南支流)南岸。成功阻擊日軍橡皮艇七次渡河。之后孫立人在蘇州河周家宅一線血戰中被日軍火炮炮擊成重傷,全身中彈片十三處,昏迷三天。

    次年傷愈后又率部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斗,兩次立下戰功,從此便在軍界嶄露頭角。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孫立人奉命赴長沙重組稅警總團,并擔任總團長。重組的緝私總隊為淞滬會戰后傷愈之稅警總團殘兵(未受傷的被團長黃杰帶走改組為40師)加上新募為主,規模3團,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孫立人將緝私總隊由原本之三團殘兵新兵逐步擴張至六個團規模。

    1941年12月財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緝私總隊半數兵力給國民革命軍重組為新編第三十八師,作為交換條件由原本財政部體系的孫立人晉任少將師長 ,隸屬于第六十六軍,這支部隊成為中華民國當時的主力部隊之一。 

    入緬作戰

    主詞條:中國遠征軍、緬甸戰役

    1942年2月,中國遠征軍成立,下轄第5軍、第6軍和第6

    6軍。4月,孫立人率新38師抵達緬甸,參加曼德勒會戰。1942年4月17日,西線英軍步兵第1師及裝甲第7旅被日軍包圍于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陷于絕境,孫立人奉史迪威之命派113團團長劉放吾率團星夜馳援。18日凌晨,孫立人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113團向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至午即攻克日軍陣地,殲敵1個大隊,解了7千英緬軍之圍,并救出被日軍俘虜的英軍官兵、傳教士和新聞記者500余人。仁安羌之戰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后第一個勝仗,孫立人以不滿1千的兵力,擊退數倍于己的敵人,救出近7倍于己的友軍,轟動全球。后復掩護盟軍轉進,轉戰經月。1942年5月27日走出林區,抵達印度,軍容整肅,銳氣不減。

    1942年8月,先后到達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和新22師進駐印度蘭姆珈訓練基地,番號改為中國駐印軍。開始裝備美械和訓練。10月,中國駐印部隊改編為新1軍,鄭洞國任軍長,下轄孫立人新38師和廖耀湘新22師。

    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向緬北大舉反攻。第2次緬甸戰役開始,孫立人指揮新38師如下山猛虎般撲向胡康河谷。

    1943年10月29日占領新平洋。

    1943年12月29日攻占于邦。占領于邦后,孫立人攻勢不減,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與廖耀湘新22師兩路夾擊攻克孟關。3月9日,孫師113團與美軍突擊隊聯手攻占瓦魯班。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日軍第18師團死傷過半,狼狽逃出胡康河谷。據日軍戰史記載:“在九州編成,轉戰中國,素有把握的第18師團,與中國軍戰斗最自信,豈料胡康河谷的中國軍隊,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使軍隊損失慘重,全軍不禁為之愕然。”

    駐印軍攻占胡康河谷后,1944年3月14日乘勝向孟拱河谷進攻。新38師113團從左翼翻山越嶺迂回到堅布山后方,和新22師兩面夾擊,29日攻占堅布山天險,叩開了孟拱河谷的大門。1944年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計劃,新38師和新22師分別向孟拱和加邁攻擊前進。

    中國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后,部隊進行休整擴編,由新1軍

    擴編成兩個軍,即新1軍和新6軍。孫立人任新1軍中將軍長,下轄新38師和新30師(后廖耀湘新6軍回國增援國內抗戰,其50師編入新1軍)。

    1944年10月,反攻緬北的第2期戰斗開始。中國駐印軍由密支那、孟拱分兩路繼續向南進攻。孫立人率新1軍為東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進攻,連續攻取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1軍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滇緬公路。隨后,孫立人指揮新1軍各師團繼續猛進,3月8日攻占臘戍,3月23占領南圖,24日占領細胞,27日攻克猛巖,勝利結束第2次緬甸戰役。 

    內戰時期

    主詞條:金門戰役

    1945年7月,孫立人率新1軍返抵廣西南寧,準

    備反攻廣州。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7日,孫立人率軍進入廣州,接受日軍第23軍投降。抗戰勝利后,新1軍與新6軍被調往東北進行內戰,憑著優勢武力,曾在作戰初期取得上風,不過卻因與杜聿明不和,孫立人被調回南京國防部任職,實際已遠離戰場。 

    1947年8月,蔣介石將孫立人調離東北,出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11月,孫立人將陸軍訓練部遷到臺灣,并從新一軍調去幾百名他在稅警總團和在緬甸作戰時期的干部,一同前往臺灣訓練新兵,在臺灣建立新軍。

    1948年10月,孫立人選定臺灣鳳山為新軍練兵基地,開始他一生最后一次練兵。11月,孫立人將陸訓部遷到鳳山,并調新一軍教導總隊第9期畢業學員入臺作為示范隊。孫立人的原來的新軍訓練計劃是要以新兵訓練。但當時已無可能,改為訓練現有部隊。

    1949年8月陳毅華東野戰軍部葉飛10兵團攻克福州,10月又克廈門,準備攻擊金門。金門告急,孫立人接電,即刻派精銳部隊前往增援,孫立人的201師投入部分預備隊后獨立完成了反擊,將對方壓縮到古寧頭。

    1948年底,孫立人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和臺灣防衛司令。1949年8月,升臺灣防衛總司令。制定實施臺澎防衛計劃,構建全島防衛工事體系,整訓撤臺的80萬敗軍。

    1949年9月1日,孫立人正式就職臺灣防衛司令,第201師10月在金門參加金門戰役。11月,蔣中正在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中提議孫立人再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國防部亦隨之發表新職。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重任總統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隨之裁撤,孫接任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當時陸軍總司令部與臺灣防衛總司令部址乃同一駐所)。

    1951年5月,孫立人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1952年4月,孫立人連任陸軍總司令。1953年6月,孫立人在稅警總團的老長官黃杰領三萬軍隊,自越南富國島到臺灣。8月黃杰任臺北衛戍司令。9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1954年6月24日黃杰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任總統府參軍長,失去兵權。 

    兵變案件

    主詞條:孫立人事件

    1950年3月20日,美國中情局一份機密報告稱,受過美國教育、現負責臺灣防務的孫立人,正計劃發動政變,俾使蔣介石成為有名無實的領袖。

    4月下旬國軍部隊撤離海口后,美國駐華武官巴瑞特向國務院

    工作中的孫立人發了一通極機密電報,引述孫立人的話說:蔣介石及其黨羽已到了“混亂與絕望”的狀態,孫建議采取“劇烈的行動以挽回狂瀾”。巴瑞特1950年4月27日會見孫立人時,孫主動提出“蔣介石問題”。臘斯克于5月1日見到此電,兩天后的 5月3日,國務院政策計劃處官員尼茲在一次秘密會議中正式提出了由孫立人發動兵變以倒蔣的方案。方案說,政變目的乃是“徹底鏟除國民黨的所有重要官員,由孫立人掌控全部軍權”,這些工作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政變后的政治真空則由美國調集官員去填補,三天之后,美國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員到臺灣充任政府的顧問。1950年5月3日臘斯克呈交艾奇遜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國已在臺灣部署秘密行動,以武裝支持島上的領袖,他建議告知蔣介石,囑其離開臺灣。

    孫立人兵變案(郭廷亮匪諜案),對“孫案”之調查,最初由副總統陳誠為主任委員,與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云五、黃少谷、俞大維等組成“九人委員會”,負責調查。另外監察院也由中國國民黨籍監委陶百川、無黨籍監委曹啟華、蕭一山、王枕華、余俊賢等“五人小組”自行發動調查。陳誠的九人小組審訊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諱”之“自首”結果。由于郭系孫立人之聯絡官,九人調查小組認為孫“未適當防范,有失查之責。”軍事法庭遂以匪諜罪判處郭廷亮無期徒刑。

    經調查已確定為一項被陰謀設局構陷的冤屈案。這件迫使孫立人去職的案件涉及其部屬郭廷亮,郭廷亮此后或關押于綠島或遭嚴密監控。1991年,郭廷亮其后假釋返臺,卻發生在桃園中壢火車站離奇死亡(月臺上跳車身亡)。

    監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組”之調查結果與“九人小組”差異甚大。監院認為郭廷亮等確系主張軍事改革,但絕無興兵叛亂之情節。所謂遭人檢舉,乃屬國軍內部派系構陷,不足為憑。孫立人對此應毫無責任。監院調查結果因與“九人小組”差異過大,調查期間遭到情治跟監,最后僅在院內會議秘密報告后即以極機密封存,不再公開。

    1998年孫案涉案人及家屬要求監察院公布“五人小組”

    報告并還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監察院通過決議,稱孫案乃“被陰謀設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獲政府新臺幣六十萬元經費補助,就孫立人兵變案進行專門研究,據朱教授研究調查結果稱:“進駐孫公館翻遍了孫立人將軍保存的所有檔,和國防部與總統府的所有機密檔案檔,并未發現孫立人有任何不法行為”。 

    2014年7月,臺灣監察機構承認郭廷亮當年遭刑求被迫寫下自白書,“假藉長官名義為匪工作”,其實他不是匪諜;這項調查間接為孫立人平反。 

    人物逝世

    孫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臺中寓所,享壽89歲。時任“行政院”院長郝柏村受政府訓令,派陸軍總司令部辦理治喪事宜。故蔣中正遺孀宋美齡致送花圈,“總統”李登輝頒發褒揚令給予褒揚。

    禮由總統府資政鄭為元主祭,參謀本部、三軍總司令部等陸海空高級軍官皆出席。靈柩由清華大學校旗覆旗委員洪同、李干、劉兆玄、張昌華覆蓋校旗,維吉尼亞軍校校旗覆旗委員溫哈熊、溫于儉、葉晨暉覆蓋校旗,再由臺灣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許歷農、羅本立、溫哈熊、黃幸強四位上將代表國家覆蓋國旗,備極哀榮。遺體安葬臺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墓園。 

    獲得榮譽

    1942年,仁安羌之戰蔣介石給他頒發的四等云麾勛章。

    1943年,仁安羌之戰英王喬治六世頒發不列顛帝國勛章(Knight/Dame Commander;縮寫是KBE/DBE)。

    1943年,緬甸戰役中出色的表現美國總統羅斯福頒發的豐功勛章。

    1945年,緬北滇西戰役被中華民國授予青天白日勛章。 

    家庭情況

    婚姻

    龔夕濤(夫人,早逝)

    孫立人與夫人張晶英合影

    張晶英(夫人,即張清揚)

    張梅英(姨太一作美英,未知何者為實。臺灣人,護士出身,與張晶英非近緣關系。張晶英因一直未能生育,主動安排孫立人納其妾。孫立人膝下四子女皆為她所生。)

    子女

    長女孫中平(1952年—),臺灣清華核子工程系畢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材料力學博士。

    長子孫安平(1954年—),臺灣中原理工大學物理系、清華物理研究所畢業。

    次子孫天平(1956年—),輔仁大學數學系畢業。

    次女孫太平(1958年—),新竹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

    歷史評價

    孫立人因為孫立人將軍擁有出眾的軍事才能和驕人的戰績,善于指揮機械化部隊,所以他被西方軍事學家譽為“東方隆美爾”。(西方軍事學家評) 

    孫將軍是國民黨集團中最杰出的將領,學歷之深,無人可及;練兵之精,無人可及;戰功之高,無人可及;身上彈孔之多,無人可及;國際性聲譽之隆,也無人可及。他從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恥,清華、普渡兩名校畢業之后,投筆從戎。自美國弗吉尼亞軍校學成,回國后南征北討,脫穎而出,但受制于蔣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黃埔軍頭排擠。蔣介石落魄到臺灣之后,為爭取美援,打出孫立人牌,然而當鳥盡弓藏之時,便以冤案軟禁孫立人。(李敖) 

    孫立人在臺灣社會政治、軍事局勢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后來穩定發展,建設臺灣為自由民主基地良好基礎。(陳力俊) 

    查看更多>>

    薛岳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薛岳,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12月27日生于廣東樂昌縣。時為中日甲午戰后,他的父親因仰慕岳飛,取名薛仰岳,后來自己改名為薛岳。1907 年,薛岳進入黃埔陸軍校學習軍事,1910年畢業。 

    1914年,二次革命后薛岳加入中華革命黨,不久,恢復學生生涯,投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第二期,受訓兩年。畢業后,再入保定軍校第六期,與張發奎、李漢魂、吳逸志、鄧演達為同期同學。 

    1918年6月,薛岳尚未畢業,即南下廣東,加入孫中山所組的革命軍援閩粵軍,任總司令部上尉參謀,隨軍入福建,攻占以漳州為中心的20多個縣。1920年9月,隨軍回粵,討伐岑春煊所率的桂軍。當時粵軍參謀長鄧鏗(仲元)兼第一師師長,任薛岳為機槍連少校連長,第二年,機槍連擴充為營,薛岳升任營長。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鄧鏗奉令成立大

    總統府警衛團,由第一師參謀長陳可鈺任團長,薛岳、葉挺及張發奎分任第一、二、三營營長。是年8月,孫中山溯西江至桂林,設置北伐軍大本營,薛岳任孫文總統府警衛任務。

    1922年3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破壞革命,將鄧鏗刺死,叛象漸明。4月,薛岳護送孫中山回粵,設大本營于韶關,6月初,又護送孫中山及夫人宋慶齡由韶關回廣州。6月16日凌晨,陳炯明公然叛變,令所部葉炬、洪兆麟等部隊圍攻粵秀樓和總統府。警衛團葉挺營堅守總統府前門,薛岳所部固守后門,多次擊退叛軍的進攻。叛軍便斷水斷電,企圖困死革命衛士。戰斗持續了10多個小時,警衛團保護宋慶齡突圍。葉挺全營在前面開路,薛岳率領機槍營殿后,冒著槍林彈雨,將孫夫人送到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所住石屋。孫中山則在事變即將發生前登上了永豐艦。 

    警衛團被沖散后,薛岳帶著部分警衛團戰士到珠江永豐軍艦,繼續守衛在孫中山身邊。不久,奉孫中山之命,同林直勉等人秘密潛往廣西梧州請兵平叛,正值粵軍許崇智部回師受阻被迫開往福州,軍事行動暫停。薛岳秘密地乘搭“大明號”輪船赴香港,轉往上海,向孫中山匯報廣西請兵情況。

    1924年,蔣介石率部東征討伐陳炯明,薛岳任粵軍第一師少將副官兼師參謀長。次年2月,任第一軍第十四師副師長兼第十四團團長,在第二次東征中,常常以少勝多。由于戰果顯著,受到蔣介石的通電表揚。 

    戰爭生涯

    北伐戰爭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薛岳所屬的第一、二兩師

    為總預備隊,隨西路軍行動,執行攻占江西的作戰任務,為北伐軍的主力,隨總司令蔣介石行動。9月初,自長沙趨瀏陽,展開對江西境內孫傳芳部的攻擊。而南昌城的攻守戰,是北伐軍與孫軍搏斗最慘烈的一役,城垣兩次失而復得,革命軍多有敗退,大受挫折,唯薛岳兼領的第一師第三團始終勇敢奮戰。1926年10月3日,蔣介石召集全師官兵訓話,慰勉以第三團做模范。蔣介石檢討作戰挫敗原因,地圖不準確是主因。這對于薛岳是一大教訓。其后20余年,薛岳行軍作戰以及公余,更注意研究實際地理環境和地圖。

    江西全境肅清,革命軍做東下滬杭的準備,戰斗序列重行部署,第一軍第一師劃歸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前敵總指揮是白崇禧。12月中,薛岳升代第一師師長,率部東進。

    由于浙江軍政人員的傾向國民政府,故而革命軍進展順利迅速,1926年2月18日克復杭州,各軍隨即分途合擊,攻取上海、南京。薛岳率第一師由杭州進至嘉興,為使大軍在這一湖沼河漢錯縱地區運動容易,薛岳獲得青紅幫頭目的合作,通知徒眾同時分別架設便橋以利行軍,因之,在短時間內即直沖至閔行,與友軍合圍攻擊上海,3月20日克復上海。 

    土地革命戰爭

    “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賀龍、朱德、葉挺等率起義軍南下廣東,進駐潮梅一帶地區。薛岳奉李濟深命令率新編第二師迅速開往揭陽、普寧地區,協同陳濟棠、徐景唐部,在湯坑與起義軍展開激戰。所部四個團都被擊敗,師部也被包圍,全師覆滅在即。這時,葉挺部營長歐震叛變革命,陣前倒戈。他便抓住這個時機,在趕來增援的鄧龍光部協同下進行反攻。起義軍寡不敵眾,彈藥將盡,被迫撤退。

    湯坑會戰一結束,薛岳立即率領特務連輕裝前進,迅速地占領汕頭市,不準其他部隊開進汕頭。凡是各部要津、各種肥缺,都分別安排自己的親友掌管。

    1926年11月16日,張發奎、黃琪翔在廣州發動政變,奪取李濟深在廣東的軍政大權。薛岳也公開叛變李濟深,投靠張發奎。所率新編第二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第一師,他任師長,除將第四團駐扎于廣州西村陳家祠外,其余全部調往江門駐防。

    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等共產黨人領導和發動廣州起義。薛岳奉張發奎電令,調所部兩個團于12日晨從江門到達河南。3時半,從士敏士廠渡河進攻東堤一帶,并沿永漢路搜索而上,進攻財政廳。這時,其師駐在廣州的第四團正進攻觀音山。上午8時,占領該山后,第四團連續五次向廣州起義總指揮部(原市公安局),進攻均被擊退。但到晚上10時,在李福林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和右派廣州工人“敢死隊”增援下,才占領了起義軍總指揮部。隨即白色恐怖籠罩廣州城。

    張發奎、黃琪翔等屠殺廣州革命群眾的野蠻行為,不僅受到人民群眾及輿論界的譴責,也遭到桂系軍閥的攻擊和國民黨內部其他派系的非議,被迫離穗赴港。繆培南和薛岳分別擔任第四軍正副軍長,將部隊迅速撤往東江一帶準備離開廣東。在企嶺、潭下遭到陳銘樞和黃紹竑部的東西夾擊,先勝后敗,被迫撤退,經老隆,轉和平,進入贛南。余下二萬人,損失近半。

    1928年1月24日,薛岳和繆培南率部取道贛東北,北上投靠

    蔣介石。1928年4月6日,到達運河車站。第二天受到蔣介石的接見,并被編入第一集團軍戰斗序列,于31日進駐山東德州。7月,他和繆培南率先響應蔣介石發表的裁軍通電,鼓動上校以上官佐聯名上書,要求裁撤第四軍。9月中旬,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繆培南任師長,朱暉日為副師長。薛岳不能見容于蔣介石,被迫離隊南下,到九龍閑居。不久,便參加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反蔣活動。

    1929年初,俞作柏因策劃倒桂有功,被蔣介石任命為廣西省府主席。薛岳與俞是武昌陸軍第二期預備學校和保定軍校的同期同學。5月,他和李朗如等,奉汪精衛陳公博之命,乘俞作柏率部從上海南下就職,經廣州之時,勸俞趕走陳濟棠,統一兩廣,作為反蔣基地。俞感突然,未同意。7月,他又以遞送委任狀為名,前往南寧,勸俞早日出兵。待俞同意后,才回香港復命。10月1日,俞在廣西南寧通電反蔣,因部下呂煥炎叛變倒戈,反蔣失敗。

    12月,張發奎南下廣西,聯合李宗仁反蔣。在此之前與朱暉日等也在香港設立機關,分頭聯絡各地武裝團體,并于1928年12月3日,策應第四軍,舉兵反蔣。次年2月,第四軍在花縣討蔣失敗不久,薛岳和吳奇偉等在廣東廉江歸隊。6月中旬,參加北流戰斗。第四軍與粵軍蔣光鼐、蔡廷鍇部激戰兩晝夜,損失慘重,縮編為三個團,他擔任第三十五團團長。 

    中原大戰

    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張桂聯軍從廣西分途北上配合馮、閻對蔣作戰。6月,其后續部隊在衡陽受到蔣光鼐、蔡廷鍇部阻截,后路被斷。在這緊急關頭,薛岳主張移兵東南,直搗南京,吸引蔣介石的主力,以達到“圍魏救趙”之目的。但未被張發奎等采納。后張、桂聯軍在衡陽遭到蔣、蔡部的圍攻,傷亡慘重。突圍至廣西時,第四軍僅剩千余人。他因自己主張被否定,造成大敗,便灰心喪氣,牢騷滿腹,向部下公開宣布他和張發奎決不再干下去,同意官兵自行處置所帶武器,致使軍心更加渙散。7月4日,第四軍退至桂林時,只剩下五六百支槍。可是,部分官兵要求堅持再干。后來,李宗仁將桂軍一部分部隊充實第四軍的編制,任命薛岳為該軍第十師師長。10月,薛岳受白崇禧指揮,率部參與解南寧之圍,在對滇軍作戰中,腳部負傷。戰后,他向總司令部請求調動工作,呈稱:“平馬之役負傷后,復染瘧疾”,“尚未復原,懇準暫調工作,俾資調養”。12月,第四軍進行縮編,總司令李宗仁批準薛岳的請求,第十師并入十二師,他被調任柳州軍校校長。1932年1月,他看到國民黨內部政局復雜,便辭職回九龍閑居。 

    第五次圍剿紅軍戰役

    1933年5月,薛岳被蔣介石起用為第五軍軍長,參加對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10月,到達南昌。先任北路軍之第三路軍副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后任第一路軍代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次年1月,任北路軍之第六路軍總指揮,負責贛南“剿共”任務。

    從這年4月開始,薛岳指揮第六路軍先后占領了韶源、上岡、壽華山、興國和贛南重鎮古龍岡。10月,又占領石城,威脅紅都瑞金。

    中央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后,薛岳奉蔣介石命令,指揮第六路軍和第八縱隊跟蹤追擊。紅軍入湘后,何鍵任追剿軍總司令,他為前敵總指揮。11月,蔣介石調集中央和湘桂軍四十萬,企圖將紅軍包圍和消滅于湘桂之邊。薛岳即奉命率部沿湘桂公路實施側擊,與紅軍戰斗七天七夜。1935年1月,當中央紅軍進占遵義時,他指揮所部急行軍開進貴州省會貴陽市及其周圍,不久被蔣介石任命為龍云總司令的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兼貴陽“綏署”主任。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準備從川南北渡長江。蔣介石急調三十六個團進行包圍。薛岳奉命急調周渾元部渡過烏江,進入黔西,實施側擊,企圖將紅軍壓至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以西地區消滅之。

    1935年3月上旬,紅軍三渡赤水河,進入川南。薛岳立即指揮各縱隊進行尾追,并大筑碉堡進行包圍。4月,蔣介石也趕到貴陽督戰。就在這時,毛澤東揮師東向,四渡赤水,再過烏江,指向貴陽。這使蔣介石感到意外的威脅,便親自布置貴陽防衛。同時,急令云南孫渡率部日夜兼程前往“救駕”。這時,紅軍便乘虛轉入滇境,從昆明西北方向渡過金沙江,圍攻會理。薛岳又率部渡江向會理尾追。當他到達目的地時,紅軍已向大渡河挺進(1863年5月,石達開就是在大渡河遭到覆滅的)。這時,蔣介石立即調集薛岳的中央軍及其他地方軍隊,二十余萬人,組織大渡河會戰,企圖殲滅紅軍。可是,薛岳等正忙于調兵遣將之時,紅軍即分兵兩路,迅速地打破劉文輝部的防線,分別從安順場和瀘定橋搶渡了大渡河。

    薛岳率部從江西至大西南,行程兩萬余里,轉戰西南數省,與紅軍作戰,雖未取得勝利,但為蔣介石統治西南各省擴充了勢力。西南戰事結束后,薛岳受到蔣介石的嘉獎。

    1935年4月5日,薛岳晉升為陸軍中將。 

    抗日戰爭

    主詞條:淞滬會戰、武漢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薛岳離開西南到達南京,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加入左翼軍戰斗序列,駐節安亭。

    1937年9月下旬,日軍進攻劉行、羅店,失守后,日軍分路進犯蘊藻浜、楊涇等地。10月8日,薛岳擔任左翼軍中央作戰區總指揮,在蘊藻浜南岸一帶堅守半個多月。10月28日,戰斗移至江橋鎮、小南翔、陳家行、廣福鎮地區。他指揮第十九集團軍在竹園村與日軍展開爭奪戰,猛攻五次,失而復得,給敵重創。其部也損失嚴重,生存者不足十分之二三。11月1日,日軍繞到杭州灣在金山衛登陸。左翼軍側背受到威脅,被迫撤離上海,退保吳福線。

    1937年11月13日,薛岳上任左翼軍總司令,奉蔣介石的命令進行吳福線軍事部署。他將國民革命軍第十五集團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集團軍、國民革命軍二十三集團軍、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劃分為左翼和右翼防軍。可是布局尚未就緒,日軍便從長江茆口、徐六涇口、滸浦口等處登陸,情勢危急。不久,被迫向錫澄防線撤退。

    1937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

    薛岳從錫澄線撤退后,升任抗日戰爭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駐節屯溪,收容整頓隊伍,深入杭、嘉、京、蕪一帶敵后,切斷水陸交通,以策應抗日戰爭第五戰區對敵作戰。他根據當時“于戰略守勢中取戰術之攻勢”及“以正規軍防御,以游擊隊攻之”的作戰方針,首先從第十九集團軍中抽調部分官兵組織游擊隊,以孔荷寵為游擊隊總指揮,建立機構,制定方針,授予“兩大任務”和“三大戰法”,即:打倒活的敵人,摧毀死的地物和繞襲、埋伏、擾亂。

    1938年5月,薛岳被調任抗日戰爭第一戰區第一兵團總司令,駐節河南開封,指揮國民革命軍第七十四軍、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四軍、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諸軍,以及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新編第三十五、八十八師的和二六四旅進行蘭封會戰。他確定首先在蘭封及其附近,消滅從菏澤南犯之日軍第13師團;然后移兵殲滅魯西、豫東之其他敵軍,以達到保衛京漢鐵路,阻止日軍西進之目的。

    1938年5月14日,土肥原的第十三師團,分乘數百輛戰車、汽車和大炮牽引車從菏澤南竄。幾天之內,連陷內黃、儀封、野雞崗、楚莊砦等地,企圖消滅蘭封地區守軍主力,進而占領京漢鐵路,包圍武漢。薛岳先后收復了內黃、野雞崗等地。但因國民革命軍第27軍軍長桂永清擅自棄守要地蘭封,使整個作戰計劃遭到破壞。他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控告,將桂革職后,重新調整布置,奪回蘭封,并將日軍壓至三義砦、興集和羅王砦三個據點,進行圍攻。就在殲滅在望的時刻,負責阻擊從魯西南下增援之敵的第八軍,違令退出歸德,使魯西日軍繼續西犯,支援被圍困之敵。

    1938年5月30日,薛岳升任第一戰區前敵總司令,指揮第一兵團和第二兵團的湯恩伯、商震、孫桐萱、曹福林等部。6月1日,日軍兵分兩路,一路從歸德等地西犯,占領了睢縣,迫近蘭封、杞縣,一路向太康進犯,以解被困在三義砦、曲興集、羅王砦土肥原部之圍,進而攻擊開封、蘭封等地。蔣介石怕主力被消滅,令薛岳將部隊撤往京漢鐵路以西山地,前敵總司令部遷往洛陽。

    1938年6月9日,蔣介石頒布武漢衛戍區戰斗序列。薛岳任該衛戍

    區第一兵團總司令。7月,日軍侵占九江之后,以第一O一、一O六、第九師團和近衛師團一部,分別由湖口、九江南犯,企圖占領南昌,進而占據湖南長沙和粵漢鐵路,從南面包圍武漢。8月1日,薛岳奉命指揮南潯鐵路沿線和鄱陽湖沿岸的防衛,以粉碎日軍從南面包圍武漢的企圖。9月中旬,薛岳迅速地從南潯線正面調集主力部隊,以優勢兵力向敵進攻,在麒麟峰全殲鈴木聯隊。同時,第一六O師也在三角尖、金輪峰、南康尖殲敵七八百名。10月7日,薛岳指揮各路部隊發起總攻。至10日,第六十六軍擊潰萬家嶺、茅坪聶、老虎尖、石堡山之敵后,又擊敵于田步蘇;第四軍攻占扁擔山,第七十四軍攻占張古山。這時,敵一0六師團除逃脫千余人外,其第一二三(木島)聯隊、一四五(池田)聯隊和一0一師團的一四九(津田)聯隊以及配屬部隊,計一萬余人,全部被消滅,并有三百余人被俘。

    1939年2月,兼任國民黨湖南省主任委員和省主席。2月27日,南昌失守。9月,薛岳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9月下旬,日軍六個師團在百多架飛機和三百多只艦船配合下,從贛北、鄂南、湘北分兵六路向長沙進犯。薛岳調集二十一個軍、五十二個師的兵力,分別部署在贛北、鄂南和洞庭湖畔,以阻止日軍從側面進攻。10月初,經過二十多天的戰斗,日軍遭到慘敗,傷亡四萬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軍官四十余人。受到蔣介石嘉勉電,并犒賞參戰將士十五萬元。

    1941年9月下旬,日軍以十一軍為主,派遣四個師團及兩個獨立旅團,共約十五萬人,在一百多架飛機、兩百多只艦船支援下,分兵兩路,第二次進犯長沙。薛岳調集了十七個軍共二十萬兵力,在正面進行“后退決戰”的同時,將七個軍部署于東側山地,實施側擊,牽制敵人。經過逐次抵抗后,誘敵深入汨羅河、撈刀河伏擊地帶予以重創。最后,日軍被迫逃回新墻河以北原據點。國民黨軍隊取得了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勝利。

    1941年12月,日軍又以十二萬兵力對長沙發動第三次侵犯。日軍向新墻河陣地發起猛攻。薛岳命守軍逐次抵抗后,將敵誘致撈刀河、瀏陽河決戰地區。次年1月1日,日軍從東南方向進攻長沙。1942年1月4日,各部先后攻至第二次攻擊線,完成了對日軍的反包圍。隨即,從東、西、南、北方向球心攻擊,將敵擊潰。薛岳見殘敵突圍北逃立即命令各部追擊、側擊和截擊。這次會戰,歷經半個多月,使南犯之敵傷亡五萬多人。第三次長沙會戰后,他獲青天白日勛章一枚。

    1944年5月,日軍任命板垣為華中派遣軍總司令,移關東軍南下,加上贛北、鄂南和湘北日軍,共二十余萬之眾,在六百余架飛機、三十輛汽車配合下,分兵三路第四次進犯長沙。1944年6月19日,長沙失守。第四次長沙會戰失利。長沙失守,蔣介石震怒,下令處以第4軍軍長張德能死刑。 

    日軍侵占長沙后,立即分兵南下進犯衡陽。早在日軍進犯長沙之前,薛岳已令戰斗力較強的第十軍防守衡陽。

    1944年7月30日,日軍在岡村寧次親自指揮下,對衡陽發動第三次攻勢。薛岳命令各部進行反包圍,并發出求援電十三件。這時,駐守衡陽城的第十軍和暫編第五十四師,兵員已減半,戰斗力大損,增援部隊又受阻擋。1944年8月,日軍占領衡陽后,他將部隊撤至湘、贛、粵邊區,阻止日軍打通粵漢鐵路。

    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潯線受降司令官,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舉行受降儀式。1945年10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給他頒發一枚自由勛章,表彰其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內戰時期

    1946年5月,薛岳就擔任國民黨徐州“綏署”主任,根據國民黨國防部“南北會師,占領山東,打通津浦線”的方針,發動了進犯魯南解放區之戰役,企圖打通臨(城)徐(州)和臺(兒莊)棗(莊)間的兩條鐵路支線,迅速占領棗莊煤礦,以維持軍運和解決南京等地冬季燃料的供應。

    1946年10月6日,薛岳令王長海為師長的整編第七十七師和馬勵武的整編第二十六師,在空軍支援下,分別向嶧縣和棗莊進犯。因魯南新四軍采取避實就虛的戰略方針,早已撤離,未經多大戰斗,于8日便相繼占領了嶧縣城和棗莊一帶。11月初,又令各部從東、北、西、南向解放區大舉“清剿”,威脅臨沂人民政府和沂蒙革命根據地。中旬,駐防臺兒莊的王長海部突然受到葉飛所率新四軍進攻,旅長戴之奇因兵敗畏罪自殺。

    12月上旬,薛岳又命令裝備精良的整編第二十六師,從嶧縣東面進犯解放區。1947年元旦,該師離開嶧縣百余里,被新四軍誘入卞莊、向城等地。隨后,在向城被新四軍從蘇北、魯中迂回來的八個師包圍。他又立即從徐州調兩個整編師前往支援,其中一個師剛進抵古林村就受到新四軍的圍攻。5日,困于向城的馬勵武部突圍,傷亡慘重。其旅長蔣修仁被擊斃。10日,嶧縣城被新四軍攻破,馬勵武及其參謀長被生俘,整編第二十六師覆沒。

    薛岳任國民黨徐州“綏署”主任半年多時間,連戰連敗,引起國民黨內部眾多非議。3月3日,蔣介石見他“指揮無力,名聲低落”,將其“綏署”主任撤銷。

    5月10月,薛岳任南京政府參軍長。次年5月,轉任蔣介石“總統府”參軍長。在這期間,他常與陸軍總司令余漢謀、閑居上海的原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等粵籍要人,議論時政和自己出路問題。

    1948年4月,國大在南京召開。薛岳與張發奎等成立競選小組為孫科競選副總統籌經費,拉選票。還非正式地內定了一個孫科的影子內閣:張發奎為國防部部長,薛岳為參謀總長,余漢謀為軍政部長,陳策為海軍部長,李漢魂為內政部長,鐘天心為教育部長。但是不久,粵人為孫科拉票的丑態被南京“救國日報”披露,并涉及孫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難堪,率領百余人前往該報社問罪。上海一家報紙以“三帥奪大炮,表演全武打”之顯著標題,登載了此則新聞。

    淮海戰役后,薛岳與張發奎等粵籍要人提出以“粵人治粵”的口號,反對宋子文繼續主粵。蔣介石為籠絡廣東地方要人,批準了宋子文的辭職請求,并任命余漢謀為廣州“綏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府主席,張發奎接任余漢謀的陸軍總司令職務。

    1949年2月,薛岳前往廣州上任,決心在廣東與共產黨繼續較量。他首先亮出“廣東人民大團結”的旗號,大力收羅廣東舊軍政人員,安插親信,排除異己。各廳、局、處、科級干部的任免,都由自己說了算。同時,將原來十五個保安團,擴充為二十個團,編成五個師。由其親信分任師長。為了適應大兵團作戰,還在各師配備重型大炮、戰車,并把部隊從各地調集到廣州附近和省內各重要鐵路沿線,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廣東進軍。

    1949年5月14日,薛岳的老部下吳奇偉在粵東起義,廣東省內政局大亂。10月11月,他來到海南島。1949年12月1日,任海南防衛總司令,統一指揮海南陸、海、空三軍。為了阻止解放軍解放海南,在全島設立三道防線:從文昌縣的銅鼓嶺起,中經抱虎嶺、木蘭頭、七星嶺、鋪前、塔市、海口市、白蓮、花場、天尾、馬梟、臨高角、新盈、新英、定城等沿海地帶為第一道防線;由瓊山縣在長坡、煙礦、黃竹、定城、新英,瑞溪、金:江、紅石嶺、加萊、那大、白馬井等為二道防線;以海口市,白蓮,花場、天星、馬梟一線為核心防線。其部署兵力達十萬之眾。薛岳認為這三道防線堅如“銅墻鐵壁”,自稱為“伯陵防線”。

    1950年4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鄧華兵團在瓊崖縱隊和海南人民支持下,渡過瓊州海峽。薛岳部兵無斗志,一擊即潰,被殲五、六萬之眾。 

    主政湖南

    1939年1月,薛岳在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期間,還進行了一系

    列湘政建設,他臨危受命就任湖南省主席。上任后,根據湖南的實際情況和抗戰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針。所謂“安”,就是力圖使湖南人民安居、安業、安心,“便”,即便民、便國、便戰;“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實施所謂“六政”建設。

    薛岳把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作為湘政建設的第一要政,稱之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個國民身體健康,乃能救國,唯有整個民族的健康,乃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經費改善原有醫院醫療設備外,還各撥款四百萬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醫院。后來,又籌建了省立第九、十醫院。抗戰勝利前還電令省建、教兩處撥款建設南岳體育館和開辟中山公園。與此同時,嚴令禁止鴉片和限制娼妓活動。

    在施政中,薛岳重視發展農業、林業、興建水利,以及交通運輸和工礦企業,稱之為“養民之政”。他鼓勵湖濱農民開墾湖田,擴大耕作面積。準許基層干部和文職人員,租種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縣一農林場,一分鎮一農林場,一保一農林場”。

    國民教育,即所謂“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設中的一個重點。他一方面發展中小學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發展中等師范和職業教育,以適應工農業生產和中小學教育的需要,同時,反對學校商品化,責令各區專員對本區內之省立師范學校、職業中學及私立國立中等以上黨校進行督導,“嚴整學風,改善教法,如有違背現代教育方法,以學校為商品化者,均應報府嚴辦”。

    薛岳還重視強化警察組織,肅清漢奸土匪,安定后方,稱之為“衛民之政”。他要求對那些被敵偽收買,“操縱市場,高抬物價,積極破壞社會經濟,進而怨惡戰爭發生反戰行動”者,進行“切實防范”;凡“參加偽組織,替敵人帶路、作偵探、作便衣隊、修筑公路、運輸糧彈傷兵者一經捕獲,訊明確實,準予就地槍決,以正國法”。

    為了喚起民眾力行抗戰,薛岳推行所謂“管民之政”,整頓和健全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他規定:凡屬于社會組織之人民團體、經濟團體合作事業團體,均有絕對服自命令,力行抗戰建國之責,否則依法解散,重新改組;凡屬社會組織之文化團體,均有宣傳法令,喚起民眾力行抗戰建國工作之責,否則依法解散,重新改組。

    薛岳實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謂“用民之政”。他很重視糧政建設,指令有關部門合理地規定米谷價格,防止奸商、宮商高價圖利,以圖“谷主糧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時,還要求各縣市、各有關部門,要把評定、核正、檢查物價;作為“當前最重大之任務。指出:“高抬物價固不準,壓抑物價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賣得出,買得入;則物暢其流,價安于市。”如“奸商操縱,官商居奇,而縣府縱任不理,對民生漠不關心,物價反而高漲。 

    三次長沙會戰,薛岳所指揮的部隊共殲滅日軍11.75萬人(三戰殲敵人數分別為2萬、4.15萬和5.6萬)。雖然中國軍隊在1944年的長衡會戰中失利,長沙和衡陽相繼失守,但仍給日軍造成了傷亡2.2萬人的代價。 

    退守臺灣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兵敗退逃往臺灣,薛岳的部隊直到1950年才從海南島撤退。到臺灣后,蔣介石對他非常尊重。 

    1952年薛岳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總統府”戰略顧問。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相繼亡故后,李登輝當政。有著“國民大會代表”身份的薛岳,拒絕簽署國民黨提出的“憲法”修改方案使得他在臺北的房舍編列經費被取消。1991年,李登輝把委員會裁撤,薛岳自付租金。臺灣銀行欲索高額房租,薛岳不接受,便于1993年把薛岳告上法院。

    1992年11月,世界客屬總會訪問團訪問樂昌,把薛岳所贈的一份珍貴禮物“銅鏡”帶到樂昌,上刻他的題詞“桑梓情深”,再次表明了薛岳對故里的牽掛思念之情。

    1998年5月3日,薛岳逝世,享年103歲。 

    個人成就

    戰法

    天爐戰法:天爐是將兵力在作戰帶,布成網狀的據點,以伏擊、誘擊、側擊、尾擊等方式,分段消耗敵軍的兵力與士氣,最后,把敵軍拖到決戰地區,再狠狠的圍殲之。薛岳保長沙,敗日軍而成名。中國戰史出版局還曾專門出版了薛岳撰寫的《天爐戰》一書。 

    八字口袋戰法:類似于一字長蛇陣,不論敵人攻其首尾,另一頭皆可相救,必要時可以完成合圍,缺點是如果敵人有優勢兵力,則可同時攻擊首尾和腹部。產生于武漢會戰時期。 

    戰果

    三次長沙會戰,薛岳所指揮的部隊共殲滅日軍11.75萬人(三戰殲敵人數分別為2萬、4.15萬和5.6萬)。雖然中國軍隊在1944年的長衡會戰中失利,長沙和衡陽相繼失守,但仍給日軍造成了傷亡6.8萬人的代價。 

    家庭情況

    父母兄弟

    父親:薛豪漢,字宗元(1871—1939)

    母親:李慈玉(1877—1929)。

    兄弟姐妹:薛岳是長子,其下是薛仰芹(字孟堅)、薛仰霆(字仲述)、薛仰驃(字叔達)、薛仰謙(字季良)、薛冠華,薛岳六兄弟中,出了四個國民黨將軍,除薛岳為四星一級上將外,三弟仲述、四弟叔達為中將,五弟季良為少將。 

    妻子

    薛岳前后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是在家鄉娶的朱氏,無子嗣,后死于臺灣。

    第二位妻子為方少文,其父曾任樂昌縣長,方少文學識突出,曾給薛岳做秘書,后嫁與薛岳,生二男三女,據薛岳的侄子交代,薛岳的夫人方少文系海南文昌人,死于1947年。

    第三位妻子譚幸申是方少文死后、薛岳到臺灣后所娶,生二男二女,譚氏病逝于1994年,享年68歲。 

    子女

    薛岳的第二位夫人方少文生了5個子女,都去了國外。

    薛岳的第三位夫人生了4個子女。 

    歷史評價

    萬家嶺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漢之保障,并與平型關、臺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 (葉挺評)

    薛岳用兵尚稱機敏果斷。 (粟裕評)

    薛岳在抗戰當中對日軍的打擊最大,殲滅日軍也最多,他是日軍最懼怕的中國將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立了大功。 (王建學評)

    后世紀念

    薛岳墓

    薛岳將軍墓位于中國臺灣省臺北市五指山國軍公墓特動區內。 

    伯陵堂

    薛岳故居“伯陵堂”,廣東薛岳故居“伯陵堂”將按原貌“修舊如舊”成抗戰紀念基地,預計主樓于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前完工。 

    藝術形象

    張豐毅版薛岳影視形象

    時間影視作品扮演者

    2010

    血戰萬家嶺紀錄片
    2013長沙保衛戰張豐毅 
    查看更多>>

    衛立煌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7年2月16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城東郊的衛楊村(今安徽省合肥市淝河鎮衛鄉村)。父親衛正球,是清政府吏制下的合肥縣石塘橋鎮田賦官,1905年死于瘟疫。此后,衛立煌全家依靠大哥衛立炯在縣上任職維持生計。衛立煌少年時進入鄰村私塾就讀,學習很勤奮,讀了不少史典書籍,能作詩填詞,這為他往后的事業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文化基礎。

    辛亥革命后,衛立炯在安徽和縣任軍事訓練班主任。1912年,15歲的衛立煌受到大哥及其友人革命思想熏陶,剪去辮子,參加軍事訓練。“二次革命”興起時,和縣宣布獨立,袁世凱派倪嗣沖出兵鎮壓,衛立煌隨大哥加入群眾武裝隊伍進行抵抗,失敗后潛回家鄉。

    1914年初,17歲的衛立煌去漢口投親謀職未成,遂報考湖北陸軍學兵營,被錄取。一年多的軍事訓練,使他受到嚴格鍛煉,不僅學到了軍事知識,而且開闊了眼界。結業后,衛立煌不愿去北京加入北洋軍,就奔赴上海尋找革命黨人。

    1915年,他參加“肇和”艦發難討袁,失敗后南下廣州,入粵軍第二軍當兵,很快升任班長。

    追隨孫中山

    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衛立煌被選派到孫中山的衛隊,直接為孫中山服務。有機會親耳聆聽孫中山先生講革命道理,衛立煌進一步加深了對民主革命的認識。他工作努力,不久升任警衛團排長。

    南北對立后,北洋政府段祺瑞奉行武力統一政策,于1918年4月進兵廣東。孫中山命陳炯明、許崇智率軍隊討伐。衛立煌奉派調到粵軍許崇智部第二支隊,向閩西南進發。在一次夜戰中,隊伍被沖散,衛立煌挺身而出,集合殘部襲擊敵人指揮部反敗為勝,被晉升為連長,不久又因戰功升任營長。

    1920年,粵軍討伐桂系軍閥勝利回師時,孫中山先生贈送給衛立煌一張六寸的單人照片,并親筆在照片上題簽“立煌同志孫文贈”。這張珍貴的照片,衛立煌一直精心收藏,以示紀念。

    此后,衛立煌在粵軍許崇智部轉戰廣西、江西、福建,又參加鎮壓商團叛亂和平定陳炯明叛軍的東征。在戰斗中,他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先升任團長,后又任補充旅旅長。

    1925年9月,許崇智被蔣介石逐離廣州,其部隊被蔣改編,衛立煌旅被縮編為第9團,隸屬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3師,衛改任第9團少將團長。

    北伐戰爭

    1926年7月,北伐開始,衛立煌的第9團先被編入總預備隊留粵,10月在何應欽指揮下入閩作戰。在永定、松口兩戰中,衛立煌英勇沉毅,兼富謀略,在擊潰周蔭人部時立下戰功,先升任第14師副師長兼前敵總指揮,松口戰役后升任師長。平定福建后,衛立煌部北上浙江,與孫傳芳軍作戰。衛立煌采取靈巧戰術,且戰且進。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東路軍光復南京,衛立煌的14師主力也到達南京近郊奉命調整部署。

    圍剿紅軍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于南京另建國民政府。衛立煌率第14師駐南京,后移鎮江。8月下旬,孫傳芳軍反撲,分三路強渡長江南下,強占了龍潭車站北側高地。剛剛率部趕到龍潭車站附近的衛立煌立即指揮部隊發起攻擊。經過6晝夜激戰,終于擊潰孫傳芳軍,第14師乘勝渡江追擊,直至蚌埠。10月,第1軍擴為第1、第9兩個軍,衛立煌升任第9軍副軍長兼第14師師長,后又被任命為南京衛戍副司令。這時,衛立煌結識了鎮江崇實女子學校校長朱韻珩女士。朱韻珩是崇實女校培養的高中畢業生,后通過考試獲得獎學金赴美國丹佛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后回國為祖國服務。衛立煌知道后愛慕之情油然而生。1927年12月24日,衛立煌與朱韻珩在上海舉行了婚禮。1928年,衛立煌前往北平陸軍大學將官特別班第一期進修學習。

    1930年初,衛立煌奉命在蚌埠組建第45師,任師長。5月,中原大戰爆發,他率第45師奉命保持津浦線南段的暢通,保衛南京。蔣介石中原大戰取勝后,即調集大量軍隊,接連發動對工農紅軍的“圍剿”。1932年5月中旬,蔣在武漢籌組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調集26個師又5個旅,共約30萬人,分兵三路進攻鄂豫皖蘇區。衛立煌被派為中路軍第6縱隊指揮官,率李默庵第10師和蔣伏生第83師,于6月先在平漢線南段花園車站附近活動,警戒鐵路線;8月占河口后向黃安(今紅安)前進,與紅4軍、紅9軍等紅軍主力遭遇。李默庵第十師受到伏擊,消耗兵力甚多。第2縱隊陳繼承部在黃安、新集、七里坪等地與紅軍激戰受重創后,停滯不前。蔣介石下令各縱隊向鄂豫皖蘇區的軍政中心金家寨進攻,許諾誰先占領就以誰的名字命名該地,并改為縣治。

    9月,衛立煌奉命率第6縱隊自新集北進策應第2縱隊,于18日走山間小路襲占銀山畈,越過大別山北部的蒙家山,與紅軍交戰后進抵湯家匯。紅軍為保存力量轉移東去,衛立煌部第10師主力遂于20日乘虛進占金家寨。事后,蔣介石將霍山、商城、六安等縣的部分地區劃出,以金家寨為中心,成立縣的建制,命名為“立煌縣”(今金寨縣),并任命衛立煌為“鄂豫皖邊區剿匪總指揮”。

    1933年10月在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中,衛立煌又被任命為北路軍第2路軍第1縱隊指揮官。

    1933年11月,第19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蔣介石調兵鎮壓。衛立煌被任命為第5路軍總指揮,率第14軍轄宋希濂第36師、冷欣第4師、湯恩伯第89師,同張治中第4路軍、蔣鼎文第2路軍分頭開赴福建。衛立煌率主力隱蔽于順昌以南及沙縣附近,先用宋希濂第36師襲占延平(今南平),被福建當局誤認為主力,衛立煌則率領主力沿閩江急行軍至仙游和惠安東北的涂嶺埋伏,襲擊19路軍南撤隊伍。

    1934年2月,退集到泉州的19路軍余部被包圍,衛立煌派人到泉州和談,使19路軍接受了改編。“福建事變”終被蔣介石鎮壓。衛立煌先后被任命為駐閩預備軍總指揮兼駐閩第10綏靖區司令官、鄂豫皖三省邊區“清剿”總指揮兼三省邊區督辦、閩贛浙皖邊區“剿匪”總指揮。

    在1935年11月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衛立煌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36年他又兼任徐海綏靖分區司令官,9月,加陸軍上將銜。

    西安事變

    1936年冬,蔣介石兩次飛往西安,聲言“匪未肅清絕對不言抗日”,乃調陳誠、衛立煌、朱紹良、陳調元等高級將領,集結于西安,準備迫使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率部參加向延安紅軍進行反革命進剿。衛立煌奉命兼任第五路軍總指揮,進駐潼關。

    1936年12月初,衛立煌接到蔣介石的急電,要他帶領幕僚去西安參加會議。

    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時,衛立煌和其他20多名國民黨高級將領亦同時被扣。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進團結抗日,對衛立煌觸動很大。同時,蔣介石也被迫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因此,1937年7月,抗日戰爭剛剛爆發,廬山最高軍事會議期間,衛立煌(時任豫皖督辦)即命令部屬致力與堅持活動在大別山區的紅軍高敬亭部談判。

    抗日戰爭

    抗戰初期,八路軍一度屬于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就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指揮后,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又屬于第二戰區戰斗序列。衛調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后,也是如此。1937年10月,衛立煌組織指揮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軍的大規模會戰——忻口戰役。衛立煌經常和八路軍將領聯絡磋商,協調行動。《彭德懷自述》中說,十八集團軍“歸衛立煌所指揮,但他又從未指揮過我們”,就是說那時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堅持獨立自主;另一方面衛立煌不干預、不奪權、不搞“磨擦”。書中還指出衛立煌是“當時國民黨中抗戰派”。衛立煌多次明確表示,凡是抗日的部隊,他都一視同仁。他排除干擾,頂住壓力,給八路軍調撥、支援了大批武器彈藥、食品、服裝等軍需物資。例如,1938年春,他一次就撥給八路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顆。當時有人顧慮數目太大,不敢下發。衛立煌就親自做工作,使這批物資迅速送到延安。衛立煌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對其堅持抗戰給予褒獎。林伯渠書贈:“黃河保衛華北,先生保衛黃河”。

    1939年9月,重慶國民政府發布衛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在衛主政河南時期,他和共產黨領導人八路軍高級指揮員之間,往來更加密切。八路軍在洛陽設有辦事處。每當周恩來副主席、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以及林彪、薄一波、蕭克、左權等人來到洛陽時,衛立煌都是親自迎接,設宴款待,并招待看戲。

    由于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利相爭,以衛立煌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內,連年受到控告。軍統、中統特務系統早就以衛立煌“袒護共產黨,懷有異心”為辭,告到蔣介石那里。特務頭子戴笠還飛到洛陽來搜集衛和共產黨人往來之間的所謂“材料”,又逮捕了一些進步的無辜的青年。湯恩伯、蔣鼎文對著河南省主席這一“美缺”饞涎欲滴,一再告狀。

    1940年,衛立煌兼任冀察戰區司令長官。他周密布防,在中條山設背水陣,保衛黃河,保衛華北。

    1940年兩三月間,蔣介石暗示第97軍軍長、有“摩擦專家”之稱的朱懷冰,糾合龐炳勛

    、張蔭梧、侯如墉等部,由磁縣、武安一帶分三路向太行區八路軍駐地進犯,遭到八路軍自衛還擊。朱懷冰急電向衛立煌求援,衛拒絕下馳援令,結果朱部主力及反共游雜武裝共萬余人被殲。衛立煌還不顧蔣介石、何應欽的電令,照常給八路軍發放餉械。同年秋,蔣介石命衛立煌北上太行山,遏制八路軍向南發展。衛立煌會晤朱德,協商議定了雙方活動和抗日防衛的地區,劃漳河為界,避免摩擦。

    1941年9月初,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更換為熟悉中國情況的岡村寧次。9月底,岡村寧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過黃泛區偷襲鄭州。由于鄭州守備空虛,10月4日被日軍占領。衛立煌認為鄭州是中原重鎮,調集部隊于13日拂曉實施全面反攻,并親至前線指揮,于10月31日一舉收復鄭州。這次戰役亦即抗戰時的12次會戰之一。

    1941年底,國民黨上層頑固派群起指責衛立煌沒有堅決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蔣介石也指責他不該在諸多事情上偏袒八路軍。次年1月,蔣介石下令將衛立煌調離第一戰區,解除本兼各職,改任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主任,剝奪了他的軍權,并暗行監視。

    遠征緬甸

    1942年1月,日本正式發動了入侵緬甸之戰。3月,中國組建中國遠征軍第1路軍,入緬與英軍并肩作戰。衛立煌被任命為司令長官。在待命重慶期間,他與八路軍之間的密切關系被人告發,蔣介石大怒,改派羅卓英擔任第1路軍司令長官。

    1943年遠征軍作戰失利,蔣介石組成新的中國遠征軍,重新起用衛立煌,讓其接替陳誠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其主要任務是,打通滇緬公路,保證云南到印度公路這條中國大西南后勤戰略補給線的暢通,并和在中緬印戰區的盟軍協同作戰。日本方面聞訊,當即派出外號為“馬來亞之虎”的寺內壽一大將接任日軍滇緬戰區司令,以加強指揮力量,企圖卡住滇緬公路,卡死中國大西南這條僅存的國際陸路通道。

    11月19日,遠征軍攻占芒友,并乘勝追擊,于12月1日占領遮放,殲敵1000余人。1945年1月20日,遠征軍攻克國門重鎮畹町,拔除了日軍盤踞在云南境內的最后一個大據點。23日,中國遠征軍第53軍130師與中國駐印軍的先頭部隊在中緬邊界取得聯系。遠征軍各部隊分進合擊向芒友追擊,當日19時30分,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美軍部隊在芒友與畹町之間的南坎會師。

    至此,中國遠征軍收復了滇西全部淪陷國土,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戰略任務。

    1945年5月,衛立煌在昆明就任陸軍副總司令。6月,經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介紹,衛將軍與剛從美國留學回國的韓權華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錫安圣教堂,舉行結婚典禮。何應欽為主婚人,龍云為證婚人。

    赴美考察

    1946年11月,衛立煌將軍偕夫人韓權華赴美考察軍事,歷時半年,借此機會,遠避內戰。后又延長半年,在英國、法國、西德、瑞士、荷蘭、比利時等國參觀考察。

    1947年秋季,蔣介石給在巴黎的衛立煌發急電催他回國。

    遼沈戰役

    1948年初,衛立煌一回國,就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行轅代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總攬東北黨政軍大權。衛立煌到東北后,即集中兵力,固守要點。不管各地守軍如何告急,不管蔣介石如何一再電令其派兵解圍,他總是把兵力集中于沈陽、錦州、長春附近,拒不出戰。蔣介石對衛立煌連日來不肯出兵,坐守沈陽的策略,十分不滿。嚴令衛立煌只留少數兵力守沈陽,把主力部隊向南開,打通沈錦路,嚴守錦州。衛立煌不接受蔣的命令,因此,蔣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5月初,蔣介石再次電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到錦州,成立機動兵團以隨時準備行動。但衛立煌根本不同意,派趙家驤、廖耀湘代表他赴京,面蔣請示機宜。蔣聽完匯報后,對衛立煌意見不予理睬,便下令決定:只留五十三軍和二O七師(都是原東北軍)守沈陽,其他各兵種混合在一起,編為一個機動兵團,并指定歸廖耀湘統率。廖覺得機動兵團可以擴充個人勢力,立即表示接受。衛立煌感到,自己已被蔣置于無權過問的地位,仍堅決反對,不予執行。

    9月12日,遼沈戰役首先在北寧路山海關、唐山段打響,解放軍以迅猛動作切斷北寧路,占領了遼西走廊,將國民黨在遼東半島的軍隊壓縮在錦州、錦西兩個孤立的據點。蔣介石見勢不妙,急飛北平親自指揮,命令衛立煌立刻出遼西解錦州之圍。衛立煌卻借口“沈陽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執行蔣的命令。24日,駐守錦州的范漢杰連電告急。同日,蔣介石急召衛立煌到南京,迫令衛立煌由沈陽出兵西進錦州。衛立煌表示沈陽兵力不足,不能西進,要蔣就近從關內調援軍解錦州之圍。蔣介石堅持原命,并派參謀總長顧祝同監督衛立煌執行命令。衛立煌回沈陽后,在軍事會議上仍堅持己見,多數將領也說只可守。無奈,顧祝同只得回南京復命。顧帶回的東北將領的文字匯報大意是:由沈至錦千里,背三條大河,七道小河,側敵行軍,犯兵家大忌。國共兩軍誰先過遼河誰敗。

    10月3日,蔣介石親飛沈陽,撇開衛立煌直接授命廖耀湘組織機動兵團,以南下解錦州之圍,同時命令駐守葫蘆島的侯鏡如指揮東進兵團強攻塔山。其間,衛立煌曾親至葫蘆島,告訴侯鏡如說:“你這個兵團解錦州之圍,并率部與廖兵團會師是不容易辦到的。”衛再三囑咐侯,要穩扎穩打,不要強行攻堅,徒作無益的犧牲。

    在錦州危急之際,蔣介石命令范漢杰能守則守,不能守則退守錦西。但衛立煌卻指示:“錦州堅守不動,一退就亂。”14日,解放軍向錦州發起總攻,蔣介石電令范漢杰堅守一周待援。激戰31個小時后,國民黨守軍10萬余人被全殲,錦州解放。

    10月30日,蔣介石派專機將衛立煌接離沈陽至北平。

    11月26日,蔣介石發布命令:“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遲疑不決,坐失戎機,致失重鎮,著即撤職查辦。”12月中旬,衛立煌攜眷屬離開北平經上海至廣州,在廣州被國民黨特務攔阻而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華社公布了43名國民黨戰爭罪犯名單,衛的名字列在第13位。

    出走香港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衛立煌獲釋。乘特務監視松懈之時乘車到上海,后又乘船到達香港。

    到香港后,衛立煌住在彭羅灣國泰酒店。10月,大陸上傳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喜訊,衛立煌不勝喜悅。即親筆擬就致毛主席并朱總司令、周總理的賀電。

    返回大陸

    1955年3月14日晚,衛立煌夫婦在有關組織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龍乘專輪到澳門,再由陸路經石歧,于15日16時安全到達廣州。中共中央華南局副書記林李明和統戰部長饒彰鳳代表中央前來歡迎并致歡迎詞。3月17日上午,衛立煌接到了毛主席給他的歡迎電報:“先生返國,甚表歡迎,盼望早日來京,籍圖良晤。如有興趣,可于沿途看看情況,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這一天,《人民日報》、《南方日報》等均在第一版刊登了新華社播發的《衛立煌返回人民祖國》的消息和衛立煌撰寫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衛立煌夫婦在廣州參觀后,于26日到杭州,31日到上海。4月6日上午9時,衛立煌夫婦抵達北京,周恩來、朱德等親到車站迎接。25日毛澤東會見并宴請了衛立煌。

    衛立煌先后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龍云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8年5月1日,衛立煌到天安門觀禮臺參加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回家后感覺身體不適,后經醫生診斷為糖尿病并發心臟病,當即送醫院搶救。衛立煌住院期間,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毅、薄一波、李維漢等先后前來看望。以后,衛立煌的健康日見惡化,除心肌梗塞外又并發肺炎,經多方搶救無效,于1960年1月17日逝世,終年63歲。

    21日上午,公祭衛立煌大會在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在衛立煌的靈堂前,擺著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陳云、鄧小平等送的花圈。 

    家庭生活

    1927年12月24日,圣誕之夜,衛立煌與鎮江崇實女子學校校長朱韻珩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熱烈的婚禮。這位鎮江夫人可謂是衛立煌的大貴人,助他拉近與蔣介石的關系。原來,衛立煌夫婦在上海舉行婚禮的時候,正趕上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行“世紀婚禮”,朱韻珩因此結識了宋美齡。因為她與美齡背景相似,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都留學美國,二人一見如故,有了許多共同語言,書信來往常用英文,見面對話也常講英語。

    朱韻珩與宋美齡的“太太路線”是雙向的,不但朱韻珩利用這個關系幫助丈夫接近蔣介石,宋美齡也以此幫助蔣介石籠絡人才 。在衛立煌當上河南省主席上,更可看出朱韻珩在調節衛立煌與蔣介石關系上所起的作用。

    1939年1月,蔣介石委任衛立煌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作戰地區跨及六省,戰區兵員有114萬人,戰區幅員和擁兵人數是當時全國十二個戰區中最大最多的。這是衛立煌為將以來最鼎盛的時期,但唯一遺憾的是,他沒有象其他戰區司令一樣兼任主要駐地河南省主席。

    有一天,宋美齡給朱韻珩打電話,以興奮的口吻說:“路德(朱韻珩的教名),恭喜你呀,俊如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了,一方諸侯啊!相對安定了,你可以到洛陽和他團聚了”。朱韻珩早已知道衛立煌升任戰區司令長官了,也在作去洛陽團聚的準備,聽了宋美齡的報喜,也就計上心來,說道:“感謝神的恩賜!感謝夫人總惦記著我。也請夫人代為向蔣公致意,多謝他提攜、栽培俊如。不過,俊如說了,先不忙著去,還是等當上省主席再去。我想也是的,那就再等一段時間吧。”

    宋美齡聽到這里,很快說:“路德,我知道了,你放心,俊如很快就會當上省主席的。你現在就可以準備好去團聚了。”朱韻珩不失時機的提出了衛立煌的要求,果然沒有多久,衛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的任命就發表了 。

    個人評價

    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抗戰時他指揮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戰役,該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殲敵數萬,如果不是劉峙在河北大潰退,使得娘子關門戶大開,也許會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戰役畢竟是個不戰而敗的戰役。43年衛立煌擔任第二次遠征軍司令長官時遠征緬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實的勝仗,該戰消滅了盤踞緬甸的日軍,打通了滇緬公路,成果輝煌。衛立煌是蔣介石的五虎將之一,但其他四將都是空有其名,只有衛是名副其實的虎將,但恰恰是這員虎將最不為蔣信任。

    張治中致悼詞,評價他是一位“善始”、“善終”的“愛國軍人”,指出:“黨和人民記住衛立煌同志為人民做的好事,給了他以極大的信任和榮譽。”衛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公墓。

    查看更多>>

    傅作義

    人物生平

    抗戰之前

    早年經歷

    1894年6月27日(農歷5月5日午時)出生于山西省榮河縣(今臨猗縣孫吉鎮)安昌村。

    1905年入榮河縣立小學堂,各門功課考試成績均名列前茅。1908年入運城河東中學堂。

    1910年考入太原陸軍小學,受到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是年10 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太原響應起義,傅擔任起義軍學生排排長,隨起義軍總司令姚維藩赴娘子關抵御清兵。

    1912年,傅作義由太原陸軍小學保送入北京清河鎮第一陸軍中學,除學習軍事課程外,對歷史上的著名戰役,如晉楚城濮之戰、楚漢城皋之戰、孫曹赤壁之戰等,產生濃厚興趣。

    1915年,傅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科。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射擊、馬術等,考試成績均優。

    參加晉軍

    1918年9月,傅作義從保定軍校畢業,回到山西,參加閻錫山的晉軍,任山西陸軍第1混成旅(旅長商震)第1團(獨立炮兵第10團,團長蔡榮壽)少尉見習官。

    1919年1月調升步兵第10團(團長蔡榮壽)中尉排長。11月升任第2營上尉營。

    1921年3月升任第10團少校團副兼技術隊隊長。

    1922年,升任少校團副兼團技術隊隊長,負責全團技術訓練。1923年任營長,經常把自己的薪金補貼在練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賴。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閻錫山配合直系,率晉軍攻占石家莊。傅作義營擔任警戒任務,表現出色,得到晉軍前敵總指揮張培梅的嘉許,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 團團長。10月,直軍將領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等發動北京政變,所部改組為國民軍。

    1925年1月調升第4旅(旅長謝濂)第8團上校團長。

    1926年9月升任第2師(師長孔繁蔚)第4旅(轄兩團)少將旅長。12月第4旅擴編為第4師(轄一旅一團),升任中將師長。

    1926年9月升任第2師(師長孔繁蔚)第4旅(轄兩團)少將旅長。12月第4旅擴編為第4師(轄一旅一團),升任中將師長。

    1927年1月,直奉聯合晉軍進攻國民軍。平綏鐵路上的天鎮,是國民軍的必經之路。晉軍派傅作義第8團駐守天鎮阻國民軍宋哲元部歷時三個月的攻城,未能將天鎮攻下,由此顯露了傅作義守城的才能,戰后被擢升為第4旅旅長,旋又升第4師中將師長。

    1928年南北統一。傅作義則率第4師附炮兵團奔襲涿州。10月初,傅作義利用奉軍換防之機,從太原深入奉軍腹地,一舉占取涿州,造成對奉軍的致命威脅。可是晉軍各主力部隊迭告失利,紛紛撤離京漢、京綏兩鐵路線,涿州成為孤懸于奉軍包圍中的唯一據點。傅作義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傅作義以不足萬人的無援之師,死守涿州達百日之久。閻錫山鑒于死守涿州已無意義,在各界勸和聲中,遂授意傅作義與奉軍停戰議和。經過往返折衷,談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電宣布:“停止軍事行動,將所部挺進軍改為國防軍,不再參加內亂”(《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12日,第4師殘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軍改編。

    涿州之戰是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城市攻防戰中著名一役。它雖然是一場軍閥混戰,傅軍也迫于客觀形勢接受改編,但傅作義能攻善守的軍事才干卻得到軍事界的公認,由此使他一舉成名。 

    中原大戰

    涿州戰后,傅作義在保定被張學良軟禁,4月25日經友人侯少白、崔笑如等幫助,潛逃天津。1928年6月4日,國民黨蔣、馮、閻、桂四大派系聯合“北伐”告勝,南京國民政府特任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8月,閻任命傅作義為國民革命軍第5軍團總指揮兼天津警備司令。

    1929年6月升任第16路軍(轄第16軍、第17軍、第43師)中將總指揮兼第43師師長。

    1930年4月第43師擴編為第10軍(轄三師),升任第3方面軍(總司令閻錫山)第2路軍(轄第4軍、第8軍、第9軍、第10軍)上將總指揮兼第10軍軍長。

    1930年5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傅作義被任為晉軍第3集團軍第10軍軍長,負責指揮津浦線北段戰事。6月25日率部進占濟南,兼任濟南行營主任,所部繼續南下兗州、曲阜一線。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勝利宣告結束,張學良得以接管華北,共節制晉綏軍。年底,傅作義率部移防綏遠。


    1931年1月16日,1931年1月16日因反蔣失敗,第10軍縮編為東北邊防軍第10師(轄兩旅),降任東北邊防軍第7軍(轄兩師)上將軍長兼第10師師長。6月17日邊7軍改稱第35軍,邊10師改稱第73師,改任第35軍(轄第72師、第73師)上將軍長兼第73師(轄兩旅)師長。8月18日代理綏遠省政府主席。12月28日實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抗日時期

    積極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9月28日,傅作義與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將領聯名通電,“呼吁全國各方團結一致,同舟共濟,群策群力,共同奮斗”。

    1933年1月3日,日軍侵占山海關,揭開長城抗戰的序幕。1月5日,傅作義分電閻錫山、張學良、蔣介石請纓抗日。15日,以綏遠省主席名義發表《告全省民眾書》,號召全省同胞“奮起救國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綏遠出師東進,開赴抗日前線。2月上旬,傅部在張家口編組為第7軍團,傅作義任總指揮,35 軍的番號暫改為59軍。1933年于5月22日以第8師團西義一部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傅部陣地進攻。傅作義親臨指揮,全體官兵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犧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當傅軍痛擊頑敵,英勇苦戰時,23日晚黃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戰條件。何應欽隨即令傅部停止戰斗,撤出陣地。傅作義接到停戰撤退命令,無比憤慨,質問說:“怎么抗日還有罪?”堅持“只有日方先撤,我們才能撤,否則我們決不后撤。”經交涉雙方同時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長城抗戰的最后一戰,就這樣宣告結束。該戰役擊斃日軍246 名,中國官兵陣亡367人,傷484人。傅作義對陣亡官兵極感悲痛,后來特地派員將殉國官兵的遺骸護運回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紀念碑,并將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1935年4月3日敘任陸軍二級上將。6月27日獲頒二等寶鼎勛章。

    1936年4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公然竄到歸綏,活動傅作義主持華北親日政權。面對日軍在綏遠的侵略、誘降活動和德王分裂祖國、叛國投敵的行徑,傅作義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陽見蔣介石,堅決要求反擊日軍和蒙奸,以伸張民族正義。蔣介石要傅以忍讓為主,非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對日作戰。當得知德王在日軍指揮下,準備分三路大舉進犯綏遠的消息后,傅認為到了“不得已時”,11月8日晚秘密召開營以上軍官會議,進行軍事部署。會上,傅對大家說:“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綏東、綏遠,是我全軍將士的恥辱。愛國軍人守土有責,我們一定要打!”“岳武穆38歲壯烈殉國,我已過了38歲,為抗日死而無怨。” 

    11月15日清晨6時許,日本駐蒙古軍政府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指揮5000余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三路向紅格爾圖發起猛攻。傅作義親臨集寧前線指揮,命令部隊星夜奔襲,出敵不意,抄襲敵后。日偽軍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時許,全線潰退。紅格爾圖戰斗以我全勝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軍擊退敵人反撲后,乘勝收復了百靈廟以東另一戰略要點大廟。至此,綏遠抗戰勝利結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統領晉綏抗日軍事全權。晉綏軍共編第6、第7兩個集團軍,傅作義任第7集團軍總司令。8月,傅率部參加平綏路東段作戰。由于第68軍軍長劉汝明作戰不力,加之傅部動作遲緩,未能給在南口、居庸關、延慶、懷來一線的湯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綏路東段各據點于8月下旬相繼失守。9月,日軍板垣第5師團由宣化南下攻取廣靈,傅奉命在雁門關布防。日軍以雁門易守難攻,傾主力向平型關進攻,傅部奉命馳赴平型關接替第6集團軍。當日軍向傅部猛攻時,適八路軍115師伏擊板垣師團預備隊和輜重隊,殲敵千余人,給傅部以有力支援。日軍在平型關受挫后,由東條英機察哈爾派遣兵團突破茹越口。傅向閻錫山建議由晉軍主力圍殲孤軍深入的東條部,然后向板垣師團反攻。閻為保存晉軍實力,拒絕采納,致使東條部占領繁峙縣砂河鎮,拊平型關我軍側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臺山、代縣、渦陽轉移,旋奉命開赴忻口地區御敵。10月,忻口會戰開始。傅作義指揮董其武218旅夜襲敵板垣司令部前線指揮所,并派部救援友軍。忻口會戰延續到10月下旬,歷時23天,敵人遭受重創,被阻于忻口不能前進。此時,娘子關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結。

    1937年11月2日,閻錫山召集高級將領軍事會議,提出保衛太原,依城野戰的計劃。實際上,閻為保存自己的實力,已將晉軍主力調往臨汾等地,因此對于“保衛太原”,晉軍將領個個緘默不語。傅作義雖知其不可為,但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挺身而出,毅然請命。11月3日兼任太原守備司令部司令。

    當時,傅部主力不過兩個旅,雖訓練有素,有一定的實戰經驗,但幾個月來的南北轉戰,傷亡過半。倉促中擴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訓練。6日,日軍第5師團開始進攻太原城郊,駐防城外的軍隊紛紛潰退,倚城野戰計劃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獨守孤城之境。7日,晉北和晉東的日軍會合,在數十架飛機和數百門大炮及坦克掩護下,連續攻城。傅作義下定舍身報國的決心,激勵部下英勇殺敵。并給榮河老家寫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為國捐軀,義無反顧”。并以“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告慰國人和家人。 

    在傅作義誓死如歸的精神鼓舞下,全軍將士咸抱決心,奮勇抗敵。8日敵突入城內,展開激烈巷戰。黃昏后,接蔣介石撤退電令,傅作義率部突圍,撤至石樓一帶。太原守城之戰,掩護了衛立煌、孫連仲、王靖國、陳長捷等部安全轉移。日軍雖侵占了太原,但也死傷慘重,無力繼續南犯。

    1937年12月升任第2戰區北路軍總司令部(轄第35軍、綏遠省游擊軍)上將總司令兼第35軍(轄第73師、第101師)軍長。

    與共相處

    1937年底,傅作義受任第2戰區北路軍總司令,所部35軍擴編為二師一旅,移防晉西北柳林鎮,整軍經武,以待再戰。此時,傅部駐防區和陜北區八路軍120師賀龍部隔河相望,雙方信使往來不斷。交換情報,建立聯防。傅作義贊成共產黨的全民抗戰的主張,贊賞許多共產黨員的品格和才華,對周恩來十分信服,多次拜會過毛澤東主席,并同王若飛、南漢宸等結為知友。后來傅部移駐河曲,還邀請八路軍程子華、南漢宸及犧盟會的續范亭等舉行會談和聚餐,交流整軍抗戰的經驗。毛澤東主席贈送他政治書籍和論述抗戰的著作,對傅部爾后的整軍抗戰起了積極的影響。通過120師政委關向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幫助,延安陜北公學和抗大向35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學員,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實。

    1938年初,傅作義建立了北路軍政治工作委員會,自兼主任。總部設立政治指導室,指派周北峰為委員兼秘書,軍隊各級相應設立政治工作機構,其中許多負責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擔任。傅還制定了《北路軍政治工作守則》,規定廢除打罵士兵;實行經濟公開;活躍士兵文化生活;幫助勞苦百姓,提倡軍民合作;實行軍政統一等等;制定了《十項紀律》,對行軍、宿營、作戰等方面的群眾紀律作了具體規定。這些做法,密切了軍民關系,受到老百姓的稱贊,顯示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氣氛。但卻遭到閻錫山的忌恨,攻擊傅“把部隊帶赤化了”,“35軍已成為七路半了”。并密電蔣介石,提出要將傅作義撤換。

    時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傅從此擺脫了閻錫山的控制,返回綏遠。他設長官部于五原,積極整飭軍、政,除設立“動員委員會”,改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親自舉辦“抗戰建國討論會”(簡稱“抗建會”),輪訓各級軍政干部。參加人員有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和無黨派人士。先后舉辦五期,歷時3月有余,對促進軍政密切配合,壯大抗戰力量起了積極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國民黨當局的責難,派中央監察委員姚大海從重慶到百川堡,以“考察”為名,要傅排除共產黨。傅作義出于無奈,只得將各軍政機構中大部分共產黨員送回延安。

    五原大捷

    1939年12月,日軍南犯長沙,為牽制和吸引華北日軍兵力于塞北,傅作義主動請戰,于19日夜,以35軍為主力,配以騎7師,長途奔襲敵之重要戰略據點——包頭。大同各地日軍調集重兵反撲。傅部完成牽制任務后撤回河套防區。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歷時半月,殲滅包頭守敵兩個團及援敵300至400人,毀敵坦克4輛。汽車60余輛。 

    1940年春,日軍狂言“膺懲傅作義”,從平綏、同蒲沿線抽調三萬余人,汽車千余輛,由黑田重德師團長指揮,向綏西河套地區瘋狂進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義又趁敵主力東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對盤踞五原之敵發起猛攻,血戰兩晝夜,收復五原。此役擊斃水川一夫中將,大橋少佐等日軍300余,全殲以桑原為首的特務機關,俘淺治慶太郎等50余人,殲滅王英偽軍兩個師,獲戰利品甚多。血戰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犧牲,有的連剩下不到10人,營、連、排長傷亡過半。至此,連續150余天的奇襲包頭、會戰綏西、收復五原三戰役,以五原大捷告終。五原大捷創國民黨戰區收復失地之先例。各黨派團體紛紛發電祝賀,各大報刊發表文章,交相稱贊。 

    1940年4月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致電傅作義嘉勉并為請勛。1940年4月17日,國民政府繼蔣介石之后,將第二枚最高榮譽獎章“國光勛章”授予傅。但傅作義認為,“五原大捷,乃所部全體官兵艱苦抗戰,奮勇抗戰的功績,個人不應領此勛獎”,而加以拒絕。

    主政綏遠

    1940年4月,傅作義患傷寒病赴重慶醫治。7月返回陜壩,為實現“政治民主、經濟平等、言論自由”,著手對綏省政治、經濟進行若干改革。

    傅作義自1931年接任綏遠省主席后,便向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提出“移民、實邊、發展生產、鞏固國防”案,并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消解匪患,整頓稅收、金融,疏浚河渠,發展工農業生產。1935年4月被南京國民政府授予二級陸軍上將。至1937年,七七抗戰時,綏遠省社會基本安定,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財政稅收增加,庫存現金84萬元,白銀210萬兩,部隊的裝備和給養也有了改善,為綏遠抗戰準備了條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義召集軍政高級干部會,頒發職官十二戒條,規定:“絕不貪污腐化”,“絕不吸食鴉片煙、賭博”,“絕不蒙上欺下、弄權欺世”,“絕不接受人民下級饋贈”,“絕不與商人來往、不兼營商業”等等,違者給以懲罰。

    1943年提出“治軍治水并重”的口號,發放農田水利貸款,大興水利。長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揮部,統一調配軍工、民工。軍工所修干渠達1700里,支渠超過1萬里,水澆地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一時有“塞上江南”的美稱。

    1945年夏,傅作義請黃河水利委員會測量隊到河套,進行從寧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黃河流速、降波、河床變遷等一系列勘察。積累了珍貴的治理黃河的第一手資料。

    傅作義主政綏遠幾年間,凡到過河套地區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這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確是絕無僅有的業績。 

    二次內戰時期

    配合蔣介石內戰

    1945年5月,傅作義赴重慶參加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并升任第12戰區司令長官。

    1945年早在8月11日,傅作義接受蔣介石東進受降命令,即宣布就任第12戰區司令長官,成立12戰區“復員委員會”,自兼主任,下設綏蒙、天津、東北三個組。15日,分兵綏遠、察哈爾、熱河,搶占已被八路軍解放的縣城。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9月下旬,北平行轅集中第11戰區孫連仲部、第12戰區傅作義部,共11個整編師7萬人,從東西兩面沿平綏路向張家口進攻,東北保安長官部一部兵力配合進出赤峰附近,以圖將我活動于該地區的解放軍圍殲。我軍在組織張家口保衛戰中,由于判斷失誤,將主力置于平綏線東段,傅部得以乘隙襲占張北,直逼張家口。10月11日,傅作義占取張家口,并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嘉獎。

    1947年1月,12戰區改組為張垣綏靖公署,傅作義任主任,所部以35軍為基干擴編成三個軍,同時成立獨立師、騎兵部隊和地方保安旅、團、隊等,以加強軍事實力。12月2日,國民黨政府明令撤銷北平行轅,及張垣、保定兩個綏靖公署,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傅作義為總司令。

    傅就任華北“剿總”后,采用分區防御方針,集中主要兵力維護各戰略要點,以確保平津保三角地區。是年底,晉察冀野戰軍為配合東北民主聯軍的冬季攻勢,達到逐步擊破傅軍平津保三角地區的防御,以部分兵力攻淶水。傅令35軍主力南下增援,1948年1月中旬,新編第32師在淶水以東山地被我殲滅7000余人,新32師師長李銘鼎被擊斃,軍長魯英麟在高碑店自殺。35軍是傅作義多年經營的嫡系,魯英麟是他在保定軍校五期的同學,抗戰時期的參謀長。

    在1948年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中,傅作義名列第31。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軍在錦州、長春取得節節勝利,華北解放軍開赴山西、內蒙作戰,冀中解放區兵力空虛,蔣介石見有機可乘,特飛北平,令傅作義組織精銳部隊突襲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并炸毀石門。傅作義接受任務后,命令鄂友三的整編騎兵十二旅和鄭廷鋒的九十四軍組成突襲部隊,向石門地區挺進。11月初,遼沈戰役勝利結束,解放軍的戰略決戰方向迅速移向華北戰場。

    1948年11月4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最高軍事會議,許傅作義以東南行政長官職務。傅作義則提出“堅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東南是偏安”,表示要堅守平津,確保海口。回到北平,他錯誤估計東北野戰軍至少需要三個月以后才能入關作戰,便采取了暫守平津,保持海口,擴充實力,以觀時局變化的方針,將其所轄四個兵團,12個軍約55萬人,收縮在以平津為中心,東起北寧線的唐山,西至平綏線的張家口長達千里的鐵路線上,成一字長蛇陣,并把北平、張家口、津沽劃為三個防區,構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將本系軍隊置于平綏線,為退守西北邊陲留下后路;將中央軍置于北寧線,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東北野戰軍南下。但同時,傅也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黨員、曾任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前身)中央常委、組織委員會書記的彭澤湘,受民革主席李濟深 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余心清委托,專程從香港再赴北平,對傅作義展開工作,希望爭取傅起義,和平交出北平政權。

    1948年11月29日,華北野戰軍楊成武兵團迅速包圍張家口。傅作義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軍三個師增援張家口。12 月上旬,傅發覺東北野戰軍入關,急調天津附近的八個師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軍從張家口突圍回防北平。35軍突圍后,即被華北野戰軍包圍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撒道路被完全切斷。 

    彭澤湘抓緊將中共中央贊成和談的信息迅速轉告傅作義,并進一步通過傅的長女、地下共產黨員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隨時注意和關心他的思想變化;同時發動進步人士開展了和平解放北平運動。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載之攜電臺赴解放區與中共有關方面談判。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爭取和各方面的推動下,傅作義終于下定決心,準備邁出和平起義的關鍵一步。自北平被圍后,蔣介石派軍令部長徐永昌赴北平要傅率部分兩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島,一路由陸路經河北到青島。傅作義以實際形勢已不能作到為由拒絕。之后,蔣估計傅可能已與中共方面和談,又接連派鄭介民(國防部次長、軍統頭目)和蔣緯國到平活動,蔣介石交蔣緯國帶給傅的親筆信中,還以“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為詞,表示對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圍。傅均以“堅守北平”加以回絕。與此同時,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也竄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軍可在沿海進行援助。

    12月28日,傅作義派專機到包頭將鄧寶珊接到北平。鄧是傅十分信賴的朋友,又與中國共產黨長期保持著友誼。鄧寶珊到北平后,二人頻繁地進行交談。此時傅派出少將處長周北峰、民盟成員張東蓀與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再次談判,并草簽了“會談紀要”。傅對是否接受正有所猶豫時,經與鄧寶珊推心置腹的交談,消除了思想上的疑慮,毅然決定派鄧寶珊作為他的全權代表,再次出城談判。 

    1949年1月14日,鄧寶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縣馬各莊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招待所與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正式會談,原擬談判內容包括平、津、塘、綏四地實行和平解放。是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已下對天津總攻令,當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綏遠問題留待以后解決。為此,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問題達成了協議。21日,傅作義召集華北“剿總”高級將領會議,宣布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并頒布《關于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 

    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奉蔣介石之命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后到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中正意旨,傅作義答復很不明確,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經和中共達成和平協議。此后,在軍事上,傅作義提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取消,兵團、軍、師一律不動的整編方案,最終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對傅作義部實行了打散合編的整編方案。在政治上,傅作義抓住《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中“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以及企業、銀行、學校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的條款,力求將這一所謂“聯合辦事機構”變成自己與中共分享權力的政權。在該協議簽訂前,毛澤東已于1月15日致電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 

    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部按照和平協議開始撤離北平。傅作義正式宣布《關于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公告。同日,北平城內的20余萬國民黨軍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聽候改編。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徑直對傅作義方面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在葉劍英建議下,該機構名稱確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加上“接交”二字,最終從形式及性質上否定了傅作義的任何分權企圖。傅作義在軍事及政治上的謀劃均迅速遭到挫折。 

    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正式的入城儀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促成綏遠起義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傅作義、鄧寶珊此行與中共方面商談了綏遠問題。當時綏遠尚在傅作義部下董其武手中,名義上仍受國民政府節制。 

    此后,廣州的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拉攏綏遠方面。綏遠一直處于政治上在國共之間不明朗的狀態。7月14日,傅作義在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介石、閻錫山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濫炸人民、封鎖海口,沒有希望。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人從北平返回綏遠,以完成綏遠起義。但傅作義也邀請徐永昌來綏遠會面。9月17日,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人到機場迎接。

    1949年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舉行,宣布綏遠和平解放。與此同時,傅作義會見徐永昌,徐永昌企圖策反傅作義。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時許,傅作義召集干部開會,宣布發出通電,“祝賀起義勝利”。 

    建國以后

    綏遠起義后,傅作義回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49年10月1日,他以新中國領導人的身份,參加開國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并根據他本人的愿望,任命為水利部(后為水利電力部)部長。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軍委又分別任命他為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綏遠省軍區司令員。

    1950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傅作義上書毛主席,積極主張抗美援朝,并建議調原綏遠起義部隊赴朝參戰。

    1951年8月綏遠省軍區改稱綏遠軍區,仍兼任司令員。

    1952年8月8日綏遠軍區并入蒙綏軍區,辭去軍區司令員兼職。

    1954年6月18日綏遠軍政委員會撤消,被免去兼職。9月29日派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兼國務院水利部部長。10月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常務委員。同年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傅作義從1954年起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后連任。

    1957年5月24日兼任國務院水土保持委員會(主任陳正人)副主任委員。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并入水利電力部,仍任部長。

    1959年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1年8月28日水土保持委員會撤消,被免去兼職。

    1965年1月當選全國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1972年10月17日因病辭去部長職務。

    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國總統尼克松舉行的告別宴會后,當晚致函尼克松,稱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放棄支持臺灣的錯誤態度。

    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主要榮譽

    1935年4月3日敘任陸軍二級上將。6月27日獲頒二等寶鼎勛章。

    1936年1月1日獲頒二等云麾勛章。7月9日獲頒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勛章。11月12日晉頒一等云麾勛章。

    1937年3月13日晉頒一等寶鼎勛章。

    1938年5月10日獲頒三等采玉勛章。

    1940年4月17日獲頒青天白日勛章。

    1944年1月1日獲頒二等景星勛章。

    1945年10月10日獲頒勝利勛章。12月20日獲頒忠勤勛章。

    1946年1月1日晉頒一等景星勛章。12月26日獲頒國光勛章。

    1948年1月1日獲頒河圖勛章。

    1949年1月1日獲頒一等卿云勛章。

    1955年9月27日,為褒獎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毛澤東主席親自授予他一級解放勛章。

    家庭成員

    傅作義父親:傅慶泰,往返運煤于西安、潼關之間,得利甚厚,家境殷實。設立若干商號,榮河縣有名的富戶。

    弟弟:傅作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留美水利工程專家。1950年代受傅作義勸說,回中國從事水利建設,后到甘肅省任職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沖擊,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1960年在三年大饑荒災害中死于饑荒,尸首沒有找到。

    妻子:劉蕓生,與傅作義育有兩女一子。

    大女兒:傅冬(原名傅冬菊)。

    兒子:傅恒。

    小女兒:傅克誠,1935年4月生,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市政協常委、上海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工學博士、建筑學及建筑設計專家、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

    傅將軍在老家還有很多親人,不過都是表親的,基本上都從事教育事業。 

    人物軼事

    布衣將軍

    傅作義早年因遠離家鄉,耗費較大,又不注意節省,向人借了20兩銀子。寒假回到家中,父親沒有責備,只帶他到黃河邊,讓他脫掉鞋襪,一同跳入水中,然后對他說:“我的錢是這樣掙來的。”傅深感內疚,自此一生崇尚簡樸,人稱“布衣將軍”。

    人物紀念

    作義中學

    1998-1999年,傅將軍其女傅冬菊向山西省臨猗縣老家撥款建校。學校于2000年建成,四層的教學樓,名“作義中學”。沒過多長時間就開始掉皮。而后可能是經過這次的教訓,以至于后來傅將軍的許多部下從臺灣和香港專程到將軍老家【安昌村】參加開校典禮,到底要看看這些當官的把自己捐獻的錢都用到哪了。

    傅作義故居

    位于臨猗縣孫吉鎮安昌村西部,由傅家院、舊居屋和部分附屬景點組成。傅家院建于清道光年間,坐北朝南,東西寬6.1米,南北長24.1米,距今已有170余年。傅作義同祖父母、父母在這里生活了十多個年頭。為進一步傳承將軍的光榮傳統,銘記將軍的豐功偉績,2012年5月,縣委、縣政府決定對故居進行搶救性保護修復,修復工程本著“修舊如舊,保持原貌”的原則進行,當年故居小院修復工程竣工,并對“仁義巷””、“銅鑄像”、“報國樹”、“杏林園”、“荷花池”等景點進行了開發。2013年5月,按照“一樣材料、一個模式”的原則,在故居東邊修建了傅作義生平展室,客觀地反映了將軍一生的豐功偉績。被評為省級黨史教育基地。 

    2015年6月27日,在黃河岸邊臨猗縣西的孫吉鎮安昌村,迎來了一群傅氏后人,他們從西安、太原等地趕來,拜祭抗日名將傅作義將軍,紀念將軍誕辰120周年。同時,陜西作家崔正來長篇紀實小說《傅作義》,在安昌首發。 

    人物評價

    傅作義生在黃河之濱,青少年時期家鄉的黃泛災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許多苦難的記憶,主政綏遠時,對水患感受頗深。當上水利部長后,認為這是實現他多年追求的“為民造福”夙愿的絕好機會。他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每年都用大量的時間深入各大中型水利、電力工地,調查研究,檢查指導。為了滿足國家對水利建設人才的需求,建立起了新中國建國后第一所獨立設置的水利學校——水利部北京水利學校(現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前身)。

    1957年夏天,他參加三門峽水電樞紐工程開工典禮后,冒著酷暑,沿黃河視察。有時晚上就露宿在黃河河灘上。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經周恩來總理派專家搶救,病情才有好轉。他在20多年部長任內,為新中國水電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毛澤東:“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

    毛澤東高度評價: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人民永遠不會忘掉你。 

    被毛澤東主席贊為“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的傅作義,不僅是一位中外聞名的抗日愛國名將和對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做出重要貢獻的著名愛國人士,而且又是一個酷愛水利事業的人。

    查看更多>>

    戴安瀾

    生平經歷

    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安徽省無為縣仁泉鄉(今洪巷鄉)練溪社區風和自然村。

    1923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創辦的安徽公學高中部。

    1924年投奔國民革命軍,看到祖國處在危難之中,心中十分難過,為了表達自己鎮狂飚于原野,挽巨瀾于既倒,誓死振興中華的凌云壯志,正式改名為“安瀾” 。

    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習 。

    1926年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歷任國民黨軍隊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同年參加北伐。

    1933年3月,率部參加長城古北口抗戰,榮獲五等云麾勛章。

    1937年8月升任第25師73旅旅長。

    1938年3月,在臺兒莊戰役中,戴旅火攻陶墩,智取朱莊,激戰郭里集,迫使臺兒莊之敵后撤,得華胄勛章(一說寶鼎勛章)1枚。

    1938年5月,在徐州會戰中,曾率部在中艾山與日軍激戰4晝夜,因戰功卓著,升任第89師副師長兼第31集團軍總部干訓班教育長。

    1938年8月,率部投入武漢會戰,被第31集團軍記大功1次。

    中國遠征軍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200師少將師長 ,接替杜聿明,年僅35歲 。該師是新建的第五軍的主力師,對外號稱是中國軍隊的第一個,唯一一個機械化師 。

    5月,率部參加抗擊日軍進犯的隨(縣)棗(陽)之戰。

    6月17日,晉升陸軍少將。

    9月,參加長沙保衛戰。

    11月,參加桂南昆侖關戰役。

    1939年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瀾指揮的第200師第600團,在二塘獨戰日軍第21、42兩個聯隊 。日軍在飛機掩護下猛烈進攻,600團團長邵一之、團附吳其升陣亡。鑒于戰況不利,戴安瀾決定黃昏后撤退至高峰隘 。此次雖然未能阻止日軍前進,但這是日軍自欽、防登陸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戰斗進行了兩天兩夜 。

    1939年12月1日中國軍隊失守高峰隘,4日日軍占領昆侖關,雙方以昆侖關一線山地為界,暫時對峙 。

    12月7日,蔣介石決定反攻,目標是“攻略昆侖關而后收復南寧” 。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營名義發出第一號反攻令:以北路軍第5軍主攻昆侖關 。

    12月16日,第5軍軍長杜聿明召開團長以上軍事會議,布置對昆侖關之攻堅戰,制定了“關門打虎”的包圍全殲戰術,命令以戴安瀾第200師、鄭洞國榮譽第1師正面主攻昆侖關 。

    12月18日凌晨,反攻戰斗打響 ,戴安瀾指揮第200師與榮譽第一師開始攻堅,至夜晚,榮一師攻占了昆侖關附近的幾個高地 ,第200師攻占了653、600兩個高地,并一舉攻占昆侖關主陣地 。

    12月19日中午,日軍再次出動飛機狂轟濫炸,第21旅團的第21聯隊,由聯隊長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領,奪回昆侖關 。昆侖關得而復失,蔣介石對昆侖關戰役進展緩慢不滿,12月21日給桂林行營及各參戰部隊下達命令:“前方各部隊與炮兵等,如有不積極努力進攻,或不能如限期達成任務者,應即以畏敵論罪,就地處置可也。 ”

    12月23和24日,僅第5軍正面進攻的兩個師,傷亡就達2千余人,日本軍傷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侖關日軍工事非常堅固,上兩層下一層碉堡,構成交叉火力,中國軍隊攻擊受阻 。戰斗空前慘烈。戴安瀾將軍親率兩個團兵力,以大刀、鏟刀和血肉之軀,一路斬草開路,割破日軍設下滿山遍野的鐵絲網,向昆侖關最后一道大門——界首陣地發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侖關北,是日軍最堅固的據點 。戴安瀾指揮鄭庭笈團,于12月28日晚開始攻擊界首高地,盡管敵機在頭上掃射、轟炸,該團士氣旺盛,不顧犧牲頑強進攻 。中國士兵組成敢死隊,以手榴彈塞進日軍據點的槍眼,不怕犧牲,終于在12月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 ,鄭庭笈團9個步兵連,其中7個連長傷亡,指揮官身邊的司號長也中彈犧牲 。

    12月31日,中國反攻軍隊肅清了昆侖關全部殘敵 。打掃戰場時,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個日記本,該旅團長在戰死前寫到:“帝國皇軍第5師第21旅團之所以在日俄戰爭中有‘鋼軍’稱號,那是因為我的頑強戰勝了俄國人的頑強。但是,在昆侖關我應該承認,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國軍隊更頑強的軍隊” 。戴安瀾指揮的第200師因在昆侖關戰役中戰功卓著,全師受國民政府集體嘉獎一次,參戰人員提薪餉兩級 。師長戴安瀾因指揮有方和重傷不下火線,榮獲四級青天白日寶鼎勛章一枚,被蔣介石稱贊為“當代之標準青年將領” 。

    1940年1月,在堅守的戰斗中,戴部確保441高地,斃敵百余人,毀敵坦克2輛、炮4門,繳獲槍械百余支,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取得重大勝利。

    11日,戴安瀾身負重傷。國民黨政府頒授四等寶鼎勛章(一說青天白日勛章)1枚嘉獎之。

    1941年12月16日,第200師開赴緬甸協同英軍作戰。他率領200師不惜冒孤軍深入的危險,開進同古,逐次接替了英軍的防務。為了掩護英軍安全撤退,充分作好迎戰準備,戴安瀾率部日夜搶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線,阻擊遲滯敵軍前進。

    1942年初,應美國和英國的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組建中國遠征軍 。

    1942年2月,參加東瓜保衛戰。蔣介石單獨招見了戴安瀾,詢問第200師能否在東瓜堅守一兩周,打個勝仗?戴安瀾甘立軍令:“此次遠征,系唐明以來揚威國外之盛舉,戴某雖戰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敵兇焰,固守東瓜。 ”戴安瀾在戰前宣布:“本師長立遺囑在先:如果師長戰死,以副師長代之,副師長戰死,參謀長代之,團長戰死,營長代之……以此類推,各級皆然。 ”在沒有空軍協同作戰的情況下,同4倍于己、配備有步兵特種兵和空軍的日軍苦戰12天,完全是以步兵對抗日軍的立體進攻,掩護了英軍的安全撤

    退,并殲敵5000余人。

    1942年2月19日拂曉,當最后一批英緬敗兵涌過東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橋,中國遠征軍第200師先遣營剛好趕到大橋北岸,與日軍前鋒部隊相遇,軍配屬給200師的騎兵團裝甲車也向日軍發起沖擊 。3小時之后,先遣營向師長戴安瀾發來首戰告捷的捷報:擊退日軍一個大隊,殲滅一小隊 。

    1942年3月19日,同古保衛戰開始。200師全體官兵堅守陣地,勇猛還擊。雖是孤軍作戰,后援困難,但師長戴安瀾決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寫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計未定,后方聯絡過遠,敵人行動又快,現孤軍奮斗,決心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他帶頭立下遺囑:只要還有一兵一卒,亦需堅守到底。如本師長戰死,以副師長代之,副師長戰死以參謀長代之。參謀長戰死,以某某團長代之。全師各級指揮官紛紛效仿,誓與同古共存亡。敵人的猛烈進攻,造成傷亡猛增,掩體被毀。戴安瀾指揮將士利用殘垣斷壁、炸彈坑繼續抵抗。他還采取百米決斗術,等攻擊的敵人到達50米處時,才從戰壕里一躍而出,或用手榴彈集中投擲,或用刺刀進行肉搏。同古保衛戰歷時12天,200師以高昂的斗志與敵鏖戰,以犧牲800人的代價,打退了日軍20多次沖鋒,殲滅敵軍4000多人,俘敵400多人,予敵重創,打出了國威。 

    1942年3月29日,戴安瀾率200師趁勢突圍,戰到次日凌晨,中國守軍大部分渡過錫塘河,跳出日軍包圍圈 。至此,東瓜保衛戰終于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宣告結束。此役戴安瀾率200師孤軍奮戰,斃傷日軍5000余人,掩護了英軍的撤退,取得了出國參戰的首次勝利 。東瓜保衛戰,日軍只獲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瀾命令步兵指揮官鄭庭笈對日軍實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數部隊牽制日軍。最后牽制日軍的小部隊也安全渡河,全師而歸 。東瓜保衛戰為戴安瀾在盟軍中贏得聲譽 。美國軍方認為,東瓜保衛戰是“所有緬甸保衛戰所堅持的最長的防衛行動,并為該師和他的指揮官贏得了巨大的榮譽” 。英國的《泰唔士報》稱之:“東瓜之命運如何,姑且不論。但被圍守軍,以寡敵眾與其英勇作戰之經過,實使中國軍隊光榮簿中增一新頁。 ”國內的輿論也對戴安瀾贊譽有加 。蔣介石把此次戰役稱做是“中國軍隊的黃埔精神戰勝了日軍的武士道精神”,重慶的報紙稱東瓜保衛戰“無論在中國抗戰史或世界大戰史均有其不朽的價值” 。

    進入1942年4月,緬甸戰場的局勢瞬息萬變。由于英緬軍連連丟城失地,中國遠征軍與英緬軍間結成的中英盟軍,正一步步走向失敗。

    1942年4月5日上午,緬甸眉苗。時任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的蔣委員長,乘飛機抵達設在這里的遠征軍前線指揮部,部署作戰。其間,戴安瀾一直不離委員長左右,受到蔣介石的好感

    。60多年過后,時任緬甸華僑志愿隊隊長的王楚英老人回憶,在眉苗,蔣除與含戴安瀾在內的遠征軍第五軍、第六軍重要將領商定作戰方案外,“(蔣)還特意召見戴安瀾,一同進餐,留宿行轅,勉慰有加,甚為倚重”。

    1942年4月24日拂曉,棠吉之戰爆發。負責收復棠吉的第200師將士率先向日軍發起進攻。鑒于敵守軍強大,戴安瀾便命部隊先行強攻棠吉西側的敵警戒陣地,并一舉奪下。然而,此時局部戰斗的勝利,已無法遏止整個緬甸戰場上中英盟軍疾速潰敗的車輪。日軍第56軍團除策應正面之敵外,繼續秘密穿越緬泰邊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后方臘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國守軍面前 。戴安瀾在收復棠吉的戰斗中親臨前線指揮,攻克棠吉,不僅使中國遠征軍以極大的鼓舞,而且也使東線戰局的轉危為安有了希望 。戴安瀾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中國、美國和英國的各家報紙上 。毛澤東在挽戴安瀾的詩中,也盛贊了這一戰斗:“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 ”

    1942年5月初,中英盟軍全面潰敗。

    5月10日,遠征軍大部隊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軍第56師團阻擊。在進行地面攻擊的同時,大批日機還屢屢向路面俯沖而來,對著人群密集掃射。于是,大軍不戰自亂,爭相逃入山林。負責在溫佐一帶掩護撤退的戴安瀾第200師,一時與軍部失去了聯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瀾決定帶部隊進入緬甸中北部山區打游擊,并尋隙退回國內。18日,第200師兵分兩路,橫穿細抹公路。前衛部隊突然遭到大股日軍伏擊,意欲逃跑的緬甸向導被士兵抓了回來。向導堅決拒絕為中國軍隊帶路,戴安瀾氣極,不停用馬鞭猛擊自己的馬靴,隨后命令部隊立即分散突圍。副師長鄭庭笈勸阻:“白天突圍目標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愴不已,“關公走麥城,也不過如此。緬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魚死,就是網破!”

    迎著日軍用機關槍、步槍和炮火交叉組織的密集火網,數千名中國士兵端著刺刀沖了上去。敵人以逸待勞,據險伏擊,200師傷亡慘重。激戰中,一梭機槍子彈射中了戴安瀾胸腹部,身后將士趕緊將其救起。師長受重傷,剩余官兵便輪流用擔架抬著他,一邊與日軍周旋,一邊艱難奔波在緬北的高山峽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1942年5月26日,第200師殘部行至緬甸北部的茅邦的克欽山寨 。此地離國境不過三四十里地,可戴安瀾已經心力交瘁,幾次昏厥 。他已經感到生時有限,于是吩咐衛士整理衣冠。1942年5月26日下午5時,戴安瀾傷重去世,享年38歲 。當時緬境無木棺,將軍馬革裹尸回國 。

    戴安瀾在寫給妻子王荷馨的遺書,說:“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

    官兵按照戴安瀾的遺愿,將他的遺體輪流抬回國內 。戴安瀾將軍的遺體已經開始高度腐爛,一路上,官兵們把軍裝脫下來裹在他的遺體上,那些軍裝什么軍銜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由于天氣炎熱,尸體開始腐壞,抬著繼續行軍不行,將戴師長的遺體留在緬甸更不行 。無奈之下,官兵決定將師長的遺體火化 。士兵在瑞麗江的江心灘上堆放好木材,將棺木放在上面。為防止日軍突襲,重機槍連在兩側山頭警戒。“點火后,兩岸的士兵舉手敬禮,士兵大都哭了 。尸體燒到一半的時候,在濃烈的火光中,有一股蟒狀的火焰夾雜著許多火星向天空飛去 ,戰士們看了高聲呼喊‘師長成龍上天了 !’心情才得到了些許寬慰 。部隊后撤到滇緬邊境時,一位老華僑為戴將軍痛殲日軍、為國捐軀的英雄事跡所感動,主動將為自己準備的一口楠木棺材獻出,并護送裝有遺骨的棺木一直走到村鎮的盡頭 。從云南到貴州,再到廣西,戴安瀾的靈柩每到一地,民眾都要自發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這位抗日英雄 。

    1942年7月31日,在廣西全州,上萬人為壯烈殉國的抗日英雄戴安瀾舉行隆重的安葬悼念儀式。中國共產黨高度頌揚戴安瀾將軍的英雄氣概和壯烈事跡。 

    1942年10月16日,國民黨政府追贈戴安瀾為陸軍中將,并批準戴安瀾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29日,美國國會授權羅斯福總統追授戴安瀾1枚懋績勛章(Legion of Merit,即功績勛章又稱軍功勛章,戴將軍獲得之為軍官級)。美國政府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的巨大貢獻,1942年10月29日向其頒授懋績勛章一枚,戴安瀾將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斗爭中第一位獲得美國勛章的中國軍人。

    1943年4月1日,蔣介石委托李濟深主持,為戴安瀾在廣西全州湘山寺前舉行有1萬多人參加的國葬。國共兩黨領袖均親撰挽詞。蔣介石的挽詞是:“虎頭食肉負雄姿,看萬里長征,與敵周旋欣不忝;馬革裹尸酹壯志,惜大勛未集,虛予期望痛何如 ?”毛澤東也派人送來一首挽詩:“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斗志也無違 。”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穎超等也敬送挽聯 。

    1943年的秋天,戴安瀾的靈柩由廣西全州遷葬于安徽蕪湖小赭山 故里。

    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追認為革命烈士。10月3日,毛澤東主席向戴安瀾的遺屬頒發了《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中,戴安瀾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主要作品

    絕句詩

    萬里旌旗耀眼開,王師出境島夷摧。揚鞭遙指花如許,諸葛前身今又來。策馬奔車走八荒,遠征功業邁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長弓射夕陽。 

    人物評價

    蔣中正為紀念戴安瀾將軍賦詩:“虎頭食肉負雄姿,看萬里長征,與敵周旋欣不忝;馬革裹尸酹壯志,惜大勛未集,虛予期望痛何如?” 

    1943年3月,毛澤東為紀念戴安瀾將軍賦詩《海鷗將軍千古》:“外侮需人御,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殞命,壯志也無違。” 

    朱、彭聯名詩作:上聯:將略冠軍門,日寇幾回遭重創;下聯: 英魂羈緬境,國人無處不哀思。 

    孫立人稱贊:“偉哉將軍,戰績輝煌。” 

    周恩來題寫了挽詞:“黃埔之英,民族之雄。” 

    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的命令中說:“中華民國陸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于1942年同盟國緬甸戰場協同援英抗日時期,作戰英勇,指揮卓越,圓滿完成所負任務,實為我同盟國軍人之優良楷模”。 

    史迪威評價戴安瀾:立功異域揚大漢聲威的第一人。 

    女兒眼中的戴安瀾將軍:“精忠報國,浩氣長存” 

    中共安徽省蕪湖市委統戰部部長萬相改說:“戴安瀾將軍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在國民黨的成員中,包括現在臺灣島內一些老的國民黨的將領有很深刻的印象,對他的紀念也意味著我們期盼祖國的統一。” 

    后人紀念

    為紀念戴安瀾將軍,安徽省蕪湖市人民政府于1979年重新整修了墓地,并樹立了石碑。

    戴安瀾烈士墓安放在安徽省蕪湖市小赭山南坡半山腰,占地100多平方米,墓地正面對著大赭山,墓地背后依山而建,呈半圓形,四周蒼松翠柏環繞,墓前有寬敞的神臺,墓穴為圓形混凝土結構,直徑約5米,高2米,墓前豎立著一塊一人多高的墓碑,碑上鐫刻著“戴安瀾烈士墓”六個大字,為前民革中央主席王昆侖題寫,字體蒼勁有力。

    蕪湖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將墓地重新整修,并樹立了多塊石碑。

    左碑銘刻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穎超等先輩當年題贈的挽詩挽詞挽聯;右碑是將軍生平簡歷;中碑是王昆侖所題“戴安瀾烈士墓”。墓群和地面采用花崗巖蘑菇石粘貼,新增加了漢白玉護欄和上下兩座瞻仰臺,面積由原來的216平方米擴大為336平方米,可容納同時150多人。

    戴安瀾烈士墓在“文革”期間(1966-1976)曾遭毀壞,1978年以后多次修葺。1996年8月,中共蕪湖市委、蕪湖市人民政府將戴安瀾烈士墓列為“蕪湖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1年10月,市政府又公布戴安瀾烈士墓為全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市政府撥款對墓地進行修建,并于2004年5月在墓前立碑公示。為牢記歷史,不忘國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2007年8月戴安瀾烈士銅像又在園內塑立。 

    查看更多>>

    張靈甫

    人物生平

    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長安東大鄉東大村。

    1921年考入長安中學。

    1923年考入北大歷史系,期間同第一任妻子邢鳳英結婚。

    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步科。

    1926年10月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后簡稱第1軍)第21師步兵排長見習官,后升任排長。

    1926年秋冬任第1軍第21師連長。

    1928年12月29日任第1軍第1師第2旅6團1營2連連長。

    1929年5月任第1軍第1師獨立旅第2團3營9連連長;

    1930年5月任第1軍第1師獨立旅第2團3營少校營長;

    1932年冬任第1軍第1師獨立旅第1團中校團副;

    1933年任第1軍第1師獨立旅第1團上校團長;期間同第二任妻子吳海蘭結婚;

    1935年槍殺吳海蘭,被判死刑入獄;

    1937年獲釋出獄,回西安閑居,期間同第三任妻子高艷玉結婚;后任第51師師部高參;

    1937年10月任國民革命軍第74軍(后簡稱第74軍)第51師第153旅第305團上校團長;

    1938年3月任第74軍第51師第153旅副旅長

    1938年9月任第74軍第51師第153旅少將旅長;

    1940年冬任第74軍第58師副師長;

    1941年10月24日任第74軍第58師代師長;

    1941年冬任第74軍第58師少將師長;

    1944年5月任第74軍副軍長;

    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將軍銜,同月入陸軍大學甲級將官班第二期,期間與第四任妻子王玉齡結婚;

    1946年4月20日任第74軍中將軍長兼首都警備司令;

    1946年6月任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

    1947年5月16日于孟良崮戰役中戰死,時年44歲。

    人物經歷

    年少成名

    1903年8月,張靈甫生于西安郊區的一個農民家庭。張家家境尚好,很早就送他到省城西安讀書。青年張靈甫酷愛書法,每逢節假日都帶上紙筆到西安城內的碑林臨摹碑帖,他的書法很快遠近聞名。此事被陜西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聽說,張靈甫當著于右任的面揮毫潑墨,連寫五幅字。于右任驚訝之余大喜過望,連連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中學畢業后,張靈甫順利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張靈甫也積極參與,但他深感學生的軟弱無力,憤而投筆從戎到河南開封參加了胡景翼的國民二軍軍官訓練團。

    黃埔新星

    1926年張靈甫聽從于右任的建議考入黃埔軍校,成為黃埔四期學員,與后來的同僚胡璉、李彌,以及對手林彪、劉志丹是同學。“文北大,武黃埔”,張靈甫可謂文武雙全。后來,帶兵打仗之余張靈甫還根據自己的作戰經驗,寫了《遭遇戰研究》、《山地戰研究》、《日軍作戰心理分析》、《在劣勢裝備下如何實施河川戰》、《我帶兵的經驗》等眾多文章,堪稱軍事理論家。

    黃埔四期畢業后,張靈甫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21師任步兵排見習官,不久見習合格升任排長,開始參加北伐戰爭。北伐結束后,張靈甫調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在這個有“天下第一師”之稱的嫡系部隊中,張靈甫升遷至團長。 

    古城殺妻

    張靈甫從黃埔軍校畢業后,一直在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任職。不僅如此,張靈甫所在的第一師是第一軍里的王牌,可謂嫡系中的嫡系。第一師師長胡宗南對張靈甫十分器重,視為心腹。1933年,年僅30歲的張靈甫就當上了第一師獨立旅第1團上校團長。此時,張靈甫所在部隊在四川與紅四方面軍交戰,經部隊朋友介紹,張靈甫與吳海蘭相識。1933年冬,兩人在四川廣元拜堂成親。—年后,女兒張清芳出世,一家人其樂融融。不料1935年竟發生了“團長古城殺妻”的慘劇。張靈甫究竟為何殺死自己的妻子?據張靈甫的后任妻子王玉齡回憶,張靈甫曾說:“她拿了我的東西,我問她又死不開口。”但張靈甫并沒有解釋吳海蘭到底拿了他的什么東西,以致他痛下殺手。直到張靈甫死后多年,當年與他私交甚篤,曾經長期在他手下任職的劉光宇透露了玄機:“吳海蘭偷了張靈甫的文件。”當時胡宗南的部隊一直在川陜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激戰,當地也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活動,張靈甫擔心妻子可能沾了共產黨的邊,但在事情沒搞清楚之前又不便聲張,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盤查,不料吳海蘭對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氣急敗壞。他的性格又容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吳海蘭有通共嫌疑,對愛妻的“背叛”行為極為震怒,拔槍的瞬間,眼睛里已經沒有愛妻,只有“共黨”了。

    自首釋放

    吳海蘭被槍殺的事情傳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廣元,吳家的人悲痛欲絕。吳海蘭的哥哥吳正有寫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婦女協會。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義憤填膺,加上報上原本已經揭露過這起案子,一時間輿論大嘩,聲稱要為吳海蘭討個公道,嚴懲殺人兇手,中央軍團長殺妻案一時在古城鬧得沸沸揚揚。女界雖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媽媽們也奈何不了軍隊,張靈甫依舊在胡宗南那里當他的團長,繼續帶兵操練。

    吳正有正沒奈何處,就在這個時候,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來到了西安,婦女協會的人趁機把吳正有的控告信轉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預一下。于鳳至接了狀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訴了宋美齡。那時宋美齡正在和蔣介石一起積極鼓吹新生活運動,旨在改造社會道德與國民精神,一看狀子,團長殺妻,不但有違社會道德,還明明觸犯了國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蔣介石告了御狀。

    蔣介石一聽有人告狀,說自己的黃埔門生無理殺妻,非常生氣,立刻吩咐下面將人送南京軍事法庭查辦。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他叫來了張靈甫,告訴他這下子婁子捅大了,現案子已經鬧到了南京,校長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辦。張靈甫自知罪責難逃,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讓師長為難,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張靈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訴了家人,將歷年來的私蓄全都留給了家里,在家盤桓數日之后,便只帶著幾套換洗衣服上路了,連盤纏也沒多拿,說是一路上自己可以賣字為生。從陜西到南京路途遙遠,中間還要倒幾次車。張靈甫獨自一人離家,也沒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見所帶盤纏用得差不多了,就開始賣起字來。他的字寫得越大越見功力,字體工整蒼勁,寫的對聯條幅還真有人來買,就這樣信筆游蛇,竟讓他一路賺到了盤纏到達南京。他也果然沒有食言,徑自去軍法處自投羅網,被拘押于老虎橋模范監獄。

    案子審完了,起先初審內定是要判處張靈甫死刑的,連名字也被打上了紅勾,擇期待決。偏偏禍不單行,在被判處死刑之際,他又在獄中染上了瘧疾,幾乎奄奄一息。張靈甫賠了夫人又折了前程,在多重打擊之下,他心灰意冷起來,反正槍斃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絕望地破罐子破摔,連申訴也放棄了,但求一死了之。模范監獄的典獄長和他的關系不錯,他對張的處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為張靈甫打氣,還悉心安排獄醫為張靈甫治病。也許是命不該絕,張靈甫憑著年輕力壯的原始本錢,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戰勝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聽從典獄長的勸說,向軍事法庭遞交了申訴書。 

    張靈甫走后不久,邢鳳英發現自己懷孕了,十月懷胎生下了一個男嬰,這是張靈甫的第一個兒子。隨著兒子的出世,張靈甫似乎時來運轉,沒過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釋放了。張靈甫很可能在獄中寫的申訴書中,辯稱懷疑妻子竊取他的軍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殺之。如此,他被上峰認為是沖動之下“大義滅親”之舉,屬情有可原,因而對他網開一面也就順理成章了。 

    血戰日寇

    抗戰期間,張靈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對日寇南征北戰,經歷硬仗、惡仗無數,書下了自己人生中最為風光的一頁。

    淞滬會戰

    1937年8月51師、58師編成第74軍。隨后五十一師開赴上海,參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滬會戰。51師在淞滬戰場的羅店一戰成名,極大地鼓舞了戰地的士氣。本師在上海首戰告捷,遠在武漢的張靈甫也為之歡欣振奮,翻閱著手中報捷的報紙,他的內心也有一絲遺憾。現正是軍人在衛國戰場上一顯身手的時候,51師的抗戰第一仗卻根本輪不到他出陣,誰讓他只是個徒有虛名的高參,手上沒有一兵一卒呢。一直等到十月份,新兵團總算完成整訓輸送到了前線,這個團的番號是:第74軍第51師第153旅第305團。張靈甫這個上校團長,才正式開始了抗戰生涯。

    1937年12月5日,張靈甫率305團投入南京保衛戰在淳化鎮附近構建新陣地,阻擊日軍掩護王耀武51師退入南京,雙方展開肉搏戰,張靈甫的左臂中彈負傷不下火線,團長負傷不退裹傷猶戰,榜樣在前,官兵們無不感奮力

    拼,在張靈甫的帶頭沖殺下,305團終于在夜戰中拼死奪回了河定橋陣地,以團長負傷、連長傷亡五人、排長以下傷亡六百余人的代價,把日軍堵在南京東南郊的大門之外!此后張靈甫轉戰上坊鎮和華嚴寺,奔波激戰近五天。在戰役中張靈甫率部死守華嚴村以一團之力與日18師團血戰一晝夜,最終也因傷勢嚴重,渡江后不久暫別部隊回到西安養傷。因作戰有功,張靈甫被提升為153旅副旅長兼305團團長。

    徐州會戰

    1938年4月,51師在黃陂接受軍委會校閱,獲得軍委會校閱官的優良考評,張靈甫305團的成績在閱后評定中,名列全師第一。

    在1938年徐州會戰中,74軍51 師在三義集圍攻土肥原師團,張靈甫率305團與紀鴻儒的302團合兩團兵力進攻日軍陣地,戰斗中紀鴻儒團長在率部突入日軍外圍戰壕時身負重傷,后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張靈甫得知即趕往訣別,也不顧是否在部下面前有失副旅長尊嚴,抱著紀鴻儒當眾撫尸痛哭,盡顯袍澤深情,并發誓要痛殺倭寇為戰友復仇。經奮戰多日重挫土肥原部,斃敵四千余。張靈甫亦前額中彈昏迷達六小時之久,直至多年后戰死之時仍有彈片未取出,因作戰有功擢升為51師153旅少將旅長。

    武漢會戰

    在1938年9月武漢會戰中,敵第106師團進攻萬家嶺,企圖包圍中國第一兵團德安陣地左翼。薛岳命令第66軍2個師、第74軍2個師、第4軍2個師,對進攻之敵實施合圍。戰斗異常慘烈,日軍第136旅傷亡慘重,武器裝備損失嚴重。我第66軍攻克石頭嶺,第74軍猛攻長嶺、張古山,爭奪激烈。經過數日的拉鋸戰,中國軍隊逐漸縮小了對敵包圍圈,使敵僅占據萬家嶺(海拔50米)、張古山等之間的10多平方公里的窄小地區。

    1938年10月8日,岡村寧次發現第106師團陷于絕境,慌忙派飛機空運彈藥糧草,并派第27師團救援,但遭到中國軍隊的阻擊,進展緩慢。

    蔣介石得到戰報后,命令薛岳盡快消滅敵人,打一個大勝仗。9日,薛岳下令從各師中選派精兵強將,組成敢死隊,于當日晚7時從敵后偷襲敵軍,搶占制高點,兩面進攻。這支敢死隊的隊長就是張靈甫。張古山的地勢,明擺著對在山上憑險據守的日軍極為有利,在這樣的山勢前,靠仰攻拿下山頭是要付出極大傷亡代價的苦差使。由誰來擔綱主攻?王耀武在師部召集旅團長們討論作戰方案的時候,已是51師153旅少將旅長張靈甫主動請纓:“師長,張古山就交給我吧!”,討論作戰方案的時候,眾人認為張古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張靈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過《三國演義》,魏國大將鄧艾為攻取成都,出蜀將之不意,帶精兵暗渡陰平,飛越摩天嶺,一舉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們也可仿此戰例,大軍從正面進攻的同時,再挑選一批精兵強將,從人跡罕至的張古山 背面進行偷襲,以收兩面夾攻之效。”

    于是,張靈甫親率一支突擊隊效法鄧艾輕裝出發,他們沿著后山絕壁攀木掛樹,在黑暗中披荊斬棘,穿過艱險的深山峽谷,老林惡水,從日軍疏于防范的張古山后山絕壁上進攻,飛奪張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敗,出動飛機與重炮狂轟濫炸,幾乎將張古山夷為平地。張靈甫率部浴血死戰,與日寇鏖戰五天五夜,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反復拉鋸。親臨死線指揮的他身中7塊彈片,鮮血直流也沒有退下火線。張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軍106師團的最后退路,該師團最終幾乎全軍覆沒。

    據日本俘虜后來交代,當時只要國軍再推進100米,106師團的師團長就只得剖腹了。這差點成為八年抗戰中唯一一次全殲日軍一個師團的戰例。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漢受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委派,采訪張靈甫等人,刊登《中央日報》,并編寫的話劇《德安大捷》,張靈甫以真名真姓在劇中出現,從此名震天下。德安戰役之后,張靈甫榮獲四等云麾勛章。

    上高會戰

    1940年冬,張靈甫出任74軍58師副師長。

    1941年3月15日,張靈甫代理58師師長,指揮58師參加上高會戰,作為上高會戰的首功部隊74軍的核心部隊58師與余程萬的57師一起與日軍血戰11日。在其他部隊到達后,率58師首先反擊,重創日軍34師團,33師團,上高會戰74軍殲敵16000人,繳獲駿馬2800匹,擊落敵機一架。擊斃日軍中將、少將各一名,74軍在戰役中“拼死力拒,雖血肉橫飛、傷亡慘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間敵我傷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羅卓英評價為“戰斗力量堅強”!此役58師榮獲國民政府第一號武功狀和最高榮譽“飛虎旗”,被譽為抗日鐵軍。何應欽稱之為 “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

    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日軍調集南京大屠殺的元兇第六師團,精銳的第三師團,以及第40師團圍攻74軍,在永安58師孤軍作戰,與日軍精銳的第三師團主力和第六師團一部混戰,第3師團在作戰期間損失嚴重,僅步兵第18聯隊就死了八個中隊長,花谷旅團傷亡人數據日方的報告達八百余人,11軍軍長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戰后認為該師團損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該師團再向株洲追擊一事來看,日方戰史所報的該師團實際損失人數很可能大為縮水。58師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參戰官兵為官兵約一萬一千九百人,傷亡超過百分之四十,其中陣亡將近百分之十。

    浙贛會戰

    1941年10月24日張靈甫接任58師師長。

    1942年6月浙贛會戰,張靈甫率58師在衢州外圍與日軍血戰3日,擊斃敵86聯隊第3大隊隊長長島田仁次郎。

    鄂西會戰

    1943年6月6日鄂西會戰,74軍58師與51師攜手打擊日軍獨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師團,兩師協同夾擊敵獨立混成第17旅團,使得該旅團成為日軍在這次會戰中損失最大的一支部隊,其獨立步兵第87大隊大隊長淺沼吉太郎和第88大隊大隊長小野寺實也在這兩天的戰斗中殞命。6月13日,張靈甫率58師主力收復甕安。

    1943年11月常德會戰,日軍精銳南京大屠殺元兇13師團主力5個聯隊猛攻慈利,慈利地區正面主陣只有張靈甫58師孤軍作戰,日軍另一精銳師團第三師團全部和13師團剩余部隊一起與74軍另一師51師,100軍激戰在慈利附近地區,74軍,100軍頂住日軍兩個精銳甲種常設師團5晝夜的進攻,其中13師團慈利戰后傷亡近一半,張靈甫轉守為攻,向13師團殘部發起猛攻,率58師收復黃石,九溪。58師略事整頓,于12月8日復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師團發起進攻,與51師一起夾擊漆家河東北之敵,第13師團的最后防線終于被突破,敵師團長赤鹿理也在督戰時負了傷。

    第四次長沙會戰

    1944年5月,張靈甫升任74軍副軍長兼58師師長參加第四次長沙會戰,指揮58師在益陽、寧鄉諸戰中,斃敵七百三十六人,傷敵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傷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師傷亡較大,長沙失守后,58師是極少數受軍委會表彰的部隊之一。

    此后張靈甫一直在湘鄉至邵陽一線繼續與敵40師團鏖戰,戰至1944年5月10日,張靈甫會同前來增援的第19師一起克復永豐,之后暫留守永豐抓緊進行戰地整補,58師經過連日激戰,傷亡日漸加重,超過四分之一,軍委會要74軍解圍衡陽,1944年7月23日,張靈甫率58師向金蘭寺方向出擊,與116師團激戰兩人,與敵援軍激戰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蘭寺,在張靈甫與唐伯寅(19師)的合力奮戰下,金蘭寺終告克復。29日,張靈甫到達衡陽附近,雞窩山,張靈甫師負責進攻雞窩山日軍,與日軍116師團一直在雞窩山附近戰斗,由于張靈甫師此前一直在前線與日軍血戰,攻至衡陽附近時全師傷亡近四成,戰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張靈甫收復雞窩山,通向衡陽大門敞開,同日,日軍攻克衡陽,方先覺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師仍在雞窩山以東的1066高地與敵激戰。

    第58師是該次會戰中個別表現優異的部隊,軍事委員對他在會戰諸戰役中的卓著戰功給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張靈甫因功授勛,膺榮寶鼎勛章,1945年4月在湘西雪峰山戰役,張靈甫指揮74軍58師在鐵山與日軍主力血戰獲勝,獲三等寶鼎勛章,抗戰勝利后頒授勝利勛章,再獲頒忠勤勛章,隨軍的美軍觀察顧問也對他的表現欣賞,張靈甫還獲得了美國金棕自由勛章。不久之后,74軍奉命衛戍南京,拱衛首都被稱為御林軍,張靈甫升任74軍中將軍長兼南京衛戍司令,也被稱為御林軍統領,蔣介石的心腹愛將。

    戰功卓越

    在抗戰期間,蔣介石以其作戰有功,一再擢升,幾乎年年晉級受獎,在國民黨朝野,張靈甫也被視為“常勝將軍”。

    跛腿將軍

    張將軍在軍中是有名的“瘸腿將軍”。他真正重傷斷腿成為“瘸腿將軍”,是在張古山之戰五個月后的高安戰役。張古山勝利后,張靈甫之后不久率部參加了占領南昌會戰。

    1939年3月底,日軍占領南昌,張靈甫奉命率

    領自己的部隊趕到南昌西邊的高安作戰,主動向日軍發起進攻。在先鋒部隊沖擊受阻的情況下,在后方指揮的張靈甫再一次扮演了突擊隊長,他把鋼盔往頭上一扣,帶著一個營的兵力增援前軍。看到旅長帶頭增援,前軍將士士氣大振,打退了日軍。

    就在大家慶祝勝利的時候,戰場上卻出現戲劇性的一幕:張靈甫倒在地上,身上還壓著幾個部下。大家仔細一看才發現,張靈甫在沖殺的時候,右腿膝蓋被鬼子的機槍掃中。幾個衛兵慌忙把張靈甫架到略安全的地帶,查看傷勢。可張靈甫對自己的腿傷不以為意,拼命地推開壓在自己身上的衛兵,找個衛生兵簡單地包扎止血,還想要拖著傷腿繼續指揮。沒辦法,部下只好強行把張靈甫從火線搶下,送到后方醫院治療。直到這時,張靈甫才意識到自己的腿傷有多嚴重。

    日軍的子彈正好打中了張靈甫的右膝,造成膝蓋嚴重骨折,戰場上包扎得太匆忙也沒注意消毒,高安戰地的醫護條件很差,傷口當時清理不清,加上火車上的長途勞頓,結果等到達桂林的后方醫院,張靈甫的傷口紅腫滾膿,傷口感染高燒不退,醫生檢查過傷勢,判斷他高燒多日不退應是細菌感染嚴重所致,鑒于創口潰爛面積有擴散的趨勢,不采取斷然措施及時抑制的話,恐怕會危及生命,醫生建議他最好接受截肢處理。這下張靈甫可急了:“不行!鋸了腿,我還怎么回去領兵打仗?”

    醫生耐心向他解釋,曉以利害,可是張靈甫根本不管那一套,他甚至從腰間抽出手槍,拍在醫生的桌子上說:“踞腿還不如先一槍打死我!”醫生戰戰兢兢答應他盡力治療,不提截肢。

    張靈甫還不放心,生怕醫生護士在他睡著的時候做手腳,他對隨從副官說:“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醫生鋸腿!”睡覺的時候,張靈甫把手槍放在枕頭底下,就是怕醫生趁他睡著的時候做手腳。

    張靈甫的傷腿石膏打了大半年,還是不見起色,傷口總是反復發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險。內地醫療條件有限,若要轉往香港治療,費用昂貴,張靈甫自忖難以負擔,薛岳接到王耀武的報告,得知張靈甫的治療情況不佳,于當年的12月特地轉報蔣介石,說張靈甫在高安戰役負傷過重,恐成殘疾,請求為他特賞養傷費以慰創傷。最后,還是蔣介石特批了養傷費派飛機,才得以在次年前往香港瑪麗醫院,接受英國著名外科專家克雷斯特爾的診治。

    張靈甫的右腿手術相當成功,醫生向他保證,只要靜心接受治療,完全能夠痊愈。康復應無問題,張靈甫這才放下心來。可張靈甫卻在休養的關鍵當口決定提前出院回到戰場。

    瑪麗醫院的院長是個英國人,在張靈甫接受治療期間,聽說張靈甫要提早回去,起先以為他是不堪承擔昂貴醫療費的緣故,便好心勸他說:“你的傷再繼續治療半個月多就可以復原,否則可能抱殘終身。如果費用有困難的話,醫院可以減免。”

    其實不然,真實的情況時:有一天早上,張靈甫在病床上照常打開報紙,內欄的一則小標題引起了他的注意:戰時軍人不宜出國養病。這是一則新頒布的規定。張靈甫看后,叫來主治醫生,告訴他自己決定要提早出院。所以才不顧醫生的勸阻執意出院回國。

    張靈甫謝過院長的好意,說:“軍人死且不懼,何愛一肢。軍令不可違。”遂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離去。院長的預言不幸而言中。因為失去了這半個多月的休養,回國拆掉腿部的石膏之后,滿懷希望的張靈甫沮喪地發現,他的右腿是保住了,右腿膝蓋關節變得僵直再也不能彎曲。坐著的時候,他只能一條腿彎一條腿直。走路時,也只能直著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將軍”。

    內戰兵敗

    淮陰之戰

    國民黨整軍會議后,第74軍改編為整編74師(軍),轄整編51旅、57旅、58旅共3萬余人。此時的整編74師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裝備,長期受美國顧問訓練,時稱國民黨部隊五大主力之首,軍長張靈甫改任師長。

    1946年7月,國軍集中58個整編旅(師)的重兵進攻華東解放區,其中主力31個旅進攻蘇皖解放區,另27個旅進攻魯南,牽制山東解放軍。而張靈甫的整編74師作為主力中的主力負責主攻淮陰,淮陰是蘇皖解放區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意義,即使在解放軍采取積極防御,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的戰略下,也是屬于不到萬不得以絕不輕言放棄的要地。當時華東解放軍主力有山東野戰軍(簡稱山野,陳毅指揮,共約7萬余人)和華中野戰軍(簡稱華野,粟裕指揮,共約11萬余人)。

    7月淮南戰局惡化,解放軍除留第6旅16團和地方部隊外,主力撤出淮南。9月,國軍兵鋒直指淮陰,第7軍進攻泗陽,掩護74師側翼;74師配屬工兵第15團沿運河主攻淮陰;整編28師之192旅為預備隊,在74師后跟進。此時華野主力正在蘇中作戰(即蘇中七戰七捷),山野主力則在沭陽以南。在國軍發起攻勢后,解放軍以華野9縱在運河與洪澤湖之間設置三道防線,作為防御正面。

    1946年9月12日,經三天激戰國軍第7軍突破9縱第一道防線。9月13日,第7軍和74師同時展開攻擊,于當日下午突破第二道防線,陳毅山野主力無法及時南下,只得急令2縱向淮陰開進,但沿途道路橋梁均遭破壞,無法及時趕到。陳毅只好急電粟裕:“……總之此次淮北作戰,由于主觀指導錯誤,貽誤全局;五內俱焚,力圖挽救,當尊重兄等建議。”粟裕見形勢危急,急調第5、第13旅星夜北上馳援,粟裕親率主力第1、第6師也隨后北上增援。但是從海安到淮陰,多是水網地帶,又逢大雨,道路泥濘,部隊只能走水路,但一時間又沒有足夠的船只,一次只能渡1個旅,加上國軍飛機的封鎖,只能在夜間行動。華中主力趕到淮陰最快也得到20日。而事實上,19日勝負就已經定了。

    1946年9月14日,譚震林和張震在碼頭南岸開設前線指揮部,統一指揮淮陰地區作戰。

    1946年9月15日,雙方在淮陰外圍楊莊、馬頭、小橋一線激戰,9縱及第5、第13旅拼死抗擊,尤其是從高郵兼程趕來的第13旅(即皮定鈞旅),是參戰各部隊中戰斗力最強的部隊,對突破運河的74師連續實施了9次反沖鋒,雙方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當晚74師攻占楊莊和碼頭,逼近淮陰。

    16日,為確保淮陰,譚震林下令扒開運河大堤,放水遲滯74師的攻擊。

    17日,戰況更為激烈,74師在炮火和飛機助戰下,連續組織5次猛攻,解放軍集中所有兵力火力全力抗擊,但第一道防線仍被突破。

    18日張靈甫親臨一線督戰,并于午夜發起猛攻,74師派出2個連從9縱與5旅的結合部成功突破,根據俘虜供述的口令詐開淮陰南門,進城后立即搶占有利地形建立陣地,74師主力隨即從正面猛攻。解放軍5旅在敵前后夾擊下,被迫放棄陣地,解放軍組織皮旅和9縱預備隊實施反擊,也未奏效。華野主力剛到淮陰城北,立足未穩無法頂住74師的猛攻,被迫于19日撤出淮陰。74師繼續南進,又于22日攻占淮安,至此,國軍基本控制兩淮,張靈甫獲三等云麾勛章。兩淮和華中解放區基本喪失,華野主力只得北撤山東,華東局勢日趨嚴重,解放軍在華東只剩下了山東解放區,對于兵力補充、后勤補給和部隊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難。特別是隨著兩淮的喪失,華中解放區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運河稅務失去了,華中主要的工商區也失去了,對南線作戰負面影響很大。

    一戰漣水

    國軍攻占兩淮后,稍加休整,于10月開始進攻漣水、益林地區。解放軍在漣水外圍集中了第1、6師、第9、10、11縱隊共23個團的兵力,另以第5旅守漣水城。

    1946年10月4日粟裕在漣水以北15里鹽河北樊卜莊的前線指揮部里親自召見了5旅15團團長李士懷,由15團擔負城防。之所以選擇15團,是因為在前2、3個月里,15團和74師在六合、天長、馬壩、淮陰先后多次交鋒,對74師的戰術有所了解。

    1946年10月15日,15團接管城防,以第1營擔任城南守備,這里是廢黃河故道,視野開闊,最關鍵的南門渡口由第1營第2連第3排配屬營直屬60炮班(3門60炮)防御;第2營部署在位于鹽河和廢黃河之間的帶河鎮,構筑了3道野戰工事,扼守通向漣水城的大路;第3營部署在城西關,其中第9連為團預備隊。此外漣水、漣東兩縣成立了后勤司令部,由縣長陳亞昌任司令,縣委書記胡啟奎任政委,組織民工2萬多人支前。

    1946年10月19日,74師兵分三路,以寬正面向漣水攻擊前進,東路57旅,由淮安經席橋、順河集向茭菱鎮前進;中路51旅由淮陰東馬廠經欽工向漣水前進;西路58旅由王營沿鹽河河堤攻擊帶河鎮。

    20日下午3點左右,74師先頭部隊與15團在湯莊遭遇,74師51旅前衛連遭到伏擊,51旅在第二天中午才推進到漣水城南的廢黃河南岸。

    1946年10月22日,74師集中全師炮火猛轟南門渡口,然后連續3次組織強渡廢黃河,均被擊退。74師毫不氣餒,繼續發動了第四次進攻,解放軍南門渡口守軍傷亡殆盡,終于被74師突破。解放軍1營預備隊和從茭菱趕來增援的5旅第13團迅速趕到,苦戰之后封閉了缺口,74師也因傷亡慘重后繼乏力而被迫退至廢黃河邊的沙灘上,重新收攏集結部隊,在沙灘上建立了陣地,并冒著解放軍的炮火搭建起了浮橋。同時,解放軍也在廢黃河的第二道大堤和城邊構筑了新的工事。

    74師在猛攻南門渡口時,還對帶河鎮和西關兩地發動攻擊,帶河的進攻被15團2營擊退,西關戰況也相當激烈,3營傷亡很大一度形勢危急,投入團預備隊后才勉強守住陣地。同時在東路的74師57旅一部企圖在茭菱鎮附近強渡廢黃河,也被解放軍擊退。一天的戰斗下來,盡管解放軍守住了陣地,但城防主力15團幾乎死傷殆盡,才只經過一天的戰斗一個主力團就基本喪失了戰斗力,這在以前還從未曾有過。當晚15團因為實力大減被迫縮小防御正面,南門渡口至雜姓莊的陣地由13團和獨立第5團接替。入夜后13團在城內西南角的妙通塔上建立了重機槍陣地,以火力控制了全城制高點。

    1946年10月23日,74師在5架B-24解放者轟炸機和7架P-51野馬戰斗機的空中掩護下,強渡廢黃河,上午8點,解放軍在74師強大壓力下被迫放棄第一道大堤,退守第二道大堤,74師后續部隊開始渡河,這時妙通塔上解放軍的重機槍開火,用火力封鎖了 74師后續部隊,但是解放軍已無力組織反擊,奪回橋頭陣地,雙方就這樣僵持了一個白天。

    入夜后,解放軍5旅14團在旅長成鈞帶領下趕到漣水,立即發起反擊,經過一夜激戰,14團重新奪回了第一道大堤,將74師已過河的部隊壓縮到河邊沙灘上。然后14團接替了獨立第5團的陣地,這時沿廢黃河從東向西的守備部隊是:13團、14團、15團。

    24日夜,在14團與敵人激戰的同時,解放軍神速插入74師背后,收復了順河集和帶河鎮,切斷了敵人的后路。

    25日早晨,74師經過一天休整,直叩漣水城下,城關上下激戰竟日,74師51旅主攻重點是14團陣地,戰況殊為激烈,多次發生白刃戰。14團1營400多人只剩下50多人,只好縮編為一個連,團里的勤雜人員也全部組織起來投入戰斗。

    下午,74師57旅170團投入戰斗,該團以士官和老兵組成“敢死隊”配備自動武器,經炮火準備后向南門陣地發起總攻,并在解放軍14團3營陣地上取得突破,然后一鼓作氣,接連沖過第二道、第三道大堤,其中有一個連甚至突入漣水城內。解放軍5旅組織了所有部隊堅守漣水城垣,從突破口兩翼組織反擊。就在此危急關頭,解放軍6師、10縱增援部隊趕到,這兩支生力軍以一部加強防御,一部實施反擊,才將74師擊退,74師進入漣水城內的一個連也因被隔斷了與主力的聯系于當夜被殲。

    26日,整編28師192旅和74師并肩發起攻擊,雙方在大堤附近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解放軍主力第1、6師、第9縱隊和第13旅相繼投入戰斗,74師經多日苦戰,兵鋒已疲,主力被迫撤回廢黃河南岸。入夜,解放軍兵分三路發起反擊,2個小時便全殲黃河北岸74師57旅2個營。同時解放軍一部在淮陰東20里處的老垛、新渡口一帶渡過廢黃河,并與收復順河集的解放軍一起擊退在欽工、茭菱之間的敵人,殲滅74師58旅172團一個連和28師192旅一部。

    27日早晨,解放軍徹底肅清了廢黃河以北的全部國民黨軍。當天解放軍全線出擊,第5旅配合6師從正面反擊74軍;皮旅、9縱繼續攻擊帶河鎮附近國軍;1師、10縱從漣水東南越過廢黃河,向欽工出擊,配合正面作戰。

    30日晚,經過一夜激戰,解放軍收復了茭菱鎮。

    31日在茭菱鎮西南,解放軍殲滅28師192旅和74師57旅一部。

    二戰漣水

    12月,國軍卷土重來,投入整編74師和整編第28師第192旅以及第7軍一部共5個旅,由整74師師長張靈甫統一指揮。根據中央軍委命令,華東解放軍以27個團圍攻魯南臨沂、郯城,另以24個團阻擊華中北上之敵。擔負漣水防御的是華野6師和淮南獨立6旅。此次張靈甫吸取了教訓,改變戰術,12月3日首先以74師57旅和192旅向解放軍6師17旅陣地作正面攻擊,解放軍沿漣水以南層層設防,4日占領解放軍一線陣地。

    5日,解放軍6師分路出擊,企圖奪回失守的一線陣地,但均告失利。6日國軍繼續推進,解放軍退守順河集一帶節節阻擊。雙方激戰十日,解放軍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漣水以南。

    12月14日,張靈甫集中74師51旅、58旅和第7軍一部共3個旅由王營、悅來直撲帶河鎮、大關,從西面攻擊漣水,這支奇兵一舉奏效,當天便突破了淮南獨立6旅在帶河的陣地,傍晚就已打到廢黃河大堤。解放軍這才察覺74師的主攻方向,從正面抽調6師16旅急返漣水,配合淮南獨立6旅阻擊敵人。

    16日拂曉,74師集中全部炮火轟擊漣水城,炮擊一停,即以營、團發起集團沖擊,而且一波連一波,前赴后繼,經白刃肉搏于上午8時突破大堤進逼城垣,中午時分便攻入城里。接到漣水以西告急華野第6師奉命兼程回師增援,結果急行軍35千米,在漣水城外2.5千米處與已攻取漣水的74師接戰,6師幾次反擊均被74師擊退,6師傷亡超過5000人,被迫撤出戰斗。據江渭清回憶,當時陳毅口頭通知他代行司令員職務,將6縱縱隊長王必成撤職查辦,押來野司。粟裕認為戰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為主要前線指揮員,應該好好檢查,建議留職檢查。王必成只說了一句:“給什么樣的處分,我都無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74師,絕對不要忘了6師!”粟裕立即將參謀長陳士榘召來,當面命令:以后凡我華東部隊組織殲滅74師的戰役,一定讓6師參加,一定讓王必成同志參加。并特別囑咐將此命令記錄在案,存檔待查。半年后,殲滅74師的孟良崮戰役中,正是王必成指揮的6縱(原6師改編)從魯南飛兵急進,奪占垛莊,切斷74師退路。

    殞命孟良崮

    1947年3月,國民黨軍改變戰略方針,由對解放區全面進攻改為對山東,陜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進攻山東的國民黨軍集中24個整編師60個旅約45萬人的兵力,編成3個兵團,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采取密集靠攏、穩扎穩打的戰法,于4月上旬成弧形向魯中山區推進,企圖與華東野戰軍主力決戰于魯中或迫使其北渡黃河。華東野戰軍決心尋機殲滅進犯的國民黨軍,但除于4月下旬在泰安殲滅1個整編師外(整編第72師楊文瑔部,4月20日遭到數倍于己的解放軍三個縱隊的圍攻,該師(欠一個旅)據守泰安城頑強抵抗,曾一度使解放軍進攻受挫,但終因援軍不至寡不敵眾于26日覆沒),由于國民黨軍行動謹慎而未獲戰機。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示:國民黨軍密集不好打時,忍耐待機;一不要性急,二不要分兵,將主力集結于機動位置;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遵照這一指示,于5月上旬調整部署,將主力后撤至萊蕪、新泰以東地區隱蔽待機。

    顧祝同得悉華東野戰軍主力撤退,即令所部向博山、沂水一線疾進。擔任右翼進攻之第1兵團司令官湯恩伯不待相鄰兵團統一行動,即以整編第74師為骨干,在整編第25、第83師配合下,于1947年5月11日自垛莊、桃墟地區進攻坦埠,企圖占領沂水至蒙陰公路;另以第7軍及整編第48師北攻沂水,策應整74師作戰。華東野戰軍原擬首先集中兵力,截殲孤立、暴露之國民黨軍右翼第7軍及整48師,但由于國軍戰斗部署被泄露,華野11日晚獲悉處于中間戰線之整74師冒進,便于就近集中主力加以割殲,當即改變決心,首先殲滅該師。第2、第3、第7、第10縱隊分別鉗制和阻擊河陽、新泰、萊蕪地區的國民黨軍第7軍、整編第11師、第5軍等部,使其不能向整74師靠攏,而集中主力第1、第4、第6、第8、第9縱隊,實施中央突破和斷其退路,殲滅整74師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區。

    至1947年5月13日,整74師先后占領楊家寨、馬牧池等地。當晚,華東野戰軍擔任迂回穿插任務的第1、第8縱隊,分由整74師的兩翼尋隙向縱深楔進。第1縱隊第3師攻占曹莊及其以北高地,構成對蒙陰整65師的正面阻擊。該縱隊主力則攻占黃斗頂山、天馬山、界牌等要點,切斷整74師與整25師的聯系。第8縱隊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點,切斷了整74師與整83師的聯系,一部占領孟良崮東南之橫山、老貓窩。與此同時,第4、第9縱隊從正面發起攻擊,占領黃鹿寨、佛山、馬牧池、隋家店一線。第6縱隊從魯南銅石急速北進,于14日晨抵達觀上、白埠地區。整74師在其外圍各要點失守后,倉促向孟良崮、垛莊收縮;華東野戰軍隨即加速進攻。第4、第9縱隊經徹夜猛攻,進至唐家峪子、趙家城子一線;第6縱隊在第1縱隊一部協同下,于15日拂曉攻占垛莊,切斷整74師的退路;第8縱隊攻占萬泉山,同第1、第6縱隊打通聯系,形成對整74師的四面包圍。

    整74師被圍后,致電國民黨軍統帥蔣介石求援,但是蔣介石認為整74師占據著制高點,享有地利之優,加上其強勁的戰斗力,附近又有兵力雄厚的外圍部隊,正是與華東解放軍主力決戰的大好時機,于是命令整74師堅決固守,吸引解放軍主力,來個中心開花!有關電文如下:

    “顧司令祝同兄北恩伯、靈甫兄勛鑒:今已得知靈甫之74師被圍孟良崮,甚驚,又甚喜。其驚之因是靈甫被困,隨時有危險發生。其喜之因是靈甫給我國軍尋找了一個殲滅共軍陳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機會。因為我74師戰斗力強、裝備精良,且處于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歐震三兄兵團大軍云集,正是我國軍同陳粟決戰的好機會,現命令74師靈甫部堅守陣地、吸引共軍主力,再調10個師之兵力增援74師,以圖里應外合,中心開花,夾擊共軍,決戰一場,殲陳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舉改變華東戰局。總之,一切均仰仗諸位精誠團結,協同作戰,為黨國大業獻身出力,乃千秋之榮也。”

    蔣介石一面命令該師固守待援,一面嚴令整編第11、第65、第25、第83師以及第7軍、整48師等部,迅速向整74師靠攏,并急調第5軍、整編64師、20師和9師兼程馳援,集中外線10個整編師(軍)企圖在蒙陰、青舵寺地區合擊華東野戰軍主力。華東野戰軍嚴令阻援部隊堅決阻住援軍,主攻部隊經調整部署后,定于15日下午發起總攻。 盂良崮主峰向西北連接兩個540高地,西北端為520高地;其東南為蘆山,東為雕窩,東西長約10公里,向北崗巒起伏直抵汶河,向南4公里為臨(沂)蒙(防)公路,該山區山峰陡峭,多懸崖絕壁,山上無水,草木甚少。

    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在向南突圍未遂后,即以第58旅扼守主峰、蘆山、雕窩高地;以第5l旅扼守520與兩個540高地;第57旅位于兩旅之間的570(史稱600)高地:師指揮所位于東540高地,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為迅速殲滅整74師,第9縱隊一部在炮火支援下,于16日8時攻占雕窩。第4縱隊一部于攻占330、高地后,首先楔入520高地與西540高地之間,切斷守軍退路,連續打退守軍4次反擊,與第1、第9縱隊各一部于午夜占領520高地,殲守軍大部,其余部撤向540高地。各部繼向西540高地發起攻擊。第4縱隊一部攀登陡峭山坡,從側后插上西540高峰,突然向守軍發起攻擊,守軍急速向東540高地潰退。張靈甫被迫率指揮所轉至570高地;—16日拂曉,整編第74師以1個連至1個團兵力在猛烈炮火掩護下,向西540高地進行連續反擊,第4縱隊堅守部隊傷亡較大,在十分危急之際,第1、第4縱隊各一部趕到,將敵擊潰。第9縱隊向東540高地攻擊的部隊遭守軍優勢兵力的反擊,攻擊受挫。期間第8、第6縱隊于殲守軍一部后,正向蘆山攻擊前進。

    在解放軍的猛烈攻擊下,整74師傷亡慘重,但仍不失王牌軍的風范,絲毫未見潰亂,每一陣地都經過數次乃至數十次爭奪,防御相當頑強,反沖擊仍是相當凌厲,戰況之激烈為解放戰爭以來所罕見。張靈甫預感到已處絕境,于當日下午決定突圍,首先在飛機掩護下兵分兩路向垛莊突圍,被6縱擊退,再向西突圍又被1縱打退,繼而向東,雖然奪回雕窩高地,但突圍還是被9縱所阻。國民黨空軍投下的大批糧彈,多為解放軍所獲。

    得知整74師被圍,蔣介石急令各部齊頭并進,拼死也要解張靈甫之圍,8時,蔣介石親自向外線援軍下達手令:

    “山東共匪主力今向我傾巢出犯,此為我軍殲滅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機。凡我全體將士應竭盡全力,把握此一戰機,萬眾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聯系,協力邁進,齊向當面共軍猛攻,務期殲滅共匪,以告慰總理及陣亡將士在天之靈。如有萎靡猶豫,梭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頓,以致友軍危亡,致共匪漏網逃脫,定必以畏匪避戰,縱匪害國延誤戰局,嚴究論罪不貸!希望奮勉勿誤。”

    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第1兵團司令湯恩伯也相繼電令各部加速前進,外圍督援的10個整編師(軍),于16日上午向孟良崮山區迅速靠攏,又為解放軍的阻援部隊所阻擊。同時國軍駐濟南和徐州的第5大隊27中隊的P51、第1大隊的B25和第3大隊的P51的戰機,頻頻出動,傾盡全力空中掩護,由于戰區狹小,雙方戰線又是犬牙交錯,空中掩護很難奏效。此時,第9縱隊繼續以一部兵力由正北和東北向東540高地攻擊,一部向5

    張靈甫將軍圖集70高地和孟良崮主峰攻擊。13時,第4縱隊主力附山炮5門,向東攻擊540高地,第6縱隊一部亦由南向東540高地攻擊,戰至14時,攻占該高地,守軍第51旅大部被殲。第8縱隊和第6縱隊一部于13時攻占蘆山,殲守軍第58旅3000余人。

    在解放軍的猛攻下,整74師余部被迫收縮于孟良崮、570高地及其間的凹地,隱蔽進行整頓和組織頑抗。第4、第6、第8、第9縱隊合力總攻,解放軍一縱切斷黃伯韜、張靈甫之間的聯系。八縱、九縱形成包圍之勢。 黃伯韜見狀危急,急率整25師前來支援。張靈甫向黃伯韜撤退。解放軍切斷(整)七十四師退路,張靈甫被優勢解放軍壓迫,孟良崮乃光禿禿之石山,山上無水。國軍水冷式馬克沁機槍,無水不能發揮威力。外線阻援激戰不休,孟良崮地區戰斗也緊張進行,陳毅、粟裕對戰況非常關心,幾乎每隔5分鐘就打電話向各主攻縱隊詢問,主攻各部也意識到情況緊急,奮力突擊。解放軍彈密如飛蝗,射擊在石頭上,跳彈橫飛,一彈連傷數人。(整)七十四師損傷慘重……戰至17時,將國民黨軍精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軍整編第74師全部殲滅,張靈甫在發完最后一份電報后與副師長蔡仁杰,旅長盧醒等集體自戕!悲壯!壯哉!

    有抗日名將猛張飛之稱的張靈甫受到了解放軍的“厚葬”。當時擔任華野6縱政治部副主任的謝勝坤主持了儀式。一棵古樹下,放著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買來的,十分華貴。棺材旁邊停放著張靈甫的尸體,已經為他穿好簇新的軍裝,洗過臉,傷口也整飾過了。由于當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國民黨軍服,張靈甫是穿著解放軍的軍服下葬的。掩埋張靈甫前,謝勝坤向上級請示:俘虜中的一個少將旅長和8個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們的師長張靈甫。“大家都覺得,他們跟著張靈甫出生入死,這種感情難能可貴,就同意了。”9個國民黨將校走到擔架旁邊,圍成半月形,跪下,痛哭流涕。

    于1947年5月16日,全殲該頑于孟良崮。戰斗中擊斃七千余名,官兵萬五千人悉數被俘。”張靈甫在戰死前有遺書:“十余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趨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杰決戰至最后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死亡之迷

    長期以來,關于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王牌軍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的死因,流傳甚多,那么張靈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死亡前因

    較為普遍的說法是潛伏在國防部的共諜利用國防部有關人員對魯南山區地形不熟,極力促成了置重裝備的張靈甫整編74師于死地的作戰計劃,魯南山區盡是崎嶇的山路,整74師人馬擁擠,宿營、補給均極其困難。因為到處都是巖石,很難構筑工事,大炮不能靈活運動,拉拉推推,幾乎變成了累贅和廢物。對這種“逢山不能開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橋”的絕境,整74師將士都有怨言。

    據隨軍國民政府官員毛森后來的回憶錄說, 張靈甫當時牢騷滿腹:“我是重裝備部隊,如在平原作戰,炮火能發揮威力,陳毅二、三十萬人都來打我,我也能應付;現迫我進入山區作戰,等于牽大水牛上石頭山。有人跟我過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給他們看吧!”由于北進山路越來越崎嶇,整74師的榴彈炮營和戰車連被迫后撤到臨沂未參加戰斗,加上山區不利于重裝備部隊展開作戰,大大降低了整編74師的機動作戰能力,導致其在孟良崮被解放軍5個縱隊合圍而最終全軍覆沒。

    共產黨的“當場擊斃”說

    1947年5月我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戰役中當場擊斃張靈甫,這是歷史事實,也是我軍當時和后來一直公開和明確的說法。5月18日,即戰役結束后的第二天,新華社即從華東前線發布我軍孟良崮大捷的消息。5月25日新華社報道:我軍在孟良崮戰役擊斃整編七十四師中將師長張靈甫等。同日,《人民日報》在配發的記者紀實報道中寫道:“蔣介石嫡系精銳主力軍第一個美械師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已為人民解放軍手中的美國武器擊斃。”“尸首查出后,經被俘之該師輜重團上校團長黃政、五十八旅一七二團上校團長雷勵群及張靈甫之侍從秘書張光第等人前往辨認,確證張氏后腦被湯姆槍彈炸爛,血與腦漿均已干涸。人民解放軍已備棺代為埋葬,以待張氏家屬前來領柩回籍。”另從新近出版的《粟裕文選》收入的一則電文中,亦可進一步明確這一事實。5月30日,陳毅、粟裕、譚震林、陳士榘聯名致電中央軍委和劉伯承、鄧小平說:“據最后檢查證實,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副師長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長盧醒,確于十六號下午二時解決戰斗時,被我六縱特(務)團副團長何鳳山當場擊斃。當特團何副團長走近張靈甫等藏身之石洞,據師部副官出面介紹為張靈甫等人,現尚在俘官處可證。”

    后來,共軍戰史和大陸相關出版物,使用的都是“擊斃”或“當場擊斃”的說法。

    國民黨的“自殺成仁”說

    張靈甫在孟良崮戰役中“自殺”身亡,是國民黨方面的認定和一直所宣傳的。整編第74師全軍覆沒、中將師長張靈甫之死的消息傳到南京后,對國民政府以極大的震動。

    5月19日,蔣介石在其舉辦的第二期軍官訓練團發表講話,痛陳74師在孟良崮失敗的教訓,聲稱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當天他還親自飛往徐州,與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研討山東軍事,決定部隊全面整訓。隨后,國民黨報刊相繼報道了張靈甫等“集體成仁”的消息。

    29日,蔣介石發布為追念張靈甫“成仁”通告國軍官兵的訓詞,其中稱張靈甫等“最后不屈相率自戕”,張靈甫等人“集體自戕殉國”,后即被載入國民黨軍戰史中。

    國民黨為鼓舞士氣,曾借此大事宣傳。先是在安徽滁縣為張靈甫等舉行追悼大會,后又在南京玄武湖立碑紀念。為證明“自殺”的事實,他們還借逃脫出來的74師官兵之口,述說張靈甫等壯烈犧牲情形。國民黨軍《第一兵團蒙陰東南地區戰役戰斗詳報》中記載,據歸來官兵口述:“張師長、蔡副師長等,皆于手斃匪徒后,以其最后之一彈,慷慨成仁。

    其他說法

    1947年8月由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政治部編印的《蔣軍七十四師的調查研究》一書中(五.內戰時期——從參加內戰到孟良崮全軍覆沒)記載:“五月十二日自垛莊北犯我

    坦埠,企圖攻略沂水,甫遭接觸,即南竄孟良崮山區,我野戰大軍加以重重包圍,于五月十六日,全殲該頑于孟良崮。除張靈甫、蔡仁杰、盧醒等自殺及戰斗中擊斃七千余名外,其官兵萬五千人悉數被俘。”

    張鳳雛先生在書中提到了張靈甫的隨從參謀楊占春,楊占春目擊山洞里所發生的事,原始出處來源于羅文浪六十年代在湖南省的文史資料上發表的回憶孟良崮戰役的文章,羅文浪被俘后在華東解放軍官訓練團里遇見了楊占春,據他說從楊占春處得悉張靈甫與蔡仁杰、盧醒等高級軍官均在解放軍攻擊74師指揮所時死于亂槍。因楊占春系當時在山洞里的目擊者,羅文浪轉述的此說曾被廣為采信,包括李敖的《蔣介石評傳》,可見流傳甚廣。

    但是,楊占春的說法竟然無獨有偶。

    1947年秋冬,原整74師被俘的中下級軍官大部被解放軍釋放,許多人回來后又加入到由邱維達重建的74師(1948年改回第74軍番號)。楊占春回到了南京,他帶回張靈甫的親筆遺書交給王玉齡,原件后來被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史政局索去存檔。[吳鳶在《我所知道的張靈甫》一文中說,王耀武在孟良崮戰役后找人偽造了張靈甫的遺書送交蔣介石。筆者認為,如果確有其事,應與楊占春帶回的不是同一份,因為王玉齡是在張靈甫死后將近半年才從獲釋的楊占春處直接收到的遺書。]

    楊占春向王玉齡報告的事發經過,與羅文浪轉述的情節大相徑庭:

    在最后的時刻,張靈甫表示自己一定要殺身成仁,他對部下說,各位求生求死悉聽尊便。過后,張靈甫在洞內命令部下首先向他開槍,部下不肯(筆者注:王玉齡已不記得該人的姓名,根據74師其他軍官的回憶,此人應是劉立梓)。張靈甫說:“你是否還服從長官的命令?”部下答:“服從。”張靈甫說:“那我現在就命令你,向我開槍!”部下持槍,手哆嗦著下不了手。張靈甫見狀呵斥道:“你是否還要我寫個條子給你?”部下被逼無奈,舉槍向他射擊。接下來執行的是已經重傷的盧醒,與此同時,蔡仁杰倒提長槍,將槍托抵在洞壁上,槍口朝自己,扣動了扳機。[2003年12月筆者與王玉齡女士的訪談。]

    遺骨事件

    據記錄,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特務團將張的遺體埋葬在山東沂南縣董家莊。到了1992年,在美的王玉齡請山東人士尋找張的遺骨,2003年12月末,張夫人王玉齡在浦東玫瑰園舉行靈葬安放儀式。

    2012年8月,微博網友“沂河邊的烏鴉”就曾發布消息說:“抗日名將張靈甫的遺骨,至今埋在山東省沂南縣馬牧池鄉董家莊村一戶村民院中,該處院落污穢嘈雜,張靈甫遺骨埋在羊圈下方,任由踩踏”。2015年1月21號,名為“74師師長張靈甫之子張道宇”的實名認證微博轉發消息,并表示“多次前往溝通都是索要巨款”,“近期前往,他們說要20萬才讓動土,如果鑒定不是他不管,如果是想要移走靈柩在談再給多少錢。” 

    人物評價

    歷史評價

    張靈甫將軍是一個軍人。在抗日戰爭中帶領部隊打過無數硬仗、惡仗和勝仗,多次負傷。作為許多中國當代新人,可能只知道張靈甫及其74師(抗日戰爭期間稱74軍)在孟良崮戰役中被陳毅、粟裕將軍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全殲這一國共內戰歷史上的經典戰例,而對于張靈甫將軍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跡,尤其是張靈甫在抗戰期間參與的許多和日寇軍隊正面進行的惡仗和硬仗卻知之甚少。張靈甫所在的74軍在解放戰爭前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隊,在軍長王耀武將軍的率領下幾乎參加了抗戰8年內所有國民革命軍針對日軍的重大戰役,斃傷日寇無數,屢挫日軍精銳,創造了全國聞名的德安大捷,被譽為“抗日鐵軍”。

    我們有責任把這段真實的歷史昭告中國的后人們,使他們對于發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華民族的苦難歷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和認識。作為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應只以意識形態和個人成敗論英雄,能夠從歷史的高度上客觀、全面地評價張靈甫將軍作為一名職業軍人的一生所為,方不失為偏頗。“興起于軍旅,而死于行伍,此為天經地義之事。”可謂張靈甫一生命運的概括。

    兩黨評價

    國民黨

    張靈甫陣亡后,蔣介石稱其“殺身成仁,為黨盡忠”,并親自撰寫祭文:“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為劣勢烏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損失,能不令人哀痛!”蔣介石為其頒發第3號旌忠狀,在南京玄武湖畔為其修建紀念碑(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后被拆毀),將山東蒙陰縣改名為靈甫縣(1949年后恢復原名),并將英國援助的1艘驅逐艦命名為靈甫號(該艦官兵于1949年5月起義投奔解放區,艦只被英國收回轉賣給埃及)。臺灣高雄縣鳳山市有張靈甫路,陸軍軍官學校內有張靈甫紀念館。

    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張靈甫陣亡之處刻字慶祝,上書“擊斃張靈甫之地”(至今字跡猶存,但為了旅游開發的需要,將原有的黑色字體涂為白色)。張靈甫的尸體后來被掩埋在沂南縣野竹旺村后山岡上。

    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張靈甫的長子張居禮終于光榮地替父親領到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頒發的一枚抗日紀念章,張靈甫將軍的抗日功績得以正名。

    查看更多>>

    王耀武

    人物生平

    棄工從軍

    王耀武,1904年出生于山東省泰安縣上王莊(今岱岳區夏張鎮上王莊)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父親與長兄早逝,在母親培養之下成人。9歲時,入本村私塾讀書,拜張寶亭先生為師,讀的是“四書”、“五經”。19歲時,家境敗落,不得不輟學謀生,投親到天津,在天津租界里一家煙草公司充當干雜活的工人。后南下上海,到馬玉山糖果公司當了店員。

    1924年冬,黃埔軍校在廣州招生,便前往廣州投考。1924年11月,正式被錄取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學員。在軍校學習期間,他嚴遵校訓、勤奮學習,贏得了學生隊總隊長嚴重對他的青睞。 

    展露頭角

    1925年9月,軍閥陳炯明占領潮州、汕頭,計劃進犯廣州。國民革命軍于10月1日開始第二次東征。這次東征,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學生軍的教導團為主力,并動用了黃埔三期的學生。王耀武還未畢業就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作戰勇敢,表現突出。

    1926年1月,王耀武于黃埔軍校畢業,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三團四連任少尉排長。由于他作戰勇敢、帶兵得法,不久就被晉升為上尉連長。

    王耀武在參加第二次東征取勝之后,部隊駐在潮州、汕頭一帶休整,后來又進駐福州。王耀武任憲兵營第一連連長。在福州期間,得到福州地方法院鄭推事的欣賞,王耀武便娶了鄭宜芝(別名鄭宜蘭)為妻。

    1928年春,王耀武奉命參加第二次北伐,作戰對象是張宗昌、孫傳芳的軍閥部隊。日本庇護張宗昌,出兵干預,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蔣介石怕引發中日戰爭,下令繞道北進。當北伐軍奉命撤離濟南時,王耀武有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團死守濟南。 

    中原大戰,王耀武在此戰中屢建戰功,于是,1930年9月升至團長 。

    圍剿紅軍

    1932年,王耀武所在的32旅奉命參加第四次圍剿,被紅軍圍在宜黃。時任旅長柏天民準備撤退,王耀武力勸堅守。王耀武所部堅守宜黃,苦苦獨撐24天而城池不破 。戰后被任命為補充一旅旅長,少將軍銜。

    1934年,他率補充第一旅,打敗了方志敏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 。1934年11月,王耀武率補充一旅和紅十軍團、紅七軍團在皖南譚家橋遭遇。在譚家橋戰斗中,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犧牲,紅二十一師師長胡天陶被俘,戰斗最后以紅軍主動撤退而結束。戰后,王耀武升任五十一師師長。 

    抗戰時期

    淞滬抗戰

    1937年七七事變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師從漢中前往上海,參加淞滬抗戰。戰后五十一師與五十八師合編成立七十四軍,以俞濟時為軍長。之后七十四軍成為國民黨抗日勁旅,王耀武成為七十四軍的一員主將。 

    南京保衛戰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五十一師參加南京保衛戰,奉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的命令,負責淳化鎮、牛首山一帶的防御。此役從12月7日開始到13日結束,中國軍隊頑強抵抗日軍6天,終因武器懸殊而撤退。 

    蘭封會戰

    1938年5月,王耀武率五十一師參加蘭封會戰,與日軍土肥原之第二師團激戰于河南三義寨附近,重創日軍。

    萬家嶺戰役

    1938年7月,王耀武率部參加萬家嶺戰役。五十一師協同國軍其它部隊與日軍激戰數周,傷斃日軍4000余人,取得萬家嶺戰役的勝利。戰后王耀武升任七十四軍副軍長仍兼五十一師師長。 

    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七十四軍軍長。9月,王耀武率七十四軍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奉命攔截向長沙進犯的兩個師團的日軍,激戰于贛北重鎮高安。王耀武運用反包圍的戰術,經過3天激戰,收復高安城。

    上高會戰

    1941年春,王耀武率部參加了江西上高會戰。3月15日,日軍合擊上高縣城,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兩師進入第一線。在爭奪雞公嶺戰斗中,擊斃日軍1000余人。24日,在白茅山戰斗中,王耀武指揮預備隊先后發起7次沖鋒,斃敵2000余人。25日,七十四軍全線出擊,錦河南岸日軍被肅清。26日,中國軍隊形成包圍圈,將日軍包圍在直徑不滿5公里的包圍圈內。27日,日軍在飛機的掩護下突圍,七十四軍猛追不放。日軍投擲毒氣彈,使七十四軍第一線官兵中毒很多,但七十四軍官兵仍然猛追不放。28日,五十八師進至長嶺一線,與日軍展開激戰。至中午,五十一師趕到,襲擊日軍右側。五十七師形成對官橋鎮的包圍,日軍被迫退守官橋鎮內,五十八師乘勝沖鋒,與日軍展開巷戰,激戰至下午,官橋鎮收復,殲敵600余人,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少將指揮官巖永被打死。31日,中國軍隊克復陷入日軍半月之久的高安鎮。 

    浙贛會戰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參加浙贛會戰,在衢州、江山一帶與日軍展開激戰,延緩了日軍西犯的企圖。

    鄂西戰役

    1943年4月,王耀武率部參加鄂西戰役,七十四軍經石門對湘北松滋縣日軍側背攻擊,并截斷日軍交通線。此次戰役結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七十四軍軍長。 

    常德會戰

    1943年11月,日軍糾集7個師團約10萬人進攻常德,王耀武率七十四軍參加常德會戰。王耀武率主力在常德東北地區與日軍激戰,讓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率部堅守常德城。余程萬師彈盡糧絕時,退出縣城。后王耀武率五十一師反擊,在其它部隊的配合下,經過6天激戰,收復常德城。1944年2月,王耀武升任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下轄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OO軍。 

    雪峰山戰役

    1945年4月,國民黨陸軍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親自指揮湘西雪峰山戰役。日軍以坂西一良中將為指揮,糾集6個師團的兵力,約10余萬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進犯。王耀武率十八軍、七十三軍、七十四軍、一OO軍及湖南省吳奇偉所率保安部隊共約30萬兵力迎擊日軍。戰役歷時近兩個月,日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后來中國軍隊從防御轉入進攻,日軍潰不成軍。戰役結束后,計傷斃敵28174人,俘敵軍官17人,士兵230人,戰馬347匹,火炮24門,機槍100挺,步槍1300余支,其他戰利品20余噸。正是這一戰役的成功,不久他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時他年僅40歲。 

    參加內戰

    入主山東

    抗戰勝利后,王耀武主魯,著手制定并實施了《山東省政府施政綱領》。1946年初冬,王耀武攜全副美式裝備,打通了膠濟、津浦兩線。國民黨在山東省的軍事力量一時大增。

    萊蕪戰役

    1947年2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山東省臨沂以南至萊蕪地區對國民黨軍發動了萊蕪戰役。粟裕放棄臨沂,誘使李仙洲冒進。王耀武發覺李仙洲軍團有危險,馬上下令軍隊開始撤退。但陳誠直接命令李仙洲堵住膠濟路一線,致使李仙洲軍團全軍覆沒。

    孟良崮戰役

    1947年5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沂蒙山區發動了孟良崮戰役。在決戰階段,王耀武泣不成聲,眼看著張靈甫身死孟良崮。張靈甫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也是王耀武的愛將。王耀武親自主持召開了“山東省戡亂殉國黨政軍民追悼大會”,并親自主持編制了《追悼大會紀念冊》,而且親為紀念冊撰寫了題為“紀念戡敵殉國的革命先烈”的“代序”,還寫了“祭文”。戰役后,王耀武飛到南京,請求蔣介石放棄濟南,退守二線防御,但是這一建議未被采納。

    濟南戰役

    1948年9月,華東野戰軍在粟裕的統一指揮下,發動了濟南戰役,以14萬人組成攻城集團,以18萬人組成打援集團,經過8晝夜的激烈攻堅作戰,攻占下濟南。在濟南堅守的關鍵時刻,吳化文臨陣起義,斷送了王耀武最后的一點希望。王耀武化妝后突圍出城,行至壽光境內被俘,自此開始了戰俘生涯。 

    晚年生活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改造時,開始思想有顧慮。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1966年冬,王耀武在周恩來關心示意下,經人介紹與北京82中教師吳伯倫結婚。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王耀武因“反動”經歷被時常批斗。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醫院,享年64歲。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為他與溥儀、廖耀湘3人補開了追悼會,置骨灰于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家庭情況

    父親:王進增 母親:姓名不可考

    兄弟:王哲堅(兄)、王哲恩(字哲民,弟)、王淑珍(妹)

    第一任妻子:鄭宜蘭,育有7個子女(一說是5個子女)

    子女:王魯云(女兒,移居香港),其他子女姓名不可考,多移居國外

    第二任妻子:吳伯倫

    (以上內容,根據濟南日報“為國家盡綿薄之力或可了卻父親所愿
      -香港專訪王耀武女兒及外孫女們”一文整理)

    人物成就

    王耀武善于帶兵,有指揮才能,陣地戰、夜戰、反包圍、殲滅戰都很擅長。王耀武作戰時雷厲風行,殺伐決斷;也敢打硬仗,敢接困難的任務,是國民黨軍在8年抗戰中最能打的虎將之一。 

    在淞滬抗戰期間,王耀武所率領的五十一師作戰任務是,堅守在吳淞口附近以羅店為中心的陣地戰,阻止日軍從海上登陸,打破日軍從川沙登陸經羅店直趨嘉定,并切斷京滬線的企圖。日軍發揮海陸空協同作戰的優勢,向羅店發動多次猛攻,均被五十一師官兵擊退。王耀武還巧妙地運用夜戰,派出部隊強襲,先后擊斃日軍聯隊隊長竹田和炮兵聯隊隊長莫森,受到總部通報表揚。 

    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王耀武運用反包圍的戰術,首先切斷敵之退路,以五十一師為主攻部隊,經過3天激戰,于1939年9月22日收復高安城。 

    在上高會戰中,日軍企圖發動所謂鄱陽掃蕩戰,攻克上高、高安等鎮,摧毀贛江、撫河兩條流域間的中國軍隊。駐在贛北的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命令以王耀武的七十四軍為正面決戰部隊。當日軍合擊上高縣城時,王耀武令五十七、五十八兩師進入第一線,開始利用夜間主動出擊日軍,連戰三日,雙方傷亡慘重。同時,命令五十一師利用雞公嶺有利地形與日軍戰斗,迫使日軍敗退。當日軍出動百余架飛機,反復轟炸七十四軍主要陣地白茅山,導致人員傷亡慘重時,王耀武指揮預備隊先后發起7次沖鋒,與日軍進行七次肉搏,為實施友軍對日軍的包圍爭取了時間。在中國軍隊對日軍形成了包圍圈,日軍投擲毒氣彈,使國軍第一線官兵中毒很多,但王耀武率領的七十四軍全體官兵仍然前仆后繼,奮勇猛追。直至五十七師在官橋鎮對日軍形成了包圍,五十八師乘勝沖鋒,與日軍展開巷戰。上高會戰是一次頗為成功的殲滅戰,七十四軍被授軍中最高獎品-飛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受軍隊最高勛章。 

    外界評價

    從抗戰之初到抗戰結束,王耀武年年對日作戰,幾乎是無役不予,而且戰績頗佳。 (搜狐網)

    王耀武治軍,賞罰分明,恩威并用,平時以負責任守紀律勉勵下屬,以身作則,對犯紀律的部下不予姑息。 (鳳凰網財經)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王耀武以勤勉好學而著稱 。(人民網)

    王耀武很會做人,對上司、同僚乃至下級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歡喜。他時常找下屬軍官個別談話,因而對手下的個人情況十分清楚,部下有請求的時候,他都會盡力幫忙寫介紹信、送津貼。在國民黨官場上,王耀武的公關手段更是出類拔萃,對上打點周到自不待言,連對一些高官身邊的親信甚至門房嘍啰都不怠慢,這些人不但會為他適時美言,一個更為實際的好處是保證了他有直達上聽的順暢渠道。 (鳳凰網歷史)

    在國民黨軍界,王耀武會做生意是出了名的,他早年的店員經歷,培養了他敏銳的商人意識 。

    王耀武平時為人謙遜隨和,在生活作風上也很有軍人本色,與發妻相敬如賓,忠貞不渝。 (青島新聞網)

    查看更多>>



    日軍侵華期間,他們不畏生死,殺敵雪恥、百般血戰、鍛造鋼軍、血灑疆場、揚我國威、勇敢參加重大正面戰役,轉戰大江南北,以澎湃的衛國情操,靈便的戰術運用,為祖國立下赫赫戰果,讓后人膜拜。

    av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