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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

    屈原

    (戰國末期楚國辭賦家)
    本名:
    屈平
    別稱:
    正則
    字號:
    原,靈均
    人物簡介:
    屈原,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被譽為“中華詩祖”、“辭賦之祖”。他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屈原也是楚國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吳起之后,在楚國另一個主張變法的就是屈原。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毀謗,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憤交加,懷石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屈原參與事件/話題
    本名
    屈平
    別稱
    正則
    字號
    原,靈均
    所處時代
    戰國末期
    民族族群
    華夏族
    出生地
    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
    出生時間
    約公元前340年
    去世時間
    公元前278年
    主要作品
    《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
    主要成就
    創立楚辭
    身份
    詩人、政治家
    品性
    高潔、正直
    信仰
    黃老之學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 ,到來年的正月初七日,屈原一周歲,居樂平里。
     
      周顯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屈原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的時間。
     
      周顯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而十分同情貧窮的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譽。
     
      周顯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屈原出七里峽,游香溪與長江,讀書于昭府,與昭碧霞相愛。
     
      周顯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回故鄉樂平里,與昭碧霞定親。
     
      初露才華
     
      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軍犯境,屈原組織樂平里的青年奮力抗擊,他一方面居高臨下地對青年們進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種戰術,機智果敢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一展其非凡才華。
     
      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應懷王之召出山進京,這一年他在鄂渚為縣丞。
     
      周慎靚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懷王左徒。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齊。
     
      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內政外交工作。五國聯兵攻秦,屈原隨軍而前。
     
      任職高位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識(zhi,四聲),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關于屈原所任楚懷王左徒一職,古今學者多有解釋,現擇其要者而舉之
     
      1、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近現代學者褚斌杰、趙逵夫等人考證,認為后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于令尹。”
     
      2、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記》關于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后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3、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4、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并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于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5、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于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斗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6、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后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鷗說:左徒是太仆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于后世“太仆”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仆”,據《周禮·太仆》載:“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仆’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并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仆’相當”。
     
      8、王一軍說:左徒即楚懷王左司徒。王一軍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現代語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寫。根據《屈平列傳》中的相關記述,屈原所任職務即起草憲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與《周官書》所規定的大小司徒職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為正,左司徒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書》的大小司徒之名稱。
     
      變法改革
     
      周慎靚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變法改革,制訂并出臺各種法令。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繼續進行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斗爭。
     
      周慎靚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進行變法改革,民心沸騰;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讒而見疏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漢北地區為漢水的上游。為了打破 楚、齊聯盟,秦國派張儀賄賂楚國權貴寵臣,又欺騙楚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愿意獻出商、于一帶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極力勸諫,但是楚王不聽,楚懷王聽信張儀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張儀去秦國受地。張儀回秦國后裝病,三個月不見楚使。懷王以為張儀怪他和齊國斷絕關系不夠堅決,又派人去辱罵齊王一通。齊王大怒,斷絕了和楚的合縱,反而和秦國聯合起來了。這時張儀才出面對楚使說:“您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廣袤六里。”六百里變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氣,回來報告楚懷王,懷王大怒,先后兩次興師伐秦,結果都被秦打敗,喪失八萬軍隊,大將軍屈丐、裨將軍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軍俘虜,漢中郡淪陷。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在藍田(今湖北鐘祥西北)大敗。韓、魏趁機偷襲楚國至鄧(今襄樊北),楚國軍隊兵畏懼,從秦國回歸。韓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倉立。孟軻議定在周赧王三年離開齊國。孟軻主張“性善”,勸齊宣王行仁政,勸滕文公行“井田”,均因為迂闊難行,不受兩國采納。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于重金賄賂了靳尚,并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勸諫懷王說:“為什么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于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懷王領悟到被張儀欺騙,出于一時權宜之計起用屈原為齊使,當屈原從齊國回來后馬上便被楚懷王疏遠。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屈原不能參與朝政,極可能通過昭睢等大臣敦懷王合齊。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漢北。秦楚復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
     
      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斗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系惡化,導致了此后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前303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攻楚,聲討楚違背縱約。楚向秦求救,還把太子送到秦國作人質。第二年,楚太子殺了秦大夫逃回楚國。前301年,楚懷王二十八年,秦以此為借口,聯合齊、韓、魏攻楚,殺楚將唐昧,占領了重丘 (今河南泌陽縣東北)。第二年又攻楚,消滅楚軍2萬,又殺楚將景缺。這時,昏庸的懷王才又想起齊楚聯盟的重要,讓太子質于齊以求齊楚聯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這形勢,秦昭王“邀請”懷王在武關(今陜西商縣東)相會。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脅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取十六城。前296年,頃襄王2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前293年,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24萬。秦國于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分析,是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 時間長達16年,在這之間并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
     
      自投汨羅
     
      秦國對楚王的妥協退讓,并不滿足。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于陳城(今河南淮陽縣)”。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于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軼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mǐ)姓,后改姓熊。該姓出自黃帝顓頊系統的祝融氏;羋姓族群從商代遷徙至南方楚地,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省秭歸縣境內)。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7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后期,一直處于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系,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屈原的父親叫伯庸。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丐。屈原楚辭《九章·惜誦》:“忽忘身之賤貧”。很可能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了。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人們更習慣叫屈原而不叫羋原。先秦時期,姓氏有別,姓是有血緣關系的整個部族的共同稱號,氏是某個支系的稱號。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歷法的老話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這句是說太歲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從母體降生了。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碩是正月,夏歷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則說明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這可是個好日子(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歷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玚用周歷推算定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為公元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這四句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東漢王逸在《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今天看來,只是個巧合,原無所謂,可在當時卻認為是一個好兆頭。
     

      文學成就

     
      綜述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作品特點
     
      戰國時代,楚國之風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禱在民間流行。屈原處于巫現甚盛的楚國,豐富的神話傳說與原始的泛神論給他文學創作以充分地滋養,他在巫現甚盛的時代氛圍中,展開自己的詩歌創作,《九歌》就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所寫的偉大光輝的詩篇。
     
      《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這十位包括天神(東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國殤)。就詩的內容說:
     
      其一,既寫了與人關系極為密切的神,如東君(太陽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壽夭之神);又寫了湘君、湘夫人之間美麗真摯的愛情傳說,曲折地反映了表現手法說,或以莊重的筆調,寫神靈的莊嚴偉大;或以婉曲細膩的筆調,寫其復雜的感情;或以悲壯的筆調,寫其為國捐軀的壯烈精神。他們無不神采飛動,栩栩如生。這些詩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豐富的想象力,極生動地描寫了神的活動以及祭祀的場面,寫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過神反映了極為豐富的現實生活,充分表達了人間的希望與悲歡。它有著強烈地藝術魅力。
     
      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寫情節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節較復雜生動,感情的描寫頗為細膩,寫出了較一豐滿的人物形象。
     
      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生動傳神,除了要表現真實的感情以外,從主觀上講,確有幾分信仰者的虔誠。正因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靈寫得莊嚴、肅穆、和善。神是可以為人賜福的,神對人有著豐厚的感情。從神的外貌到心靈,都寫得那么美。讀了《九歌》,使人精神上產生愉悅之感。或者可以說,《九歌》旨在給損傷了心靈的讀者精神以補償,使之愉悅振奮。
     
      屈原楚辭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云,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彩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作品風格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后,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詩人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并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其他成就

     
      思想成就
     
    • 舉賢授能的“美政”思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斗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寧戚的歷史事跡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
     
    • 造為憲令的改革精神
     
      屈原主張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場更為自己的作品所證實。“明于治亂”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必須像當時各國的改革者們那樣,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離騷》中對當時楚國的君主懷王提出要求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驥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清人屈復說:詩中的“壯”指“美政”,“穢”指“穢政”,“度”,指舊的法度。馬茂元亦說:“‘棄穢’,謂揚棄楚國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現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實行美政,揚棄穢政,改革現狀,廢除舊制,并堅定地表示自己要作這次改革的馬前卒、開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場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敘述了他實行改革的具體實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立法兮,屬貞臣而日侯。”他說,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
     
    • 大一統的最終目的
     
      “尚法”、“尚賢”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僅是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兩個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對此《離騷》也有簡要的敘述。《離騷》說:“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說:“昔三后之純粹兮,因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說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抵敬兮,同論道而莫差……”“豈余身之彈殃兮,悲皇輿之敗績。”這些詩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國在戰國七雄逐鹿中原的戰爭中,不致失力,并通過努力獲得全勝,最后統一中國;使楚國國君功追三皇,步武堯舜,取法禹湯,賽過文武,建立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就是一般評論家所說的“大一統”思想。這種“大一統”的理想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
     
      政治成就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于此次的變法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的過于簡略,現人無法窺其全貌,但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拿歸結為六條: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衛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愿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唯才是舉,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齊國的齊桓公(齊威王的父親),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如騖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后,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的直達天庭。
     
      第四,禁朋黨。鑒于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命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題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也要用法律形式來約束了。
     

      人物評價

     
      漢代屈原論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漢代初年至西漢宣帝時期,第二階段為西漢元帝年間至東漢和帝時期,第三階段為東漢安帝時期至東漢末。漢代士人對屈原的論爭體現出漢代學術觀念的變遷:第一階段以黃老之術治國,此階段士人對屈原持肯定態度;第二階段為儒學獨尊時期,此階段揚雄、班固、賈逵等人對屈原持批判態度;第三階段為經學的中衰時代,王逸、應劭、荀悅等人又極力提高屈原地位 。
     
      正面評價
     
      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范,可“與日月爭光”。其后,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并論。他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班固明褒實貶評論屈原辭賦”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評價屈原其人”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他與先前的劉安出現了分歧。關于屈原人格評價問題,他在征引劉安關于可與日月爭光的觀點后說:“斯論似過其真。”班固對屈原展開正面批評。
     
      劉勰的《文心雕龍》,又概括王逸的觀點,寫了《辨騷》一章,除證明屈原作品有異于《風》、《雅》的四點以外,也有同乎經典的四事。
     
      朱熹對《詩經》和《楚辭》極為推崇。他為《楚辭》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詩集傳》。朱熹注《離騷》中“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義至盡也”。如此體會屈原眷戀楚國的思想情感,可謂深入了一層。
     
      梁啟超首推屈原為“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偉大的愛國詩人”,一顆閃耀在“群星麗天的時代”,“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明星”。
     
      聞一多評價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毛澤東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負面評價
     
      班固:“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
     
      楊雄:過于浮、蹈云天。
     

      后世影響

     
      文學創新
     
    • “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繼承并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于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于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后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 新詩體的創作—騷體和新的詩歌樣式
     
      對于楚辭作品來說,它不僅有某些現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兩字頓的節奏外,大量地創造和使用了三字頓的節奏。三字頓節奏的出現,是四言詩可以向五、七言轉化的契機。因此可以說,楚辭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詩歌作品,在它參差不齊的各種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詩的胚模,給后人以無窮的啟發。另外,楚辭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這種詩歌形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于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復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于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也突出地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
     
    • 《楚辭》開浪漫主義先河
     
      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云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文學精神
     
    • 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后世文學創作的影響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
     
    • 屈原文學作品中的愛國精神對后世的影響
     
      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斗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
     
      漢初賈誼在政治斗爭失敗后,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賦》,一方面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一方面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史記》是一部歷史散文著作,它寄托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兩漢以后,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唐代的偉大詩人李白是景慕屈原的人。李白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是屈原創作的繼承與發展。
     
      另外,我國歷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斗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斗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我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史書記載

     
      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
     
      宗懔《荊楚歲時記》
     
      賈誼《吊屈原賦》
     
      劉安《離騷傳》
     
      《史記·屈原列傳》開篇寫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鑿鑿地明說了屈原是楚國王族出身,屬于王族參政,對楚王也是抱著同根同祖的心思來輔佐。王族參政向來有高壓線,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遷,稍有閃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難言。遠者如屈原,近者如恭親王奕等,概莫能外。
     

      后世紀念

     
      宋玉悼詞
     
      屈原死后,當時社會不少人都不認可他,就像司馬遷說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個為屈原寫悼詞的人。“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眾,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從悼詞中宋玉表達了對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辭賦上學習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礎上對楚辭進行了發展,所以在當時人們將宋玉稱作是繼屈原以后最偉大的辭賦家。
     
      屈原祠堂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15年(公元820年),與重慶
     
      的張飛廟、白鶴梁、石寶寨一起成為三峽庫區文物搬遷復建的四大單體建筑。屈原祠占地2萬多平方米,投資5000多萬元,是三峽湖北庫區規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復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結構,繼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傳統工藝。
     
      屈原祠內共分12個展覽陳列廳,分別為前殿、南北陳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歷代詩人贊頌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廳)。秭歸屈原祠,記錄了一代又一代屈鄉兒女緬懷先賢的動人事跡,也保存了屈原祠風雨滄桑的歷史過程及其古風遺韻。
     
      屈原故里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鳳凰山景區定名為“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區”,規劃占地面積500畝,建筑內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廣場為主的屈原紀念景區,以巨型屈原雕塑為主的主題雕塑景區,屈原文化藝術中心,同時建設以三峽民居集錦園、三峽瀕危植物園、濱水景觀帶等。
     
      屈原墓園
     
      屈原墓一共有兩處,一處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鳳凰山屈原故里景區內。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976年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時搬遷到秭歸老縣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峽工程興建,湖北省文物部門決定將其復建到鳳凰山上,以恢復其歷史原貌 。
     
      另一處位于湖南汨羅市城北玉笥山東5公里處的汨羅山頂。因在2公里范圍內有12個高大的墓冢,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閭大夫墓”或“楚三閭大夫墓”石碑,相傳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園附近有3座規模頗大的寺廟,分別是保緣寺、普濟寺和普德大廟 。
     
      端午佳節
     
      端午節(Dragon Boat Festival)為每年農歷五月初五,又稱端陽節。
     
      端午節起源于中國,最初是中國人民祛病防疫的節日,吳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農歷五月初五以龍舟競渡形式舉行部落圖騰祭祀的習俗;后因詩人屈原在這一天死去,便成了中國漢族人民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部分地區也有紀念伍子胥、曹娥等說法。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屈原,是春秋時期楚懷王的大臣。他倡導舉賢授能,富國強兵,力主聯齊抗秦,遭到貴族子蘭等人的強烈反對,屈原遭饞去職,被趕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寫下了憂國憂民的《離騷》、《天問》、《九歌》等不朽詩篇,獨具風貌,影響深遠(因而,端午節也稱詩人節)。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國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終不忍舍棄自己的祖國,于五月五日,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之后,抱石投汨羅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
     
      傳說屈原死后,楚國百姓哀痛異常,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漁夫們劃起船只,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真身。有位漁夫拿出為屈原準備的飯團、雞蛋等食物,“撲通、撲通”地丟進江里,說是讓魚龍蝦蟹吃飽了,就不會去咬屈大夫的身體了。人們見后紛紛仿效。一位老醫師則拿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里,說是要藥暈蛟龍水獸,以免傷害屈大夫。后來為怕飯團為蛟龍所食,人們想出用楝樹葉包飯,外纏彩絲,發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龍舟競渡、吃粽子、喝雄黃酒的風俗;以此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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